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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政治要求国会议员多同选民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常常在例会上发表演说，并由当地媒体详尽地报道出来以让公众时刻记住自己的政治立场。1886年，伦敦南部的托利党国会议员指控自由党“减少酒吧营业时间”的提案是对“当地自由的破坏”。1911年，在诺伍德召开一系列会议期间，保守党人士谴责了《爱尔兰自治条例》以及《国家保险法案》，并预言对上议院的调整将会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引发不安和动荡。[8]议员们同时强调了政党的纪律性，对出勤率低的议员不再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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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党组织通常能够反映当地的等级体系。19世纪80年代，南部伦敦保守党协会的领导人多为职业男性，其中包括一名皇室法律顾问（给党内基金捐了5个几尼）、两名建筑师和一名土木工程师。通常，协会还会给酒馆老板留一席之地，以显示持照经营者和保守党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性以及政党绝对不能脱离社会这一道理。为了吸纳更多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伦敦南部的托利党将每年的党费从五先令降为了一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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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通过娱乐活动来巩固党内团结。19世纪末，350名格洛斯特自由党协会成员举行了一场为期两周的允许吸烟的音乐会、一次冬季舞会和一场夏季晚宴。女性党员则组织市集会，提供茶饮并举行一年一度的花园派对。[9]最善于将社交融入政治的非保守党人莫属。政党的社会声望和贵族氛围继续吸引着企图进入上层社会的人，为党内人员提供不少机会去熟悉那些构建了省城和村镇社会上层圈子的郡县巨头、商人和专业人士。普特尔先生可能会这么告诉别人，这些同政党贵族打交道的事情对于一般或高级一些的职员以及他们的妻子而言非常重要。当他自己（作为伦敦贸易和商业的代表）偕同妻子一起受市长大人之邀参加在市政厅举行的舞会时，夫妇俩都感到心花怒放；而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名字没有在当地报纸的相关报道中出现在客人名单里头时，又有些怫然不悦。而那些来自苏格兰的“普特尔”们则要幸运多了。他们和妻子的名字在1880年2月关于爱丁堡西区保守党会议的报道中出现。那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一个有关勃朗峰登顶的讲座；而两周后，他们又高兴地出席了一个“垃圾的化学效应”的演说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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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一些的省级城市，人们对保守党依然非常支持，这对保守党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威尔特郡的富裕人士（主要是农民）仍对乡绅和牧师的派对非常憧憬，那些“文雅人士”亦是如此。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每一个酒吧间”都在卖力地为托利党做宣传。[11]1887年，饮酒人的政党为其南部伦敦保守党协会的150名会员创造了一个欢乐之夜，给会员们提供了在斯坦利爵士酒吧举行的不禁烟售票音乐会。[12]托利党人巧妙地通过有营业执照的保守党和联合主义者的俱乐部将政治与深入人心的男性联谊传统娱乐联系起来，以实现争取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选民的目的。这些选民也颇为党派的阳刚、男性气质所吸引，这些都是根植于酒馆文化的东西并总与赛车和足球紧密相关。[13]尽管有罗斯伯里勋爵在跑马场的成功，自由党人还是被普遍认为与体育绝缘、对体育有着清教徒式的厌恶情绪。[14]托利党时常提醒自己的选民，他们的党派在捍卫着他们的生活乐趣，保证其不被自由党的条条框框以及他们喊着“喝一口就将入地狱”的禁酒主义同盟所侵害。1905年关于工人对酒馆的幻想的虚构就很好地描述了这一切：“我会坐下来喝我的啤酒抽我的烟斗，谈天说地习笑风生，就像国王那般高兴。没有任何人以任何权利来干涉我……”[15]店主和那些店员也会对此非常赞同；普特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也应该会非常享受地在周末漫步后来杯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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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工人阶级则更关心工作而不是酒杯，因为国家正从经济衰退中复苏。此前的30年中，经济断断续续地增长，繁荣与衰退不断交替。对进口食品的限制曾一度影响本国农业；土地产出的税收收入从1881年的6900万英镑跌至1899年的5300万英镑。卡迪根郡人口因不断有全家人移民到工业化的南威尔士或者美国而不断减少，这一情形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逐渐好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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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的需求和激烈的外国竞争导致厂商开始靠裁员减薪来削减生产成本。旧时的紧张局面再度出现，1878年兰开夏郡纺织工人的工资被下调5％后，戏剧化的情节再度上演。一场持续了8周的罢工演变为暴力：暴徒全副武装，拿着锄头、锉刀、棍子、斧子和辣椒袋来殴打雇主、对抗警察。有一个暴徒冲进一个磨坊主家中，因其全家负隅抵抗并企图逃跑，暴徒性侵犯了女仆并将房子付之一炬。直到一队轻骑兵赶到驱散了人群骚乱才得以平息。社会底层（普通的工人以及社会无赖）被指应该为此次暴力负责，而其来年的工资再度遭到削减。1880年大选，他们还按照要求将票投给了雇主出身的候选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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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仅仅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还是说一场重新开始的阶级战争的前奏？假如是后者，那么工人阶级已做好了前所未有的准备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过去的30年他们一直以合作化运动和工会制度实践着集体主义。合作化运动是由工薪阶层发起的，因为这符合他们自力更生和节俭节约的一贯作风。工会制度则是另一回事。一方面，工人协会的成员们技术精湛，并且以良好的自制力和对知识的不断追求等崇高的道德准则来赢得社会的尊重。另一方面，工会以团结一致为信条，而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工厂只能雇用工会会员，这使得雇主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传统权利遭到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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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主义是在一个动荡的经济环境中盛行和蔓延开来的。1880年，工会成员人数为75万，而到了1914年则激增至410万，不过其中多是技术欠缺的男女工人。罢工成倍增加且通常伴随着暴力威胁，一些神经紧张的地方治安官因此不断加派武装警察。1896年由砖瓦匠小规模罢工引发了暴乱之后，100名军人被从布里奇沃特调遣至普利茅斯。[18]1910—1913年间，政府甚至需要更多的部队来对付煤矿和铁道工人的全国性罢工。战战兢兢的中产阶级工业区住户也因此小心翼翼地购买了左轮手枪（用于自卫）。[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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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以量取胜的绝对实力、管理成员的能力、不断增加的罢工次数以及时不时造成的骚乱让他们同受到威胁的中产阶级的各等级人士对立起来。不再仅仅是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对抗了，尽管这样的对抗已经够让人担忧。更让人不安的是中产阶级推行的个人主义与工会作为核心思想的集体主义观念之间的冲突。工会要运作，成员的个人意志就要服从于公共利益。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看，更糟的是工人联合会正在自然地同19世纪90年代兴起的羽翼渐丰的社会党进行联合。两者重建社会秩序的严正声明，引发了一些地方性的失控局面。1895年，保守党的一份期刊惊呼道，社会党激进分子正在“用迷惑性的政策引诱着无产者，并用那些从富人腰包里掏出的腐败款作为经济支持”。[20]一种全新且尚未成形的针对个人财产的危险已经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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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信念并没有顽固到阻止雇主们组建自己的保护组织。他们将工会描绘成一个无组织性且又十分专横的团体，认为工会因为提出了不实际的工资要求，从而引发了社会不和并损害了其成员和国家的利益。1894年的第二届雇主联盟年会中，一个雇主团体——全国自由劳工协会，公开谴责工会无事生非、专横跋扈并且煽动“阶级仇恨”。“真正优秀的雇员永远有权要求高回报”，他们可以按照传统方式与雇主直接面对面地讨价还价，而无须依赖工会去谈判。代表们聆听了保守党领袖索利兹伯利勋爵一封对派遣罢工纠察力度不够表示遗憾的饱含同情的来信。而来自自由党内政大臣赫伯特·阿斯奎斯的口信，不过就是托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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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的部长们迫于压力，无法公开支持有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19世纪之末，自由主义进退两难：如何在满足原有的占主导地位的那些非国教徒的中产阶级选民的同时又尽可能争取新生的工人阶级选票？格拉德斯通在推介《爱尔兰地方自治条例》中的大获全胜使得平衡二者更加困难。英国选民要么漠不关心要么充满敌意；格拉德斯通在1886年首次为通过《地方自治条例》作的努力，已经将国会闹得四分五裂，并促使由张伯伦领导的联合主义者们变节投靠到了保守党旗下。其结果就是保守党和联合主义者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他们在伦敦以及自治省中由中产阶级选出的席位比自由党足足多出了7—13个百分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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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让自由党和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组成的联盟颇为紧张。苏格兰教会因北爱尔兰长老会有可能归属天主教政府而倍感焦虑，卫理公会也有着同样的担忧。原先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联盟喊出的战斗口号在大众选民中并未获得多少共鸣。尽管英国的城市选民们会关注在威尔士北部一个埃比尼泽的小教堂举行的集会活动，但他们对威尔士教会脱离国教一事却毫不关心。让这些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开始心灰意冷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由党的禁酒令，这让自由党在工人阶级中赢得了一个“让人扫兴的讨厌鬼”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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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和联合主义者从不放过任何讽刺自由党的机会，并称其为多管闲事的“追赶时髦者”，只知道拼命去满足那些只关注单一问题的狂热分子。在1892年的大选上，一个托利党辩论家提醒说“那群禁酒的人有可能会重整旗鼓”。“要是他们支持《地方自治条例》，则他们可能会转败为胜，威尔士和苏格兰脱离国教的教派也是如此。”[23]自由党对凯尔特外围社会的农村席位愈发依赖，这一点也为托利党所不齿。在1910年1月的大选中，一名托利党新闻人员如此嘲讽道，“布莱格拉齐、朗格丁盎格林－恩格温法、本贝库拉、帕贝”等地方已成为了自由党争取选民的主要地区。这些落后地区的居民有什么权利来“践踏我们伟大的、繁荣的、文明和熟悉的那些选区”？我们的选民经验丰富，清楚“帝国到底该怎样运行”。他所指的这些选民是伦敦以及东南部的中产阶级保守党的选民们。[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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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借助凯尔特人的投票赢得了1892年的大选，但第二次提交的《地方自治条例》遭到了上议院的否决。贵族的这一行为将自由党推向了一次彻底的改革，他们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平民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拥有的是面向工人阶级的投票平台。这无疑是一次赌博，因为这个新的激进主义势必会疏远中产阶级这个察觉到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势头的传统支持群体。前自由党首相罗斯伯里勋爵将改革视为“对信仰、家庭、私有财产、君主制和大英帝国的否定”。[25]自由党与资本主义长期你情我愿的恋爱似乎要走到尽头了；1914年，超过30名自由党商人抗议说他们的党派已经背离了科布登的原则，取而代之的是考虑不周并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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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当格拉德斯通准备动员大众时，开始走上了“左”倾的道路。他预见了一个由人民大众参与的新政治舞台。对于他和他的精神继承者大卫·劳埃德·乔治而言，自由党是大众的领袖，一直在努力去推翻贵族以及极端富有的富豪、金融家和企业家，结束他们强大、冷酷又狡猾的财阀政治。这些人的原型是特罗洛普《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874—1875）中的角色梅尔莫特，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后继者包括了像塞西尔·罗兹这类将资产转移到海外的百万富豪。这些守财奴贪婪奢侈，通过上议院来嘲讽大众意愿，更有激进的自由党人猜测说，他们还在幕后操纵着政府以使自己的钱袋子变得更鼓、更大。《潘趣》的漫画家将他们塑造为头戴礼帽、抽着雪茄的大胖子，并带有几分犹太人的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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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在超级富豪和日益独断的工人阶级中间，中产阶级需要一个避难的容身之所。保守党则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利兹伯里勋爵是一名老牌贵族，曾一度致力于建立一个长久的有良好组织和等级体系的社会，而这个社会要由血统和秉性同他相当的人来统治。他对中产阶级的认识是有限的，据说他是依靠维多利亚女王的个人“判断和情感”才对中产阶级的思想有所了解。这就非常有趣了，因为女王接触的要么是王公贵族要么是自己的仆人，根本和中产阶级少有交道。不过也许索利兹伯里的猜想可能是，女王的忠于职守以及她的宗教信仰、勤勉努力、深厚的家庭情感以及集威严外表与朴素本质于一身的能力几乎就是中产阶级所拥有的品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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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不论其想法来源如何，索利兹伯里有关中产阶级的猜想还是基本正确的。他和他的政党为中产阶级提供的也正是他们在面对社会动荡时所需要的：团结、稳定、有序和一支帝国主义强心剂，尽管这一切在布尔战争末期的反游击行动中丧失了本色。保守党的“援助之手”迎合了各个等级的中产阶级，后者既期望保持现状，也对工人的躁动不安和工会力量心有余悸。保守党与联合主义者做出的“谨慎和安全”的承诺为他们赢得了1895年和1900年的大选，这其中就有他们所争取到的2/3的中产阶级支持者的功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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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投票模式是一场激烈的态势紧张的较量。在下层中产阶级中，情况最糟糕。“人们成群结队从郊区涌入投票点，去投票反对野蛮的无产者”，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格尼·马斯特曼在其1909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爱德华时代社会的分析文章中如是描述。失业者和穷人强烈要求救济，坚持这些救济必须由中产阶级纳税人和其他纳税人埋单，这让社会各界普遍觉得精疲力竭。这些人仿佛已经幻化成了一个可怕的妖怪，“大声喊叫、独立自负、贪好杯中物、礼数不成体统并执意要让别人来养着自己”，一旦得不到想要之物，就开始强取豪夺，让郊区住户们噩梦连连。“住户们对如下情景已经司空见惯了：这群危险的家伙们会躲在红旗的背后，涌入住户家的幽径，损毁栏杆，践踏花园；用‘野蛮的杂乱’侵袭他们由荒野改造而来的肥沃土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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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太过夸大其词。不过在1911年，克莱塞德有大约20所社会主义主日学校都宣讲着“私有财产即是公开的盗窃”，并定义“阶级”为“一群有钱有闲的自认为一切事物都应归他们所有的人”。[30]一个真正的反资本主义党派——工党，在1906年的大选中同自由党结成了联盟，并赢得了30个席位，比他们在1900年的28个席位有所增加。1906—1910年间发生了近5000次罢工，经济损失相当于2650万个工作日的产值。当斯特里特姆的一名办事员寻求保护时，保守党为其提供了庇护并让他享受到了一种优越感。“当他确定自己的利益与肯辛顿区那些王公贵族们的一致时，他觉得很自豪，但如果是与波普拉区的平民们一致他便觉得这是一种羞辱，”马斯特曼如此评论。在1908年的伦敦市政议会选举中，下层中产阶级赢得了一次表达愤怒的机会。在执政了20年后，激进党派被打得落花流水，而政权也被保守党再次纳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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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前10年间，中产阶级三次在立法公投中投票，前两次分别在1906年和1910年1月，是有关经济问题的，最后一次是1910年12月关于宪法问题的公投。在1902—1903年的大萧条即将结束之时，张伯伦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方案，旨在重振制造业、加强帝国凝聚力并为一个基础福利项目筹措资金。方案提出国外进口商品（包括食品）都应征税，大不列颠成为帝国自由贸易区的枢纽。这是一个大胆的倡议，却使保守党出现进一步分歧，当时的保守党已经在因内部争斗而饱受煎熬（正如20世纪90年代欧洲所经历的那样）。商人大都不同意，中产阶级和工人们更是担心太高的食品价格会让家庭收支更加入不敷出。社会的焦虑在不断累积，自由党人因此在1906年的大选中又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也再次肯定了当时英国人民对自由贸易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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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袋里的便宜食品是一回事，而支持自由党的新的激进主义则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当他们提出要提高中产阶级纳税额度的税收法案的时候。劳埃德·乔治公布1909年的财政预算时，他强调说要先从最富有的人开刀，事实上他确实也这么做了：让收入超过5000英镑的人缴纳更多的税款，开征地价税，提高汽油增值税，就连汽车牌照费也从2几尼提高到了40英镑。中下层中产阶级人群也要支付比过去更多的赋税。他们成为了100万所得税纳税大军中的核心力量，不得不面对每英镑从1先令到1先令2便士的税收增长以及烟草和酒类的额外税款。这就意味着，一个年收入为160英镑的白领所要缴纳的税款从8英镑涨到了9英镑4先令（不考虑其烟和酒的消费）。这对于那些年度预算余额只有5—10英镑的家庭而言无疑是个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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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的税收一部分用于海军开支，不过劳埃德·乔治强调说大部分税收都会用在同“贫困与肮脏”的战斗之中。但是这一想法遭到了上议院的否决。1910年1月，自由党要求国家同意将财富再分配的原则融入国家预算之内。伦敦和自治省的席位情况素来是中产阶级支持度的晴雨表，自由党和工党在提出这项要求之后失去了103个席位，明显反映了人们对此要求的敌对性。[31]不过，自由党依然继续执政，而这多亏了支持《爱尔兰地方自治条例》的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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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2月，自由党要求废除上议院的否决权。“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选举是一种恶性竞争，这样的竞争充斥着阶级仇恨的语言。劳埃德·乔治和丘吉尔如此定下基调后，被指控为将贵族诋毁为魔鬼而使得阶级仇恨加剧。[32]为了团结在安斯特拉瑟的法夫郡托利党，塔利巴丁侯爵宣称自己是“一名托利党人，同时也是一名领主，由于父亲是位公爵，自己也是满口脏话”而赢得了不少欢呼和笑声。[33]其他人则对这种刻薄的阶级政治的复燃非常不悦。霸权帝国主义的游吟诗人亨利·纽波特则公开谴责了他所谓的“特定阶级的迫害”以及“穷人和富人之间同情心的覆灭”。[34]右翼的《布莱克伍德杂志》提醒中产阶级，贵族才是他们的同盟。上议院的否决权是国家和社会主义之间仅有的屏障，而“社会主义是一场洪流，我们的政治制度连同个人自由都将葬身其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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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票的统计结果再一次对自由党不利，尽管要比当年的早些时候稍好一点。票源流失最严重的区域同样也是中产阶级为主的东南部选区。一些对贵族阶级持反感态度的中产阶级人士帮助自由党保住了北方地区、城市地区的部分席位，此外还有一些区域也因为保守党对自由贸易摇摆不定的态度转而支持自由党。[36]不过，自由党倒是在1906年获得了反转性胜利，恢复了活力，重新赢得了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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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上最荒谬的政治矛盾之一，要数北部牛津郡农村地区的老年男子和妇女因为得到了每周5先令的养老金补贴而为“贵族乔治”大加祈福。他们声称只有真正的贵族才会如此慷慨。女作家弗洛拉·汤普森的文字便记录了这些养老金领养者对乔治的无上感激。弗洛拉出生于工匠家庭，后来当上了乡村邮政分局的局长，她有很强的求知欲和独立意识。有位乡绅的妻子曾经邀请她参加保守党的樱草花联盟，她拒绝了对方并解释说自己的父亲是自由党人。弗洛拉礼貌的托词却没能得到对方客气的回应，那位妇人回答说如果她真想参加联盟，是不是还得“先征求父母的同意”。后来，弗洛拉投身到工党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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