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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六章 不要玩物丧志：信仰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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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人士的施善本能是很容易理解甚至加以认同的，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却实在太过枯燥冷僻，让人难以理解。其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现形式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修复或重建了的教堂，内部总体上比较昏暗，仅有少量的光线穿过彩绘玻璃窗洒落进来，玻璃窗上绘满了满面胡须的宗教长老、不分性别的天使以及面容和蔼的基督的画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赞美诗，其曲调和歌词一如既往地能够挑动人们的情感思绪，但那个时期关于宗教信仰的文学著作却晦涩难懂、令人生畏。我们无力去仔细研习大量的布道词、冗长的神学文字，以及那些针对宗派纠纷集聚了作者大量写作热情和时间的书稿。宗教小说是当时每周日下午的必读书籍，也是书店里最畅销的书籍，但这些文学珍品更多引发的是我们的淡然一笑而非泪眼婆娑。不过维多利亚时期这些宗教作品的大量印刷和创作，倒是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即，对上帝及其箴言的宗教信仰，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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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视自己为基督教国家。这种集体性认知是力量的源泉，也让英国人更加深信他们的国家是上帝亲选的代理人。1857年秋，印度兵变之后的战事每况愈下，于是法令规定人们要进行一次一整天的祷告和赎罪。教众们聚集在一起，双膝跪地，承认他们国家的罪孽深重，祈求上帝继续给予偏爱。尽管19世纪50年代有一些自由思想家和无神论者遭到了起诉，但英国仍然是一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开放社会。即使这样，40年之后的英国社会，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依然是无法想象的。他们无法相信无神论者也能受到尊重，科学化的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倡导者，能经常公开地同启示性的教条式基督教的捍卫者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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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杂志可能会对达尔文的“人由猴子演变而来”的进化理论大加嘲讽。但如果达尔文真是对的，那么圣经就只是一本虚无幻想的书，人类也不再是由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特殊物种，而且宇宙的秩序成了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结果而非由上帝的指派决定。这样一种假设让很多商业领域相信竞争天性的中产阶级人士非常喜欢。科学研究和质疑调查推翻了基督教故弄玄虚的迷信成分，这让许多神职人员和清醒的教友如释重负，因为他们不必再维护自己私底下也认为不实且无法证实的内容。于是信徒们开始修整枯木般的神话，用新的灵活教义信条代替了那些站不住脚的臆想，强调了上帝的存在以及上帝道德法则的价值和作用。有神论者保全了他们信仰的宗教，不可知论者也开始动摇，尽管无神论者依然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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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一书的发表以及由此引发的辩论，只是当时文化氛围风起云涌的一部分。尽管提问本身就已非易事，甚至还会招致危险，但大胆质疑的声音依然此起彼伏。一位圣公会的牧师曾对一名上层中产阶级的小男孩说，上帝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美好，而且必须有另一个更加美好的存在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世界，因此那个存在非上帝莫属。“那么，又是谁创造了上帝呢？”男孩反驳道。牧师当即愤怒不已，认为肯定是魔鬼把这样的想法灌输给了一个体面的基督教家庭的小男孩。小男孩后来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对宗教信仰进行刨根挖底，可是没有得出合乎逻辑的推论结果，他实在不清楚应该在哪儿打住”。[1]宗教信仰本就不允许这种寻根究底的探查。确实上，在很多时候人们都不知道怎么做，正如罗斯金曾经指出的，中产阶级本身也很少对自己信仰的东西加以审视或者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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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泰勒是个相当规矩的人。他的自传是对1840年之后，即29岁的自己感悟到神之慈悲之后的灵魂心境的记录。10年后，他如此写道：“我是谁？我在哪里？在上帝眼中，我做得够不够好？”他详细的自我分析，展示了为了家庭不辞辛苦，避开世俗人群，以信仰的标准来要求自身的人。作为奥德姆的一名法医兼律师，他以身作则，兢兢业业，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感染着他的街坊邻里。当深陷逆境之时，他对上帝的信仰也带给了他渡过难关的力量。在女儿格特鲁德出生几天便夭折之后，他劝慰自己：“如果天堂真的有天使，格特鲁德一定会成为其中一个。”[2]这种令人宽慰的设想，在维多利亚时代婴儿墓碑上通过大理石雕刻的孩子模样的天使得到了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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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在他的圣公会信仰中找到了自我救赎的方法。威廉·史密斯也在19世纪40年代卫理公会的一次信仰复兴运动集会上皈依了该教，并在其余生中一直传播福音，宣讲如何通过祈求恩典来获得救赎。宗教信仰使他广受世人尊敬，还被纳入希罗普郡惠灵顿老家由“最杰出的男女”组成的圈子中。史密斯曾自豪地回忆起一个当地律师对他的赞美之词：“威廉，认识你这么多年，你身边的朋友没有一个是让我无不敬佩的。”虔诚是通向成功的保障。先后做过收费公路主管、店主、邮局职员和土地代理人的史密斯说：“一扇门关上了就会有另一扇门打开，那些心存上帝的人，世间万事万物都会有心向着他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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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在19世纪80年代完成了他的回忆录，史密斯也于20世纪初最终完成自己的回忆录。他们都是传统的中产阶级信徒，其宗教信仰、宇宙观以及对人类本身的认识都不会被任何当代的神学或者哲学争议所动摇。上帝创造了他们和他们所存在的世界，并定下了保证人间幸福和实现生命永恒的法则。他们的信仰渗透到了互为补充的工作与祷告之中，而两者的统一性在一首赞美诗中很好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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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作能够按照要求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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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工作的同时也是在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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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祷告之时心无旁骛感恩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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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祷告与工作也就合而为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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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直庇佑着社会秩序的上帝来说，工作的价值没有高低之分。而在这样一种社会里，信仰始终扮演着黏合剂的角色，正如另一首赞美诗中唱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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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安排好了每个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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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身处高位并且拥有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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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出生平凡而又岗位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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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有人都能沐浴他的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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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疼爱他的每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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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贫与富、地位高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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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在人世间为他尽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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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一定都会在天堂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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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工人阶级，真正唱诵这些经文的更多是中产阶级的信徒们。人们将英国认定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也是基于中产阶级这个少数群体的宗教热情，而非大多数群众的自身信仰。1851年3月一个下雨的周日，当英格兰开始统计进入教堂做礼拜的基督徒人数时，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终于彻底地暴露出来。统计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726万的成年人在这一天进行了礼拜，但有1067万的成年人根本没去教堂。据估算，另有100万的儿童是在主日学校中上课。教堂里的长椅在乡村地区、省会城镇坐得最满，但在工业城市中的上座率却是最低。曼彻斯特和伦敦汤沃哈姆莱特地区几乎只有不到1/3的工人阶级参加了礼拜。基于这样的统计结果，加上当时其他一些显示参加教会的人数在18世纪后半叶正逐渐下降的零星证据，英国在1851年之后便再没有进行宗教普查也就不难理解了。教堂礼拜人数的大量减少在1910年威尔士一次在新教教堂、非国教礼拜堂和主日学校的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0％的人真正坚持了宗教信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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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大约有一半的信徒是英国国教圣公会教徒，其余则是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教徒。集万千愚蠢于一身的牛津圣公会主教威廉·威尔伯福斯（“油嘴滑舌的山姆”），自认为上述数据可疑，于是报告上议院称国教外的那些小教派因视此项调查为“实力的较量”，所以故意夸大了他们的教众人数。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他们的牧师跟我们国教牧师的社会背景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以证明其对“非君子所为”的推断并非空穴来风。[6]在他自己管辖的主教教区，奇平诺顿教区的牧师将该地区非英国国教的新教教堂信众满堂的责任归咎为当地制造商在工作上只优先考虑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7]而在农村地区的教区，佃农和租户们出于对乡绅和牧师的畏惧不得已才进入教堂参加礼拜（不过依然只能就座于礼拜堂中殿最后的几排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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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教垄断的控诉是维多利亚时期教会分裂的另一表现。每个教派都宣称只有自己掌握了真理。派系间的争斗常常是地方性的、针锋相对的，有时甚至还具有暴力性。派系交锋如此激烈，以致中产阶级可以把对社会暴力的深恶痛绝暂且搁置一边。难以置信的是，1874年萨默塞特郡大埃尔姆地区的高教会派牧师弗朗西斯·奥斯本勋爵在村庄绿地上同教区居民发生了争执，而起因竟是这位牧师拒绝出席一个卫理公会教徒的安葬仪式。当地另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即他的管家惿特先生脱得只剩下衬衫并加入纷争之中。他的牧师主子见状大悦，于是喊道：“好样的，惿特，给我狠狠地揍他一顿！”[8]1894年，中产阶级的一些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因为出于道义考虑拒绝服从接种法而遭到了起诉，于是大量的中产阶级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围攻了韦斯顿的警方。[9]狭隘的思想往往意味着卑劣的灵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873年去世之时，教堂发布的讣告上竟然如此写道，“他的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损失，因为他是一个粗鄙而又伪善的异教徒，是个最危险的家伙。”与此同时，威尔士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们也夸口说“是我们非国教的教会将异教信仰抵挡在了威尔士之外”；而威尔士的圣公会教众则反驳：“你们的教会把正统的宗教信仰也一起抵挡在了威尔士之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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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任何教派都一致同意培养宗教信仰必须从小抓起。这也是中产阶级的父母们一直严格履行的职责。基督教教育遵循安息日的相关规定，通常都是从某个星期六下午妈妈把幼儿园的玩具通通拿掉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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