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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位政治人物体现出了植根于惊慌中的极端主义，他们是林肯郡的托利党国会议员查尔斯·德·沃尔多·拉特·西布索普上校，伯明翰的自由党成员约翰·布赖特以及诺丁汉的议员费格斯·奥康纳。西布索普有着与其年龄不相符合的处事方式，他把自己的大量精力都用在了反对铁路建设和谴责商业至上的中产阶级。有位中产阶级的人士曾毁掉了他挚爱的农村田园风光，另一位圣公会的乡绅教徒则在逐步瓦解他这一类人的权威和权利。布赖特则是想推翻西布索普及其所代表的人群，认为上帝指示了他要惩戒贵族，推翻英国国教并把整个国家交付到有实力有能力的中产阶级手中。1848年，布赖特指责一些狩猎法规的不合理，西布索普于是挺身而出，以保护他所代表的贵族阶级。他挥舞着自己标志性的小型带柄眼镜说：“贵格派的纺织商知道任何种类的绅士运动吗？不能！因为他连‘猎犬和猪’都分不清楚！”[8]贵族成员们都很高兴。通常，西布索普的讲话在任何时候都能让他们感到高兴，尽管很少有人真把他的话当回事儿。新的讽刺杂志《潘趣》也是有意无意地以模仿他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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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布赖特发生直接冲突的一个月之后，这位上校又把注意点转移到了工人阶级公民权利的保护者费格斯·奥康纳的身上。奥康纳是宪章运动的煽动者，倡导政治革命，刚向国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表达了“一人一票”的要求，并附上了包括西布索普在内的多达五百万人的签名，其中大多数签名都是伪造的，包括西布索普的。请愿得到了肯宁顿一场大规模集会的支持，后者还预先计划好了武装暴动。伦敦市民做好了街头巷战的准备，曾在半岛作战的老兵西布索普也嗅到了血的味道。抗议失败之后，他表示非常“失望”。在下议院的休息室，当听到奥康纳如释重负地说“幸好宪章运动者们没有跨过泰晤士河”之后，他忍不住插话并大吼道：自己对此感到非常惋惜，因为“你本来可以见识到世间最勇猛的死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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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布索普、布莱特和奥康纳是他们各自阶级中比较极端的代表，扮演了那个短暂的时代舞台上的三个角色。他们扭曲并夸大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紧张态势，仿佛国家已经完全分裂成三个敌对的无法融合的阶层。这一点在迪斯雷利的《西比尔》（1845）和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1848）等以两极分化的工业化北半球为背景的小说中屡次被提及，其展示出的状态也就是迪斯雷利所说的广为人知的“两种国民”，即富人和穷人之间“没有任何交往没有任何共通性，对于对方的习惯、思想和情感一无所知，就好像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地区，甚至是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碰撞似乎不可避免，《西比尔》中戏剧性的高潮部分就是一例典型：一些穷人（“一伙肮脏的船员”）扫荡了一座城堡，洗劫了它的酒窖然后放火烧毁了城堡，但在关键时刻被当地的自由民驱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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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和偷来的酒水的煽动下四处抢劫的暴徒，成了资产阶级的噩梦。对于迪斯雷利的部分读者来说，莫布雷城堡的被毁几乎是真实可信的，尤其是鉴于报纸上关于1839年在蒙默斯郡新港的宪章主义者起义以及1842年秋蔓延到西北地区的暴力事件的报道。对于体面的旅游者来说，要是在旅行途中看到几个营的步兵和成批的火炮在尤斯顿集中准备乘火车赶往曼彻斯特的情景，一定会惊恐不安，尤其是看到一旁的工人阶级围观者还对着社会秩序和个人财产的维护者发出嘘声和嘲讽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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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秩序和财产似乎都处境危险。1840年，奥德姆的纺织工人每人出了一便士来听一场由一个刚从巴黎赶来的社会主义者进行的“中产阶级濒临毁灭”的讲座。[10]两年之后，一份支持宪章运动的报纸兴高采烈地报道了沃尔弗汉普顿的“中产阶级和店主”在警察、龙骑兵和炮兵涌进他们的市镇以保护他们免受罢工矿工袭击的时候，全都陷入“极度的惊恐”。不过，他们的恐惧很快就烟消云散：一些矿工被这场力量和意志力的表演所震慑，顾不上自己对行军队形造成的破坏，而向那些“体面的”人士“摇首乞怜”。[11]这让工人中的好战分子十分厌恶。每次宪章运动者的暴力行动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政府总是有足够的兵力来对付这些地方性的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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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事件既让宪章运动者感到沮丧，也让他们开始惧怕那些强势的力量。宪章运动总的目标是要重新修订宪法，直至工人阶级的声音也能在政府机构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旦工人阶级也能占据下议院中的席位，那么就有可能推翻《济贫法》，为所有人带来就业保障和经济保障。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宪章运动者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没有达成一致。站在奥康纳这一边的人认为他们可以用武力抗争来使对手屈服，而其他人则认为文雅的示威游行并呼吁理性和公平的裁断，会让统治者们感到工人阶级也能拥有投票权，也能明智地行使这个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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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几率很低，因为宪章运动引发了骚乱，还提出需要革命的言论。举个例子，一个生活安逸的富人，凭什么就会相信一个宪章运动的领导人所预言的即将到来的“末日灾难”，尤其还是在1848年肯宁顿工人起义被镇压之后？“有钱有地的贵族正进行着抵抗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最后挣扎，资本家和土地拥有者正抵抗着商店老板、农民和工人。”下层中产阶级人士开始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并开始向工人阶级靠拢，就像巴黎的中产阶级不久之前的转变一样。[12]这样就彻底改变了事态：六周之前，伦敦的商店店主还跟着中产阶级的其他人士集中到警察局并加入了特殊警员的队伍以保卫城市，抵抗宪章运动暴民；换成是巴黎的中产阶级，要是看到工人的队伍一路粉碎路障大步前进，他们肯定会欢呼叫好。在短短几年内，宪章运动就归于平寂了，他们的报纸也不再有任何能提供给工人阶级的报道，剩下的只有关于移民的建议。那些留下来的人重新把他们的热情和精力转到了合作化运动和工会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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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贸易疲软”的“困难时期”的垂死挣扎，换句话说，“困难时期”即是生产力超过了消费能力的时期。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指出，如果能有大量的廉价的进口食物，那么贸易繁荣与衰退的循环链条就可能得以破坏。劳工成本就能得以稳定，而英国本土的商品就能在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赚到比进口食物所消费的更多的钱。关于国家经济发展的这个公式由成立于1839年的反谷物法联盟提出。布赖特和理查德·科布登共同领导这个联盟。后者是一位幸福地照管着苏塞克斯郡一处农场的印花布印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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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谷物法》不仅仅只是经济共识。对于科布登、布赖特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来说，这项法案更是象征了贵族阶级一直以来享有的特权，唯有将其废除才能真正表明中产阶级的崛起。因此反谷物法联盟的姿态和语言都是很有战斗性的。保守党保护主义者和一般意义的贵族被讽刺为哑剧表演中的坏蛋，狡猾、唯利是图，一心一意想要阻断人们走上通向国家繁荣的道路。反谷物法联盟于1845年宣布，“贵族和拥有土地的大老板”将迎来同“商业和工业阶级”的殊死斗争。[13]这个联盟由工业家资助，拉拢了不少专业人士、零售商、批发商等坚信其命运会通过自由贸易而得到改善的人（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联盟对议员和媒体进行游说，散发各种宣传小册子并把宣传者派往全国各地。在农村地区他们不受欢迎，不过他们也通过向农民保证会终止狩猎法规来尽力争取他们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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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受到“黄金时代已近在咫尺”的诱惑，联盟的许多歌曲唱的都是他们所期待的美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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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时光即将到来，小伙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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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好时光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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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自由贸易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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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宇宙间的普遍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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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日可待的好时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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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寸土地都和平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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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发展也更加富有生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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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声称这些都是故意含糊其辞的话，警告工人不要被联盟的宣传语所蒙蔽。“‘高工资’、‘便宜的面包’和‘足够的工作’都是老板们张口即来的惯用语，为的是让劳工屈服于反复无常的资本家。”当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忍饥挨饿或者依照卖身契的规定为其雇主的腰包拼命工作”时，他们离苦日子也就不远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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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政府废除了《谷物法》，在这一过程中，托利党内部有了分歧。西布索普大骂变节者为“鼠辈”，其中还包括了格拉德斯通，他当时刚刚踏上通向激进自由主义的政治路途。反谷物法联盟最终获胜，或者说他们自认为取得了胜利。实际结果就是对1832年《改革法》的重新制定。其间，地主阶级只是向中产阶级的意见做出了让步，并没有危害到长期以来保证其自身影响力的地位。他们的地位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布赖特和科布登也是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贵族们所保有的地位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无法被忽略，布赖特在之后的30年中也一直竭力对其谴责。年轻的激进派大律师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在考察了1863年的政治状况后撰写了关于“我们的贵族统治者们”的文章。[16]文章指出，让和他一样信念的人感到失望的是，中产阶级选民在总体上对这样的权力分配是感到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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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谷物法》被废除一年之后，《十小时工时法》获得通过。科布登和布赖特对这一违背无干涉主义信条的法案愤怒不已。科布登讽刺说，工人们谁要是觉得车间里的条件不让人愉悦，那就移民好了。卡尔·马克思则挖苦地指出，对工作时长的限制，是贵族们因《谷物法》的废除而对制造商们采取的报复性举措。这样针锋相对的评论似乎支持了他“阶级注定对立”理论的形成以及发展。拥有土地的贵族会逐渐让位于中产阶级，当后者愈加富裕之时，他们便会揽获权力。反过来，中产阶级也会和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相冲突，冲突的结果则很可能是资本主义的消亡，这由其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工人阶级将最终掌权，并建立一个能够带来永久性繁荣与满足的公正的社会体系。这个预测同时指出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经历的一切还会在其他发展中的工业社会中发生。这10年在英国历史上是一次畸变，但是马克思从中推导的理论对整个现代社会都有长远的影响，直到20世纪末欧洲共产主义政权的相继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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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迪斯雷利和盖斯凯尔夫人一样，马克思也对19世纪40年代人们所提出的议题和所发生的事件有所曲解。他们各自都假想了一个决然分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三股势力为了生存与霸权而相互厮杀。这只是一个融合了刻板印象的朴素的观点，是个人经历和阅历的泛化。冷酷无情的制造商只关心利益得失，只一味地剥削压榨那些在地狱式的工厂里勤苦劳作却收入微薄忍饥挨饿的工人——如此这般的刻板印象深深植根于民众意识里。那样的制造商确实存在，但是还有很多如同父母一样的雇主，他们为雇员提供各种便利设施，比如职工的公共浴室和操作员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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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企业规模都比较小，平均雇用10—20名员工。老板也不是遥不可及的神一样的威严人物。乔治·霍利约克曾于19世纪40年代在伯明翰铸造厂工作，他是这样回忆厂里的三位合资老板的：三人之中，塞缪尔·史密斯是一位论派教徒，也是“爱好和平的绅士”，他亲切地同工人们说话并在贸易疲软时期工人工资下滑的时候偷偷预支他们一些薪水。蒂莫西·霍克斯是卫理公会教徒，同样也是一位慷慨善良的老板。他还曾经每天去探望一位在生产事故中严重受伤的工人，而且经常都是带着礼物去的。相比之下，威廉·霍克斯就非常专横、吝啬，同工人说话时严厉刺耳。[17]作为出口需求量很大的蒸汽发动机的零件制造商，他们肯定是非常赞成贸易自由的，而作为人道的基督徒，前两人也会对一些贫济院中的残酷压榨而深感厌恶，并支持当时许多人提出的对其进行调查和处理的要求。这两人应该还会对改善工人阶级道德和身体健康状况的议案表示支持，兴许还会为其投上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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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产阶级的刻板印象会在近距离的观察之后消除，而对工人阶级的刻板印象也是如此。那些在霍利约克手下工作的技艺娴熟的技术工人所拿到的工资要比普通劳工的多很多。在矿区工作的监工、工程师和技工能拿到20—30先令的周薪，是普通劳工周薪的两倍，妇女和儿童的三倍。在1860年的兰开夏郡，铸造工人和制作模具的工人甚至一周能拿到30—40先令，矿工是一周18—25先令，而非技术性的普通劳工只有14—18先令。那些收入较低的工人还需要依靠妻子和孩子的工作来补贴家用，以达到当时30先令的最低家庭支出标准（以一对夫妻和三个小孩的家庭来计算）。[18]收入上的差别将工人阶级划分出不同的层次，就像其给中产阶级做出的划分一样。如果按比例来看，火车司机同清洁工收入的差别与皇室法律顾问和省级律师的书记员之间工资的差别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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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并不是迪斯雷利“两种国民”中所描述的完全均匀的贫穷，也不是紧凑密集的三个层次的贫穷，它有着自身清晰的分层，就像中产阶级的等级体系一样，包含了不同的世界观、抱负、性格、消费方式和道德准则。洛锡安哈丁顿一个名叫凯瑟琳·巴克斯特的寡妇，在1858年遭到了指控，因其朝一家酒馆猛扔石头并砸了人家的大门，还当街叫骂，并挑起了一家烟草店内部的争执。法官发现她在过去的9年中多次因类似情况而被定罪。[19]这是迪斯雷利定义的“穷人”和马克思定义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而某个工会的领导人乔治·里克斯也同样是其中的一员。1880年，里克斯还督促他的工会成员们要“团结一致，互利互助，听从工会指挥，关注最新资讯，知识就是力量”，“远离烟草和酒精，投身阅读、思考和求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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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情貌最精确的描绘要数漫画家乔治·克鲁克尚克用锥形的蜂窝来表现英国社会的一幅漫画作品。[21]这幅创作于1840年的作品，描绘了一种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的景象：每一层的男男女女都在辛勤地工作，通过自己的大脑和双手来创造共同的繁荣。这幅作品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它不仅给出了一个贴切的形象，更显示了工会成员们真实的心态，以至于19世纪50年代的伦敦工会也选择以“蜂巢”来命名他们自己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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