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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843年财富分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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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883年财富分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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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一次仅限于中产阶级收入情况且分类更加细致的统计分析中，一些新的趋势显露了出来，尤为明显的是土地收入的降低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固定工资收入的上升（见表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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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891—1892年和1904—1905年应纳税收入比较 单位：百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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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统计对象限于年收入超过150英镑，即超过个人所得税征税点的中产阶级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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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谨慎地来看待这些数据。维多利亚时期的纳税人都是自己估定应征税财产的价值，对于个人收入也总是习惯性地过低估计，一些雇主还会刻意将工资缩减到一年149英镑，刚好低于起征点1英镑。欺骗财政部、偷税漏税的金额在中产阶级这个层次还相对较低。伦敦一位很有名的律师曾建议一个客户把本应向税务局缴纳税款的2000英镑支票给撕毁，理由是税务局对这笔欠款并不知晓，而且拖欠税款的事情一旦败露会引来非常大的麻烦。[15]良心有时候会让人内疚不已，因此报刊的个人专栏部分常常会对某位匿名补交了税款的良心发现的纳税人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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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个人诚信问题不谈，上述一系列数字显示出了不同社会地位间个人收入的明显差异。我们从另外一份（难得幸存下来的）迪韦齐斯区19世纪中叶的所得税申报表资料中，便能看出差异形成的具体情况：被免税的人中有托马斯·摩尔（1779—1852）。这位“绅士”兼拜伦传记的作者还称自己为“诗人”。他的年收入一栏显示为100英镑，与普通律师的书记员收入相当；此外，还有一名外科医生也称自己的年收入从未超过125英镑；其他被免税的还有年收入介于50英镑—100英镑的各类教师和一位副牧师。比较来看，啤酒屋业主的年收入为40英镑—90英镑，铁匠为40英镑—80英镑，屠夫为120英镑—160英镑；而稳居中产阶级之列的，包括一名银行经理、一名律师、一名土木工程师、一名报纸经营者、一名啤酒酿造商以及几个建筑商和收入在150英镑—600英镑的不同行业的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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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经济收入，最显著的差异存在于那些收入情况依赖商业大环境和完全靠固定工资过活的人之间，虽然后者也可能因为经济衰退而一分钱也拿不到。不过，文职公务员以及在邮局、铁路公司、银行、一些金融机构和地方当局就职的白领工作者却是有固定工资保障的，而且还有固定的晋升机制，以保证工作勤奋者能够不断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从商者能有机会赚得更多，但即使是再兢兢业业的人也总免不了被经济浪潮所席卷——迪韦齐斯的一个丝绸制造商在10年内的收入情况便经受了介于169英镑和400英镑之间的大涨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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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永久性的稳定收入绝非易事，米考伯先生就深知其中的艰难。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以及应对市场波动保持收入平稳的能力是生存的关键。这两点都在一个叫纳撒尼尔·尼的人身上得到了体现。此人在1852—1855年间从事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年收入为87英镑；1855—1857年间从事文职工作，年收入为73英镑；1857—1860年间做起了旅游推销以及婴儿用品的经销和批发，年平均收入于是变成了140英镑。[16]很大一部分的中产阶级都会经历职业的变动和收入情况的变化，但这些改变并不总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不论处于何种阶层，那些不可控制不可预见的诸如经济衰退、疾病、受伤、被解雇之类的突发状况都会让人们难以招架。公司削减薪水或者工厂解雇人手，很快便让当地的商店店主叫苦连天。劳动力冗余和裁员危机也是一直困扰中产阶级的问题。在苏格兰的各家银行开始裁减过度招入的员工后，许许多多的失业员工只好被迫移民到加拿大，而培训学校对教师岗位需求的过高估计也导致了1910年和1911年小学教师过剩的问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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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相信特罗洛普的读者们应该比较熟知，有的人注定会被他们性格中的一些致命缺陷所压垮。埃德温·詹姆斯是一名律师的儿子，他自己也是堂堂的皇室法律顾问（他是帕尔默案的检察官）以及马里波恩的下院议员，而挥霍无度的性格最终将他彻底毁掉。作为伦敦中产阶层专业人士的中坚分子，他在蓓尔美尔街有自己的住所，旁边就是他创办的俱乐部“布鲁克族”。但他虚荣的“大手笔”却胜过了他的赚钱能力。1861年，背负10万英镑债务的他逃离了英国。后来在纽约他拿到了美国律师协会的职业认证，然而在1872年回到英国时，却发现由于曾经的负债潜逃，自己已经被永远地排除在了律师行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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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撒尼尔·尼和詹姆斯代表了中产阶级的两个极端，但他们都同样地依赖于市场力量。如果前者无法卖出足够多的货物，或者当詹姆斯的收入跟不上他支出的步伐，他们便会陷入困境。勤俭节约可以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人们带来一些希望，但货币市场的反复无常甚至冷酷无情，却是超过了人们所能招架的范围。1835年和1845—1846年间的铁路股票泡沫危机（1998年的互联网泡沫危机与此如出一辙）开始让中产阶级投资者认识到货币市场的巨大风险。1866年，一系列企业、商家的连续倒闭，再一次敲响了警钟：奥弗伦格尼银行负债1000万英镑，皮托贝茨铁路承包商负债400万英镑，英国联合股份银行负债80万英镑，并相继宣布破产。英国联合股份银行是由英格兰东南部一些较小银行合并而来，其伯恩默斯市的储户中有不少都是投机性的建筑商。[18]货币市场稍有变故，其企业运转便会陷入危境，他们和他们的下级承建商自然就会面临亏损甚至是破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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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到前一代人，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克兰福德》（1863）中所描绘的悲惨境况肯定也只是银行倒闭所酿成的成千上万的个人悲剧中的一例。詹金斯·玛蒂尔达小姐（“玛蒂”）是一位慷慨善良的姑娘，在“城郡银行”拥有一些股份。但她在一夜之间便一贫如洗，如她所说，那些同样攥着银行票据的人都一样，手中的票据已经一文不值。先前还算体面的贫穷生活已经被极度的赤贫所取代，好在在朋友的帮助下，她还可以靠卖茶叶为生。若不是朋友的帮助，她肯定会更惨：“她家中的饭厅不得不被改造成一间商店，任何可能让人觉得有失体面的东西都会被处理掉……”与今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政府对于这种不幸事件完全不管不顾。奥弗伦格尼银行在面临破产危机的时候，英国央行坚决拒绝对其进行扶持。如果那样做的话，银行就得挽救其他管理不善或者遭遇不幸的银行。像玛蒂这样的储户和投资者也必须打理好自己的事情；储蓄有风险，即便在鼓励节俭的时代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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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韦齐斯的中产阶级纳税人比他们的邻居在食物上投入了更多的金钱，因此也变得更为强壮和健康。1864年，英国医学协会会长在讲到“营养情况良好的中高阶级以及营养情况欠佳甚至糟糕的劳工阶级”时，其实也就是再次提出了那个众所周知的低层人口的健康问题。“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他指出说，“因为还存在着地域差异”。西部地区的劳动者收入甚微，他们平均一周只能吃到一磅肉；而收入较高的约克郡纺织工人一周能吃到七磅肉。但是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所吃的远远低于必需食物摄入量的普遍原则，而该原则坚称，养家糊口的一家之主需要最多的营养摄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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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所吃的食物以及吃这些食物的频率，决定了他们的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19世纪80年代中期，专业人士阶级的死亡率为22‰，工匠的死亡率是71‰。婴儿死亡率的数字更是凸显了饮食情况和存活几率之间的关系。中产阶级家庭中，每1000名儿童中有59个在5岁前死亡，而在工人阶级中则有110个。中产阶级的寿命要长些，每1000个专业人士中有158人活过60岁，工人阶级中则有63人。社会地理的影响力在统计生存几率的时候便显现出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格拉斯哥，凯尔文赛德地区中产阶级的婴儿死亡率是8‰，而居住在考沃开登斯地区廉价公寓里的工人阶级，其婴儿死亡率则达到了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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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统计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让中产阶级人士，尤其是从事医药工作的中产阶级人士有了极大的忧虑，同时也督促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行动的结果还是比较令人宽慰的，下层阶级的健康状况开始好转，尽管在关于好转的速度和程度的看法上存有分歧。1886年，商业律师兼统计学家的利昂·李维教授在回顾五十多年中取得的进步时，表达出了一种乐观人士的普遍看法，他说：“广大劳动者在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个人素质都已经得到了很大提升，他们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健康、更加强壮。”[21]让19世纪40年代那个“饥荒群体”在惨淡阴霾的岁月中绝对想象不到的是，资本主义终于开始为所有人的利益而服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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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体质和健康状况的差异依然存在，一些人认为这种差异的程度还在继续加深。1899年，根据军医发布的体检结果，新兵队伍中存在各种各样体质不达标的情况，于是有1/4到1/3的新兵遭到了退役。这些体质不达标的人，年龄几乎在17—25岁；从职业角度的分析结果来看，技术工人和公务人员中有36％的人体质不达标；“商店店员和文职人员”中有34％不达标，非技术劳工有33％的人不达标，学生和“专业人士”中有28％的人不达标，而所有体质不达标的人中，有21％的人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体质检测还详细列出了40个不准许入伍的临床原因，其中最常见的是身高、胸围或体重的不达标（11％），然后是视力缺陷（4％）和牙齿脱落或腐烂（2.5％）。[22]饮食上的不足加之医疗防护意识的缺乏，正严重影响着贫困人群的体质和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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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足和挥之不去的疾病都植根于童年时期。20世纪初在爱丁堡进行的一项调查将来自布伦兹菲尔德和卡诺盖特两地的孩子进行了对比。布伦兹菲尔德有90％的家庭住房都有三间或以上的卧室，而在卡诺盖特，这个数值还不到25％。布伦兹菲尔德地区中高层工人阶级的男孩女孩们自小摄取的营养更为丰富，相较于卡诺盖特地区（这个地区的居民常常被校医们形容为“孱弱无能”）的同龄孩子，他们脸颊更加红润，个头儿更高，身体也更强壮。等长到15岁时，布伦兹菲尔德的男孩要比卡诺盖特的男孩重上几乎5磅，而女孩儿更是要重上12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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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差异让人们感到困惑甚至是费解，因为之前的60年里明明有着大量的廉价食品，通货膨胀也是微乎其微。可以说，自由贸易没有辜负其支持者的厚望。工业化的英国除了能够养活本国人口，还能顺带养活作为其交通系统基础的数以万计的马匹。除了有大量的产品出口为购买这些食物赚足了钱，英国自身的农业和技术的发展也进一步实现了食物的充裕和品种的丰富。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通过海洋运输，大量来自北美大草原的粮食和谷物，以及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阿根廷的冷冻罐装肉类被运入国内。罐装食品和加工食品出现在杂货店的货架上，且价格低廉，就连最穷的人也吃得起。19世纪90年代，一罐沙丁鱼的售价仅为两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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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采购在各个阶级的家庭预算中都是最大的一笔开销。1901年的一项对比性分析研究记录显示：有这么一位年薪180英镑、雇有两名佣人的已婚公务员，其家庭一年的食物开销为160英镑，另外还有20英镑用在了买酒上，包括54瓶威士忌（8英镑2先令）和108瓶红葡萄酒（6英镑15先令）；另一位在伦敦律师事务所做出纳员的下层中产阶级人士，其家庭成员包括妻子和两个孩子，年收入为160英镑，他家的食物开销为每年47英镑9先令；还一个技艺娴熟需要养活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技术工人，他每年的收入是90英镑，其家庭食物开销为32英镑12先令6便士。[24]出纳员和技术工人都不怎么买酒，要是他们也经常买酒喝，肯定很快就会背上债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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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出纳员和技术工人都可谓幸运人士，因为他们都有个持家有方，很会搜寻特价品和便宜货的妻子。出纳员的妻子总是在大一些的商店买食品杂货，一次多买一些，囤起来慢慢使用，这样从价格上也就能省下不少。她的丈夫会在乘火车回家之前赶到价格相对更低的伦敦肉类市场买一些新西兰羊肉，而这位主妇就有能力让一个8磅重的羊腿（四先令）吃上三天：第一天，配上一些蔬菜来做烤羊腿；第二天，搭配着沙拉做成冷盘；第三天，用没吃完的羊肉做出肉末土豆泥。技术工人的妻子也同样在逛市场买东西时仔细盘算，即使买便宜食品的地方离得很远，她“温顺听话”的丈夫也很乐意从那里把大袋的食物扛回家。伦敦露天街头市场只能使用现金购物，那里的食品价格通常只有商店的一半或者2/3。这位技术工人的妻子能够保证买到的牛肉或者羊肉的价格在每磅3便士到6便士之间（不同部位的肉价格不同），鱼也是不超过6便士，以及每磅2便士的进口西红柿。同她的下层中产阶层女同胞一样，这位家庭主妇也能够让一大块牛肉或者羊肉持续吃上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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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最最贫穷的人们，这样的省钱购物法就与他们无缘了。他们是吃一天买一天的食物，而且掰着手指能少买就少买。然而这样一便士一便士地买东西，最后算下来其实比那种大批量购买食物的方式要更费钱得多。另外，他们都是捡最便宜的东西买，而按医生的话来说，最便宜的食物往往是最没有营养的食物。在世纪之交出版的医学期刊中，医生们还对工人阶级偏爱精白面包、不喜欢口感粗糙的全麦面包的饮食习惯做了严厉的批评。此外也有不少文章提醒人们要注意加工食品和罐装食品中的有害细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