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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医药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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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入大学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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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下的人中，一位当了小学校长，一位当了艺术家，还有一位当了印度行政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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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德伯和海利伯瑞两所公学的毕业生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职业偏好，这两所学校主要招收的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塞德伯1884年入校生的毕业去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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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任职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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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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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技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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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医药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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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下的人中，两位升入了大学，两位当了建筑师，一位当了公务员，另外一位是教育部官员。进入商业领域的16人中，有一位在印度做了咖啡种植园主，一位到美国做了房地产经销商，还有一位在澳洲塔斯马尼亚经营农场。海利伯瑞公学1888年入校生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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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任职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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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人在英埃联合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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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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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医药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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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技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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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帝国驻外政府 4人[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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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十几人中还有两位神职人员、一位校长和一位建筑师。同塞德伯一样，海外投资对毕业生有很强的吸引力。海利伯瑞的学生有在锡兰从事茶叶种植的，有在巴西和孟买从事银行业的，有在美国加州经营水果种植园的，还有在俄勒冈州从事牧场养殖的。[24]越来越多的英国资本流向国外，越来越多的年轻公学毕业生奔赴海外市场建立自己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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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当时的形势看，几乎没有远离商业圈涌入行政管理或者教育一类职业的明显迹象，即便这些职业明显有提供“做善事做好事”的机会。大学教育是传统的进入神职的敲门砖，因此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走向也就稍有不同。在1849—1850年间进入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学习的21名本科生中，有10人后来被授予了神职，另外9人被均匀地分到了教育、公务员和律师行业。剩下的两人中，一位（服装商人的儿子）主要发展同文莱的贸易合作，另一位则当上了巴西电信公司的经理。[25]在之后的40年间，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同其他学院一样逐渐扩大，毕业生的就业格局也发生了变化。1886—1887学年入学的58名学生的就业情况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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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任职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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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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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技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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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医学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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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职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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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业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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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毕业生中，一位跟随其父亲做了《利兹信使》的编辑，另一位则成为了英属圭亚那的种植园监工，后来在一次枪击事件中丧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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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时为止，英国公学的毕业生几乎垄断了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1849—1850学年入学的大一新生中，有1/3都上过公立学校，还有1/3接受过专门的家庭教师辅导。1886—1887学年的61名新生中有34名毕业于公立学校，7名来自城市地区的文法学校，所有学生都没有请过家教补习。中产阶级的孩子几乎完全上的是寄宿制公学，有时候如果孩子成绩不太理想，家长还会让他们从这个公学转到另一个公学。对子承父业的热切期望往往都能通过教育的投资来实现。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毕业生中就有7人是跟随父亲进入了律师和医药行业。中产阶级中也有一些职业领域转变的情况，有个英格兰中部铁路总工程师的儿子后来成为了大律师，另一个是玉米商的儿子成为了一名执业律师。另外也有父辈是专业人士儿子转入商业领域的情况，有位牧师的儿子在加拿大做了粮食买卖经纪人。无论毕业后进入何种领域，公学和大学的毕业生几乎都继续待在了中产阶级的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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