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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地方都已经营业了好些年。同其他一些“臭名昭著的地下场所”一样，它们之所以引起了警戒会的注意，并不是因为里面的娱乐项目，而是因为每天大清早从这些地方散场出来的嬉闹人群。经常还会有人喝到烂醉，醉到连谁是妓女谁不是都分不清楚。因此好些从朋友家聚会归来或者听完音乐会之后往家赶的正经女士们，都有过“当街受辱”的经历。与净化城市风气的工程比起来，保护好自己的社区不受侵蚀似乎更是人们当务之急的事。1856年的皮卡迪利街区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个地方本来名声一直很好，但后来几乎成了个红灯区。问题的根源是业主们倾向于把房子租给妓院或者赌场，因为他们能支付更高的租金。有些业主并没有这样做，比如一位“体面生意人”的遗孀，但她发现想要租住自己房屋的租客们，都被大街对面的妓院给吓跑了。于是杰明街的圣詹姆斯教区长和教区委员们在抑制恶行协会的帮助下，向地方警察施压，要求他们迅速采取行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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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煞费苦心地四处探查那些有可能涉及淫秽嫖娼的营业场所，想借此引起权威当局对放浪形骸的行为的警惕。1896年夏天，肃清运动者们鼓起勇气进入伦敦各个音乐厅，结果他们震惊至极，因为所见之景完全超乎了他们的想象。他们随即向地方长官报告了调查结果，力求吊销这些场所的营业执照。一个名叫玛丽·劳埃德的女子当时穿着灯笼裤，口中唱着“快抛个媚眼去”，让其中一个浸礼会牧师的妻子感到恶心难受，但这位警戒会成员还是立马振作了精神开始清点同那些“粉面男人”还有“机车族男子”一起喝酒的女孩人数。其他的警戒会成员也表示，里面的声色演出让他们感到难以置信：学生打扮的劳埃德小姐，口中竟然唱着“我问过亲爱的他们，所以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还有就是另一个女歌手演唱的一首关于某个小女孩偷偷钻过别人家栅门的歌谣，背后的和声竟然是“我看到的一切我都不会说出去”。不过最让他们觉得受辱的是，他们中间的两位女性警戒会成员被误认为“放荡女人”。一位女成员在皱着眉头环视自己周围堕落的人群时，有个年纪稍大的男人凑上去叫她看上去“高兴一点”，还说要请她喝上一杯；另外一位是妇女禁酒协会社会净化分会的里德女士，因为被认为是来“找男人”的女人而被音乐大厅的经理赶了出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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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到的罪证被像煞有介事地递交到了法院，但在开庭审理的时候以及后来媒体的相关报道中，却让人们觉得颇为好笑。音乐厅老板还是从审判长手中拿回了许可证，因为审判长认为庸俗和堕落之间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然而肃清运动者们依然毫不气馁地继续着他们的战斗。1911年，伦敦公共道德理事会以三位主教和一个公学校长的支持作为强力后盾，向内政大臣就伦敦市的舞台演出尺度表示抗议。此外，还有反对“不雅广告”、邪念新来源的“情色小说”的抗议，以及对“新的肉欲场所”——光线昏暗的电影院的担心。[29]1915—1916年间，全英女工同盟会派出了10位代表人员（其中7个是老处女）到伦敦各影院进行视察。其中一位走访了布里克斯顿区的帕拉斯影院，结果她吃惊地发现“年轻的情侣们去那里并不是为了看电影”，而是因为那里顶层楼座的包厢“能够方便他们干些不雅的勾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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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比伦只因有高度的警觉和自省才得以屹立于两河流域。一个国家，如果发生了道德的彻底覆灭，通常也就难以继续维系；往轻了说，即使是由于容忍道德退化而招致的惩罚，也很可能让其整个陷入危机。而一个帝国，一旦开始想要崛起，就更加不该再保持曾经的道德中立。时不时会有一些骇人的警告，说大英帝国如果继续放任淫秽之风，任其肆意发展，那么很容易就会像古罗马帝国一样彻底陷入螺旋式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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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难以想象中产阶级对社会道德约束的认同和支持究竟强烈到了何种程度。那些虔诚之人以及爱国之士们将审查制度大加推崇，似乎要让英国在全世界的心目中树立一种健康向上的形象，似乎这个国家应该是一座文明与进步的灯塔。我们由此可以想象，肃清运动者每次看到色情图片或者文字的时候，“污秽”这个词以及其他同义词一定会从他们的言语中屡屡出现。个人卫生和思想行为的纯洁缺一不可，都是他们的关注重点，虽然比起提供干净的清洁用水，民众的道德感和羞耻感的监控和维护要更加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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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男士中，也有一部分人会光顾音乐厅和“莱姆街驿站”那样的场所，购买色情书刊甚至频频嫖妓。但是要清查出这些人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尽管偶尔会有个别人因为给他们提供欢乐时光的供应商遭到了检控而随之浮出水面。1894年，有个贩卖假梅毒药品而大捞了一笔的江湖郎中被捕，在庭审中他供认出自己的顾客包括了大学生、商人、旅行推销员以及一位牧师。当牧师被揭发出来时，整个法庭都“轰动”了。《柳叶刀》杂志对此案做了相关报道，并评论说：总有男人对自己的放荡行为“恬不知耻”，唯一让他们“羞于提及”的只有染上了梅毒这样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求助于江湖骗子而不是正规医生的原因。[31]这个“蛇油推销员”以前的犯罪记录还显示他曾倒卖过色情刊物，并把广告张贴到了公共洗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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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龌龊家伙是“不规矩的”19世纪90年代的产物。正如肃清运动者们非常不安地意识到的那样，这帮人不光只在音乐厅的灯红酒绿中松开紧身胸衣那么不守规矩。这个年代更是见证了“新兴女性”（即解放了的女性）的出现，见证了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放浪大胆及其领军人物奥斯卡·王尔德在1895年的垮台。对他的审判仿佛要提醒人们，“艺术创作”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误闯禁地。《潘趣》杂志再现了中产阶级对其罪行反感的最高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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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都是“艺术家”，那庸俗之人也能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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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来吧，同昔日一般坚强的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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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人，连同他们的标志一并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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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不再哀叹英国怎会有这般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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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上日益显露的大胆直接也同样激起了类似的愤慨。女作家玛丽·奥利芬特所写的儿童读物《告诉耶稣》（1864）在50年中卖出了30万册。她在书中谴责哈代的《无名的裘德》（1896）是“对婚姻堡垒的攻击”，小说“字里行间都让人感到粗劣、猥亵和恐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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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奥利芬特夫人本人并不知晓，但她的口诛笔伐以及她身后的批判势力只不过是在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斗争，随着1960年反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一案而宣告结束。当时的控方律师还向陪审团成员问了一个日后非常出名的问题——他们是否愿意让他们的家庭佣人看这本小说，这在不自觉间就再现了维多利亚时期那些肃清运动游说者们所固有的“工人阶级天生堕落”的认知。这完全荒唐至极。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同样荒唐的是将旧约教条以一种铁腕式的手段强加在一个正逐渐远离教条式宗教信仰的国家之上。强加于人的各种“汝不可”没能阻止人们对它的怀疑和漠视，只在世人心中留下了中产阶级道德观在本质上充满压抑性和报复性的挥之不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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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oughton，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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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aylor，Autobiography，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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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emoir of William Smith，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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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radley，Abide with Me，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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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7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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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ansard，3rd Series，13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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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ishop Wilberforce’s Visitation，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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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cGarvie，29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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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rown and Brown，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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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neyd-Kinnersley，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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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dinburgh Review，98，No.200（October 1853），2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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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Spectator，27 February 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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