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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疼爱他的每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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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贫与富、地位高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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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在人世间为他尽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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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一定都会在天堂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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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工人阶级，真正唱诵这些经文的更多是中产阶级的信徒们。人们将英国认定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也是基于中产阶级这个少数群体的宗教热情，而非大多数群众的自身信仰。1851年3月一个下雨的周日，当英格兰开始统计进入教堂做礼拜的基督徒人数时，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终于彻底地暴露出来。统计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726万的成年人在这一天进行了礼拜，但有1067万的成年人根本没去教堂。据估算，另有100万的儿童是在主日学校中上课。教堂里的长椅在乡村地区、省会城镇坐得最满，但在工业城市中的上座率却是最低。曼彻斯特和伦敦汤沃哈姆莱特地区几乎只有不到1/3的工人阶级参加了礼拜。基于这样的统计结果，加上当时其他一些显示参加教会的人数在18世纪后半叶正逐渐下降的零星证据，英国在1851年之后便再没有进行宗教普查也就不难理解了。教堂礼拜人数的大量减少在1910年威尔士一次在新教教堂、非国教礼拜堂和主日学校的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0％的人真正坚持了宗教信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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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大约有一半的信徒是英国国教圣公会教徒，其余则是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教徒。集万千愚蠢于一身的牛津圣公会主教威廉·威尔伯福斯（“油嘴滑舌的山姆”），自认为上述数据可疑，于是报告上议院称国教外的那些小教派因视此项调查为“实力的较量”，所以故意夸大了他们的教众人数。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他们的牧师跟我们国教牧师的社会背景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以证明其对“非君子所为”的推断并非空穴来风。[6]在他自己管辖的主教教区，奇平诺顿教区的牧师将该地区非英国国教的新教教堂信众满堂的责任归咎为当地制造商在工作上只优先考虑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7]而在农村地区的教区，佃农和租户们出于对乡绅和牧师的畏惧不得已才进入教堂参加礼拜（不过依然只能就座于礼拜堂中殿最后的几排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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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教垄断的控诉是维多利亚时期教会分裂的另一表现。每个教派都宣称只有自己掌握了真理。派系间的争斗常常是地方性的、针锋相对的，有时甚至还具有暴力性。派系交锋如此激烈，以致中产阶级可以把对社会暴力的深恶痛绝暂且搁置一边。难以置信的是，1874年萨默塞特郡大埃尔姆地区的高教会派牧师弗朗西斯·奥斯本勋爵在村庄绿地上同教区居民发生了争执，而起因竟是这位牧师拒绝出席一个卫理公会教徒的安葬仪式。当地另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即他的管家惿特先生脱得只剩下衬衫并加入纷争之中。他的牧师主子见状大悦，于是喊道：“好样的，惿特，给我狠狠地揍他一顿！”[8]1894年，中产阶级的一些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因为出于道义考虑拒绝服从接种法而遭到了起诉，于是大量的中产阶级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围攻了韦斯顿的警方。[9]狭隘的思想往往意味着卑劣的灵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873年去世之时，教堂发布的讣告上竟然如此写道，“他的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损失，因为他是一个粗鄙而又伪善的异教徒，是个最危险的家伙。”与此同时，威尔士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们也夸口说“是我们非国教的教会将异教信仰抵挡在了威尔士之外”；而威尔士的圣公会教众则反驳：“你们的教会把正统的宗教信仰也一起抵挡在了威尔士之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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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任何教派都一致同意培养宗教信仰必须从小抓起。这也是中产阶级的父母们一直严格履行的职责。基督教教育遵循安息日的相关规定，通常都是从某个星期六下午妈妈把幼儿园的玩具通通拿掉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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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的玩具赶紧都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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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安息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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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的诺亚方舟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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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你漂漂亮亮叮当作响的音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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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亲爱的我的宝贝你不能再这么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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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让安息日保持它应有的神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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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再虔诚的人，星期日留给他们的印象也是“最惨淡的童年记忆”。除了能提升思想的类似《天路历程》一类的书籍和“尽是枯燥的布道或者辩论”的仪式惯例，所有的游戏、外出和书籍都被禁止。[12]19世纪后半期，同礼拜相关的东西更是扩展到了基督教周报里以道德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短篇小说以及故事连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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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烦情绪同“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一样能够侵蚀人的内心。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和中期的孩子们，在长大之后回顾儿童时代所经历的冗长繁复的强制性布道时，依然心有芥蒂。赫伯特·麦克斯韦爵士关于自己在19世纪50年代的童年生活的文字，可以说是道出了那一代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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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出于虔诚，还不如说我是在尽责。我这一生中就从未像其他人那样觉得教堂礼拜有意思或者让人振奋。能让我高兴的不是那句“现在，让我们一起进入上帝的圣殿”，而是当祷告结束时，我终于可以离开教堂重获自由。对于一个从小去了太多次教堂的人来说，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正常反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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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旧的教义总是被一遍又一遍地重申，而当人们对宗教的怀疑逐渐公开化并且越来越得到肯定的时候，这些教义更是常常让中产阶级听得不胜其烦。1884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礼拜堂里冷得像个冰窖。关于地狱和地狱中百般痛苦的布道内容让一个阿伯丁的学生忍无可忍，他认为牧师的讲话就同他“陈旧刻薄的加尔文主义神学一样令人厌恶”，[14]这种说教只适合在“苏格兰高地的某些偏远地方”唱给那些思想简单的会众。据威廉·鲍耶自己的回忆，他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总被母亲拖去伦敦某个非国教教众的礼拜堂，那些教友会喋喋不休地宣称其他教派的信众死后一定会下地狱。扭曲的神学甚至还影响了那些信徒的容貌，他们不是长相丑陋就是身材矮小，不是胸部扁平就是曲背溜肩，再不然就是有红鼻子病或者瘦得皮包骨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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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正统学说的衰败和信仰者的流失使教会陷入了瘫痪。实际上，在早些时候这种迹象及其形成原因就已经被人们注意到了。1854年，牛津郡的两个传教士就曾非常惋惜地指出，他们教区内的中产阶级教徒要么太“世俗”，要么就是被其他事情所分心而常常不去教堂参加礼拜。[16]1870年，佩斯利的牧师斯特罗克指责“唯物主义”和“泛神论”让“各个阶层的识字之人”都把传统信仰给抛弃了。[17]新兴的周末休闲活动也比布道更具吸引力。1911年，格拉斯哥的一个牧师便为他教区内被驾车出游和高尔夫球占据了礼拜天的中产阶级教徒感到万分痛惜。[18]教会于是开始采取一些相应的反干扰举措，苏格兰教会的青年男子联合会于1904年组织了一次去惠特比和阿姆斯特丹的团体游活动，并在次年将旅行地改到了高地地区以及更富有冒险性的法国巴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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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的旅行激发了教友们的社团精神，却无法除去人们心中对宗教信仰的质疑。苏格兰教会青年男子联合会怀疑称，中产阶级已经对“晦涩难懂的玄幻形式下”的礼拜活动失去了信任，不愿再遵循传统的教规了。此外，越来越多的信仰种类（包括非宗教类的信仰）也为中产阶级提供了是否继续认同祖辈传统的选择机会。1914年，正在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就读的多萝西·塞耶斯（她是牧师的女儿，后来成为了侦探小说家）被其姑妈问及了自己的“灵魂救赎工作”，这个很多“热切认真却见识有限”的人们通常最为关注的问题。塞耶斯尽可能巧妙地把这个问题搪塞了过去。她所学到的是些什么根本无足轻重，唯一重要的是通过加载在自己身上的包括基督教信仰之类的东西，对自己的救赎问题获得了何种感悟。[20]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候，拿宗教信仰开玩笑已经被解禁。1895年，《潘趣》杂志里的一幅漫画描述了一个男孩同他穿着时髦的中产阶级父母一起从教堂出来的情景。男孩妈妈：“妈妈，牧师刚才不是说贡嘎鲁鲁的当地居民都是不穿衣服的吗？”“是啊亲爱的，牧师是这样说的。”“那为什么爸爸最后会朝募捐袋里投上一枚纽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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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信徒数量不断减少，圣经的真理性也在受到挑战，但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仍然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家和地方机构将其强制推行，常常还会联合扮演道德宪兵的教会势力。那些机构的成员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主要任务是惩处社会上的各种不道德行为，尤其是要清除催生滥交行为的情色书刊。这项任务背后的指导思想，融合了旧约禁令，关于手淫对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危害性的医学警告，以及人们认为性放纵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毁掉这个国家的担心。玛丽·劳埃德的那首歌唱得不对，即使一点点的性幻想也会对人造成危害。全国性的节欲工作，需要内政部、全国警力和治安法庭的通力合作，当然，还要有相关的法律条款对公共道德进行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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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构建出这样的法律框架却并非易事，因为这样会侵犯个人自由和喜好。1857年，在一场关于《淫秽出版物法》是否应该被通过的辩论会上，两位杰出的法学家布鲁厄姆勋爵和林德赫斯特勋爵提出，如此一来，难道某些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以及罗彻斯特、康格里夫和威彻利的诗歌也应该受到起诉吗？[21]不多久，该法案的倡议者首席大法官坎贝尔勋爵就发表了他的意见。“就好像一只老母鸡似的咯咯直叫，”他读着一本最新出版的大仲马《茶花女》译本里的色情段落，为此，他认为“这种文学作品的毒性比致命的氢氰酸、马钱子碱和砒霜还要强”。夸张的语言一向是审查官员的措辞风格，在这个问题上它也确实起了作用，该法案终于获得通过。法案的通过还受到了《每日电讯报》的进一步支持。报纸登载了一篇报道，称伦敦商店橱窗里的不雅照片和印刷品竟然引得“上流阶层”的年轻男女也开始驻足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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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好奇心会成了造成淫欲的罪魁祸首？这个问题在当时的那项法案中并未说明。因此首席大法官科伯恩在1868年调整法案细节的时候，明确指出了“淫秽物”的特征为“很有可能……使那些容易受到不道德因素影响的人走向腐败与堕落”。当然，他所指的主要就是青少年群体和广大的工人阶级。[22]这也大概是为什么纠察队主要清查并起诉了《薄伽丘》和《拉伯雷》廉价的简装版译本而非价格昂贵的其他版本的原因。这种“工人阶级尤其容易受到色情图片和文字影响”的看法直到多年以后也依然存在。1931年，有个兜售不雅法国明信片（“摩登女郎”）的小商人遭到了起诉，一名律师在法庭上指责说：“如果是个沿街卖菜的小贩，那么比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就更有可能被上面的不雅图像所腐蚀。”[23]而那个受到指控的明信片商人，应该也是抱有同样幻想的，所以他才会朝着路过的青年劳工一边挥舞着明信片一边喊着“我保证上面都是最性感的货色”。逮捕他的警察称，在走近他的摊位施行搜查的时候都感到十分尴尬，“我甚至连那些女孩儿私密部位的毛发都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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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肃清运动者的密切监督，这类东西仍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1858—1880年间，道德警戒会总共没收了25万张色情图片。[24]其中一部分应该被伊顿公学的一个“大高个丑男孩儿”经手过。这个家伙曾在19世纪50年代晚期散布过“淫邪书籍和图片”，并把“性经验”分享给任何一个想听的人。有个男孩子拒绝了他的这些诱惑，因为想到了“父母对自己的信任，相信自己不会受到污染”。[25]20世纪初，“毛图”是邮局的年轻办事员们最为热衷的话题，这些员工偷偷看过不少裸女的照片，应该都是来自从法国邮递过来的各种“探索本性”的图册。这些图册在法国被认为是合法的“艺术表现”，而在英国则属于淫秽制品。这样的判定标准在1888年延伸到了文学领域，直接导致禁止出版左拉的《土地》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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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另一种法国舶来品“康康舞”也激怒了利物浦抑制恶行协会。康康舞每天都在莱姆街驿站——个介于酒店和夜总会的地方上演。这个地方经常会有很多利物浦市的“上流体面之人”去光顾。“驿站”的老板每天晚上在关门前都会大放国歌来掩护他的生意，不过他的死对头们却觉得十分可疑，认为那里肯定是情人幽会和妓女们常常出入的场所。他们怀疑得没错。“驿站”里的男男女女差不多都是夏洛特大街上另一个类似声色场所的老顾客，那里除了有通常的娱乐消遣外，还有所谓的“人体造型展览”，其中包括了由一对裸体男女定格扮演的亚当和夏娃。[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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