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42588
1702942589
“为什么英国人就不能把自己武装起来？”一名国会议员在1893年如此厉声诘问。当时，英国政府正准备引入一项收紧过于宽松的枪支授权体系的法案。但提案遭到了议院的一致反对，因此法案最终未能通过。[23]就在头一年，被逮捕的窃贼里就有31人携带了手枪；而到了1897年的伦敦克勒肯威尔街头，依然横行着持有廉价左轮手枪的年轻人组成的“手枪党”。他们的一次随意性开枪，还射死了一个年仅11岁的小女孩。[24]1902年，格拉斯哥的一名警察也被持枪的歹徒所伤，而歹徒使用的手枪是从一个资产阶级人士的住宅中盗窃得来的。手枪的原主人是一个寡妇，她一直把枪放置于自己的床边。[25]当时任何一个对自己的财产缺乏安全感的人都可以轻易买到左轮手枪，1896年的一家百货公司就在其宣传册里表示提供三英镑一支的韦伯来左轮枪。不过，以英国当时的枪支数量来看，维多利亚时期和爱德华时期的涉枪案件数量如此之少，倒真让人不得不为之惊叹。
1702942590
1702942591
通过另外一种间接的方式也能购买到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即向慈善机构捐款。这些慈善机构都是致力于救助贫困人群以及帮助有心向善自己却又无能为力的男女老少达成心愿。慈善机构提供了资金流动渠道，使得富人们的捐款能够到达穷人的手中。1851—1898年，圣马可的奥德利广场的教堂集会中，富裕的中产阶级就一共筹集了50万英镑用于在当地修建主日学校、青少年俱乐部、一个图书馆和一个体育馆。新建的这些场馆设施，主要是提供给居住在格罗夫纳广场后面的贫民窟的穷人们。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教区牧师约瑟夫·艾雅，他的敬业和正直以及他“个人的风度和文雅的举止”赢得了“社会精英们”的敬意和赞誉。[26]从全国范围来看，由慈善机构筹集并配发的善款在1900年共计有650万英镑，而到了1913年则增加到了860万英镑。
1702942592
1702942593
中产阶级的慈善动机从古至今都是一成不变的。从纯粹的个人层面上来看，人们会得到一种布里斯托尔见义勇为者协会的人们所称的“由为善的意识激发出的美妙情感”，而且更基础的本能和天性也会得到满足。1858年，有位牧师厉声谴责了一位捐助者的言行，因为那人听到募捐请求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给我看看你们的捐助者名单，这份名单最终会不会公布于众？”[27]慈善机构给势利小人提供了同著名人士“相提并论”的机会，那些人通常都是委员会的要人，他们的名字也几乎都在捐助者名单前列。年度聚会和筹款活动也是同贵族甚至是皇室成员打上交道的好机会，对于任何一个想要攀到高位的人来说，这都是不小的诱惑。而能够进入慈善机构的董事会，在许多商业人士看来，几乎就是“成功抵达高位”的标志。
1702942594
1702942595
有一些人会要求在名单中抹去自己的名字。“最纯粹的慈善之举不仅要求施予者不求回报，更要求他们‘做了好事不留名’”，一位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发言人在协会1845年的一次会议上如此说。[28]慈善机构有时还会规劝人们将自己的善举看成是某种投资行为。19世纪70年代，各个禁酒组织对制造商们进行游说，称他们的捐助其实有助于降低工人的工资要求：如果工人们都停止了喝酒，那就能剩下更多的钱用于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进而也就没有更高的工资需求了。[29]带有冲击力的战略战术也能有效打开人们的支票簿和钱包。1903年，沙利耶医生向霍尔本教区协会的会员们讲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在附近街头游荡的妓女们的悲惨生活。听众们为其生动的“白种奴隶”的描述所震撼，有名男子当即就捐出了100英镑。集会结束前，男子又保证说还会捐出另外的20英镑来救助这些女孩子。[30]
1702942596
1702942597
给予那些迷失之人以关爱、让贫穷之人的苦难有所减轻向来是基督徒的职责所在。同今天的我们不一样，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尤其是中产阶级人士）认为在其所生活的这个由上帝创造的世界里，善良与邪恶是并存的。在深度和广度上，后者常常强大到难以战胜，但又并非完全不可战胜。然而，当其以最极端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公众的反应却又是惊人的隐忍退缩。有一些罪行如果放到今天，一定会激起社会的轩然大波，在我们进行民族自省的时候也会产生极大的痛苦。而当时的人们却表现得惊人的冷静和淡漠。1861年，兰开夏郡的两名8岁男孩因为杀害了一个两岁的幼童而被判刑。他们先是诱拐走那个幼童，然后扒光了他的衣服对其进行了一番殴打，最后将他溺死在斯托克波特附近的一条小河里。此案同1993年震惊英伦的詹姆斯·巴尔哲谋杀案如出一辙，但当时的公众和媒体对事件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他们相当平静。法官在定罪量刑的时候，考虑到他们“完全被社会忽略也没能受到任何教育”，是因为野蛮的体育运动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才导致了良知的丧失，最终只判处他们在少管所服刑5年，接受改造。[31]那起案件既证明了那个已经开化的基督教国家依然还未彻底根除荒蛮与邪恶，同时也鞭策人们从思想上解放那些依然深陷罪恶泥沼的人。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文化环境让他们即使杀了人也认识不到自己究竟所犯何罪。
1702942598
1702942599
洗去邪恶的关键是要对上帝保有真切的认知。1841年，一个15岁的女孩因为抢劫了父亲而被关押在班布里监狱服刑。女孩在狱中承认自己曾经上过主日学校，但她却对“上帝”、“基督”、“亚当”、“夏娃”等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是那些“恶人”最终会下地狱。从这一点就基本能看出她所受的教育是何种性质的了。一个福音派的监狱访问者被她的情形打动，于是决定指引她如何赎罪如何求得宽恕。[32]慈善机构发布的报告中，有很多关于拯救灵魂让人一心向上帝的动人故事，即使是斯托克波特的那两个犯下杀人罪的小男孩也能真正认识到上帝并听从他的训诫。
1702942600
1702942601
救赎和重生似乎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任何人只要选择了同邪恶为伍，那么他最终一定会尝到无异于被社会彻底放逐的恶果，这便是约瑟芬·巴特勒（1835—1906）一直以来的信念。约瑟芬的丈夫是一位圣公会学校的校长兼牧师，她本人则是把自己的中年时光完全花在了废除《传染病防治法》的奔走呼吁上。《传染病防治法》强迫驻军城镇和海军港口的妓女接受定期的医疗检查。同广大参与了“问题穷人”的净化和拯救工作的中产阶级基督徒一样，约瑟芬也坚信“对上帝子民的自由意志、选择权和责任感的剥夺”乃是“人世间最大的犯罪”。即使是那些最邪恶最堕落的人，对其选择权的废除既是对人性的否定也是对自由意志教义的背叛。[33]
1702942602
1702942603
如果错误的选择会导致进一步的痛苦，那就由他去吧。1872年，在格洛斯特的一次巴特勒夫人的后援会上，有位医生的讲话让听众们大为震惊。那个医生说：“不考虑任何道德因素一心为患者减轻痛苦，乃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34]这个医生还当众质疑了现场听众的一个普遍观点，即所谓的“遭受痛苦”，比如说感染了性病，是因为患者自己选择了滥交不注意洁身自好才会有此下场；再比如那些酗酒的人，如果他们感染了天花，也完全是咎由自取、自食恶果。
1702942604
1702942605
由此看来，想要取得成效，慈善机构就必须使接受捐助的人真正融入社会这个大家庭中，而这首先要求他们要接受中产阶级最具代表性的思想精髓——自助。如果慈善机构能够提供受助者实现自立或者正努力实现自立的证据，那么机构本身就能建立很好的公众形象，而他们也正好需要这样的形象来吸引更多的赞助者和捐助人。没有人会愿意看到自己的钱被浪费在了好吃懒做、屡教不改的人身上。因此，除了小孩、老人和残疾体弱人士，慈善机构会尽力按照《济贫法》的原则，只对那些有望变好或者仅仅是一时落难的人提供救助，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地防止那些人对救助依赖成性。
1702942606
1702942607
淘汰掉那些好逸恶劳、好占便宜的申请人是慈善组织协会的首要目标之一。该协会成立于1869年，负责伦敦地区的基金筹集和分配。捐助者每年捐出一个几尼，并且深信每一几尼都会花在该花的地方，因为整个社会都在努力“把不求上进的人从受助者的队伍中剔除，让善款都能流到值得帮助的人手中”。在实际操作中，便是向那些表现出自救决心的人提供贷款。当其他慈善机构专注于减少“危险阶级”人数以保证中产阶级安全的时候，慈善组织协会则在尽心竭力地引导那些人走向节俭、自律和诚实守信。
1702942608
1702942609
对申请捐助者进行资格审核是协会支部志愿者的工作。通过一番问话和暗中调查，他们便能将“值得捐助的”同“不值得捐助的”穷人区分开来。1877年，在旺兹沃思“值得捐助”的人中，有个以贴小广告和递送邮件为生的50多岁的人，他向协会提交了10英镑的贷款申请以用于购置一匹马。这个人有12个孩子要养活，每周的工作收入为1英镑50先令，协会也查到他是个“勤劳工作踏实可靠的老实人”。他的三个已经工作的儿子们借了2英镑给他，剩下的8英镑协会就直接贷给他了，而他最后也都全部还清了。这是一个体现了中产阶级精神里的互相帮助、勤俭节省和积极进取的典型事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因顿的一个锯末烘干工人。此人嗜酒成性，想借2英镑来买一头驴子。他分明已经借到了这些钱，竟然还跟慈善救助协会索要2英镑的贷款。当然，这样的乞讨骗子是绝对得不到协会一分一厘的资助的。[35]
1702942610
1702942611
救生的绳索只会抛给那些积极自救的人。1891年关于收容伦敦“失足女性”的救世军青年旅社的报道，就强调了这些女性正努力通过重塑自尊来克服自己的堕落，而这样的自尊也是促使她们最终走上工作岗位顺利回归社会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干净整洁的外表至关重要，而这也就进一步证明了之前提到的公共澡堂的存在价值。“在社会底层以及接近底层的地方，脏乱不堪同邪恶和犯罪总是相伴相随的，就好像有花就一定会结出浆果一样。”一个衣着讲究的巡查楼层宿舍的老太太如此比喻。[36]
1702942612
1702942613
这名老太太是众多中产阶级女性慈善者中的一员。这些女性将个人的热情、精力和时间都倾注在了“拯救卖淫女”这项慈善事业上，认为这是最适合由她们来做的善事。这一任务的神圣性，早在耶稣当初为抹大拉的玛丽亚驱除其体内恶灵的时候便已确立；而现在，女性自然就是承担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1855年，成立剑桥妇女使命团的那些大学男青年就特地聘用了一名女子来完成同妓女们的直接接触，因为他们考虑到“自己可能有受到诱惑”的危险性。[37]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情况相反，中产阶级对那些淫秽下流勾当的了解其实并不算少。维多利亚时期在男女之事上谨小慎微还没有延伸到对卖淫嫖娼话题的避讳上，因此关于这类事情的文章在当时的报刊以及慈善机构的各种宣传资料中都是屡见不鲜的。
1702942614
1702942615
由此而获得的认知，再加上每天在城市街头目睹的一切，使得伯明翰的许多中产阶级女性开始不停地奔走于妓院、监狱和法院之间，以拯救尽可能多的妓女为目标而积极活动。19世纪80年代，有个总是装扮十分优雅的哈洛斯夫人（她认为从事慈善活动并不代表着可以随意穿着）经常趁着正午过后妓院比较清净没什么客人时，前去拜访那些女孩并和她们喝茶聊天。同她们聊天的主要是当下一些流行的话题，因为哈洛斯夫人担心宗教性的劝诫可能会使得彼此间的距离有所疏远。
1702942616
1702942617
哈洛斯夫人还会邀请下午茶聊伴中在思想上还留有一丝纯真的女孩到自己家中做客。如果她们希望同过去的那个自我断绝关系，还会被带到当地的悔改院去“改过自新”。[38]在那里，曾经以卖淫为生的女子开始接受各种家务技能的培训，为以后能够从事家庭佣人的工作而做准备。所有致力于救助或者改造世人的慈善机构，都会以最终从事了正当职业的受助者人数来衡量自己的工作成功与否。1900年，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在爱丁堡默里菲尔德设立的收容所里，工作人员便教导男孩子们说，“当兵是一件非常具有男子气概的事情”，男孩们的参军意向还会在协会安排的管乐队的演奏中进一步得到鼓舞。[39]
1702942618
1702942619
曾经的伯明翰妓女们开始参加圣经学习班，进行缝纫学习，还接受了闲适安静的中产阶级休闲方式的熏陶。她们参加了一些关于外国传教机构的讲座，观看了相关的幻灯片展示，一起玩室内游戏，欣赏留声机里播放的音乐，还会去博物馆甚至乡村游览。如果一群从良的女子先是和某位律师的太太饮茶，随后又同这位律师太太一起去当地的美术画廊赏画，那就更加体现了个人善行和市政仁爱的完美结合。圣公会的一些女教友还为伦敦的“工厂女孩”提供了非常体面的休闲方式（能够给予女孩精神鼓舞），即，为她们组织郊区或者海边的度假游。圣公会的这个慈善团体成立于1888年，成员们期望那些女孩能够自己支付一部分路费，尽管很多时候还得为她们提供靴子、衣服，甚至是“晚礼服——对于她们来说几乎是听都没听说过的奢侈之物”。成员们非常满意地发现，城市女孩们在郊区小路或者海边散步的时候，也都自觉避免穿着那些太过“华丽显眼”的衣服。[40]
1702942620
1702942621
得知有些女孩睡觉的时候只穿内裤甚至赤条条什么都不穿，农村教区牧师的妻子们无比震惊。不论慈善工作到底收效如何，至少让中产阶级能够对工人阶级中最最贫穷的那部分人的真实生活状况有所了解。慈善机构大力倡导个人走访，认为这样的形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拉近富裕者和贫困者之间的距离。跨越社会阶层的鸿沟，对于那些生活讲究爱挑剔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事情，因为贫穷通常散发着恶臭。“那些平房里的气味，真是让人又害怕又恶心，”埃德蒙·戈斯在他那段关于同父亲一起走访穷人的回忆文字中如此写道。另一个来自诺丁山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在晚年时回忆说，在19世纪80年代她访问贫困儿童游乐中心之后，那里的臭味即使过了好几天也还残留在当时穿去的衣服上。劳伦斯·琼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90年代，父亲每年都会在自家庄园招待一次济贫院的男孩。他说从那些男孩身上散发出的混杂了“灯芯绒裤子和汗水”的强烈气味，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终生记忆。[41]中产阶级总是把济贫院之类的机构修建在公共澡堂附近，原因就不言而喻了。
1702942622
1702942623
在20世纪初，越来越多值得尊敬的外界人士开始顶着那些恶臭，向贫困者伸出援助之手。到穷人家里慰问的政府人员和社会义工不断增加，给穷人们不断送去礼物、鼓励和劝诫。政府官员包括负责学校出勤情况和学生健康情况的官员们，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的人只要发现哪里有没被送去学校接受教育的儿童，就会报告给当地警察，并督促警方对孩子的父母提出起诉。
1702942624
1702942625
逐渐地，社会福利的经济负担开始从慈善机构转向英国政府和地方政府。议会差饷税收在1901年是3500万英镑，截至1913年增加到了5600万英镑，而其中的1/3用在了基础教育之上。1914的福利财政预算为2000万英镑，其中的大部分用在了养老金的支付和对失业人员的补助上。这些开销的很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不过他们大都怀疑自己的钱是被分散到了很多以慈善机构的贫困标准来看根本不够资格受助的人手中。有些人还质疑将越来越多的财力资源用在济贫上的做法是否真的弊大于利。1911年，马弗京战役的英雄罗伯特·贝登堡爵士（自诩为英国青少年救星）发表宣言称：
1702942626
1702942627
过度的文明化会导致堕落的发生，而英格兰正在受此威胁。那些免费的食物、养老金的发放、罢工补偿、廉价的啤酒以及泛滥的善意和施舍，既不能使我们的民族变得更强，也无益于培养自力更生、积极进取的男子汉。相反，这些东西打造出来的往往都是由寄生虫和无用之人组成的军队。
1702942628
1702942629
罗伯特·贝登堡的这一席讲话是对之前已经持续了10年的激烈辩论的推波助澜。辩论的核心问题为，是否人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再到未来，不论已经采取或者将要采取何种措施来解救穷人于困境，都会因为这个任务本身实在太过艰巨而注定招致失败。近来由诸如西德尼、比阿特丽斯·韦伯、西博姆·朗特里等社会分析家进行的调查研究和数据统计结果表明，贫困问题确实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他们的结论同时也支撑了“贫富差距正在加大”这一观点，尽管在“贫与富的分界点到底位于何处”这一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一致。另外，正如禁酒游说团一直所宣称的那样，贫穷和匮乏常常都是因为把本来完全够用的工资挥霍在了喝酒和赌博之上。
1702942630
1702942631
然而对喝酒和赌博的沉溺形势依然严峻。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啤酒的年消费量达到了3550万桶，如果计在全国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人头上，那差不多是每人36桶啤酒。花在赌博上的消费总额虽然只略微从490万英镑增长到了500万英镑，但这仅仅是刨除了非法赌博的统计结果。犯罪数字缓慢爬升，全国所有法庭的定罪人数总和从1908年的66.5万增长到了1913年的85.7万。1902年，在监狱服刑的17.2万名罪犯中，有90％的服刑人员来自最最贫穷的阶层。
1702942632
1702942633
然而熟悉的恶鬼们依然在折磨着无辜的人们。在1898年炎热干燥的8月和9月间，伦敦近郊遭受了大规模的流氓闹事，大众媒体的相关报道更可谓是耸人听闻。“图克斯”束带帮会的成员都二十岁出头，他们聚集在新肯特街上，恐吓来往的行人和附近居民；由学生和送货员组成的“迪克特平”帮会抢劫了海格特地区；兰贝斯的一名地方长官哀叹称，“数量惊人的地痞流氓”正在席卷全区。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流氓帮”、“摇滚族”和“光头党”一样，1898年这些流氓帮派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服饰和发型。他们的头发整体上剃得很短，但在头顶处有一小块地方的头发留着不剃，挂在前额上方，就像驴子头顶的那撮鬃毛一样。监狱和感化院斯巴达式的严格管教对这些人似乎没有任何影响。因醉酒和暴力行为被关押了六个月的车床工威廉·马林森，在一个警察的现场情况汇报中再次出现，“此人是伦敦肯萨尔新城居民绝对的噩梦”。[42]出版业已愈发地怒不可遏，而中产阶级更是陷入恐慌。英国社会中人数众多的一个群体，即十几岁和二十岁出头的仅有微薄收入、从事非技术工作的大量男性公民，一时间完全慌了神。
1702942634
1702942635
如果这还不算严重，还有一个关系到英国能否在20世纪长期生存下去的更重大也更紧要的问题。当时情况严峻的临床数据表明，最贫穷的工人阶级中有很大比例的儿童都非常瘦小体弱，而他们孩童时期的发育不足一定会影响到成年时期。如果不立刻采取效力持久的补救措施，那么各种肤色的帝国主义者一直认为是英国支柱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男子气概”也就岌岌可危了。慈善机构于是将它们的工作重心转到了儿童的福利问题上，尤其开始对母亲进行育儿培训；与此同时，国家也以婴幼儿健康方案的出台积极做出响应。
1702942636
1702942637
类似举措的实施还源于一种新出现的忧虑不安：战争随时可能发生，而大量的英国年轻人不具备能够承受其严酷考验的身体素质。改革派口中的“英国状况”问题不仅指的是需要生产和养育更强壮更健康的儿童，主要是指英国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如何得以生存的问题。从问题的本质来看，应该是伪达尔文主义在人们思想中的潜移默化。剑桥大学的神学教授威廉·英奇医生于1909年的一次优生学协会会议上阐述了他的观点，提出优生学能够为英国社会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他指出，当前富人和穷人的身体素质已经出现了很大差距。“处于富裕阶层的人们，总体上来看，属于从古希腊时期便出现了的最好的人类品种”，然而这个阶层的人口出生率正在下降，反倒是“最底层阶级”的人口出生率在直线上升，生产了大量的“平均体质极端低下”的后代。而“优生方案的实施以及最终的优生法案的通过”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医学科普作家、原生性学家哈夫洛克·埃利斯更是进一步提出，应该对“不宜生育之人”进行绝育的观点。[43]
[
上一页 ]
[ :1.70294258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