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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下的人中，两位升入了大学，两位当了建筑师，一位当了公务员，另外一位是教育部官员。进入商业领域的16人中，有一位在印度做了咖啡种植园主，一位到美国做了房地产经销商，还有一位在澳洲塔斯马尼亚经营农场。海利伯瑞公学1888年入校生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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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任职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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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人在英埃联合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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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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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医药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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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技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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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帝国驻外政府 4人[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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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十几人中还有两位神职人员、一位校长和一位建筑师。同塞德伯一样，海外投资对毕业生有很强的吸引力。海利伯瑞的学生有在锡兰从事茶叶种植的，有在巴西和孟买从事银行业的，有在美国加州经营水果种植园的，还有在俄勒冈州从事牧场养殖的。[24]越来越多的英国资本流向国外，越来越多的年轻公学毕业生奔赴海外市场建立自己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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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当时的形势看，几乎没有远离商业圈涌入行政管理或者教育一类职业的明显迹象，即便这些职业明显有提供“做善事做好事”的机会。大学教育是传统的进入神职的敲门砖，因此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走向也就稍有不同。在1849—1850年间进入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学习的21名本科生中，有10人后来被授予了神职，另外9人被均匀地分到了教育、公务员和律师行业。剩下的两人中，一位（服装商人的儿子）主要发展同文莱的贸易合作，另一位则当上了巴西电信公司的经理。[25]在之后的40年间，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同其他学院一样逐渐扩大，毕业生的就业格局也发生了变化。1886—1887学年入学的58名学生的就业情况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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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任职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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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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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技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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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医学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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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职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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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业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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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毕业生中，一位跟随其父亲做了《利兹信使》的编辑，另一位则成为了英属圭亚那的种植园监工，后来在一次枪击事件中丧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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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时为止，英国公学的毕业生几乎垄断了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1849—1850学年入学的大一新生中，有1/3都上过公立学校，还有1/3接受过专门的家庭教师辅导。1886—1887学年的61名新生中有34名毕业于公立学校，7名来自城市地区的文法学校，所有学生都没有请过家教补习。中产阶级的孩子几乎完全上的是寄宿制公学，有时候如果孩子成绩不太理想，家长还会让他们从这个公学转到另一个公学。对子承父业的热切期望往往都能通过教育的投资来实现。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毕业生中就有7人是跟随父亲进入了律师和医药行业。中产阶级中也有一些职业领域转变的情况，有个英格兰中部铁路总工程师的儿子后来成为了大律师，另一个是玉米商的儿子成为了一名执业律师。另外也有父辈是专业人士儿子转入商业领域的情况，有位牧师的儿子在加拿大做了粮食买卖经纪人。无论毕业后进入何种领域，公学和大学的毕业生几乎都继续待在了中产阶级的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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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公立学校的男孩子一样，很大一部分的大学毕业生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职业领域，虽然他们接受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太多与此直接相关的内容。不过这并不能构成什么障碍，因为他们所获得的某种东西要比在职业教育中学到的技术技巧更为人们所看重。他们的所获，用枢机主教纽曼的话来说就是“自由知识或者绅士之识”——一种被他定义为“单纯只为求知”的知识。大学教育的成果是睿智和冷静的判断力、道德责任感以及对万事万物的审慎态度。通过公学教育和大学教育，阿诺德和纽曼教会了兢兢业业的英国人民将自己视为对自身对社会都肩负了特殊责任的道德精英。康普顿·麦肯齐的小说《恐怖街》（1913）中圣玛丽学院的院长在迎新会上对新生发表的致辞就体现了世代延续、道德提升和毕业后的服务社会立足社会这样一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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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已经来到了牛津大学……你们中的一些人是为了猎狐，一些人是为了穿上大件的非同寻常的长袍，一些人来是为了学院而挥动船桨，还有少部分的人是为了工作。但无论如何，你们来到牛津就是要保持英国绅士的身份。在以后的生活中，当你们成为了大使，成为了地方总督，或者成为国会议员的时候，你们肯定已经忘记了我今天深感荣幸地讲给大家的这一席话。但是完全没有关系，只要你们能永远记住你们是圣玛丽学院的学生，你们是光荣而古老的英国基石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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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中提到的“猎狐”提醒了我们贵族意识在当时还没有完全从牛津、剑桥和各个公立学校中消失。事实上远非如此，这些学校同上层中产阶级以及中层的富裕人士都还有很强的贵族意识。从权利和财富上看，中产阶级已经逐渐取代了旧时的以血统和土地为标志的贵族阶级，他们现在急切地想要吸收旧贵族阶级的典型品质，想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权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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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入校学生人数在1912年还占不到当年接受学校教育总人数的百分之一，但维多利亚时期和爱德华时期的公立学校确实是培养权力拥有者的摇篮，而这些人的话语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都一直很有分量。曾经的公学学生占据了内阁席位、管理整个帝国、指挥着陆军和海军，公司董事会、司法机构和公务员高层也几乎都为公学毕业生所垄断。1939年，68％—80％的高级公务员、法官、主教和银行董事都是后维多利亚时期和爱德华时期的公学毕业生。曾经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的鲁珀特·布鲁克（1887—1915）有着良好的运动天赋和审美品位，加上公认的纯真俊朗的外形，他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了体现英勇年轻、自我牺牲精神的民族标志，现在看来真是再合理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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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一些叛逆的学生认为公学教育让人厌烦，不愿轻易屈服并对公学的教育体系嗤之以鼻。当亚历克·沃的小说《青春朦现》（1917）出版的时候，正值19周岁的他正在战壕中躲避枪林弹雨。他通过描述自己在舍伯恩公学的亲身经历，批判了公学体育教育同唯美主义之间常常带有腐蚀性的紧张关系。另一位年轻军官，罗伯特·格雷夫斯也在自传体《向一切告别》（1929）中，言辞犀利地描述了自己在恰特豪斯修道院中学的所见所感。尽管后来亚历克·沃承认自己在舍伯恩的时候还是很快乐的。不过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人还是选择了默认，只求尽力做到最好（这一点应该是公学教育特色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并努力压抑心中的痛苦和不满。他们让自己相信确实在公学生活中受益了，并把自己的儿子们也送入公立学校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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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学校的批判者们指出公学教育其实自带了很多保守和庸俗成分。因为，鼓励清静无为、合作统一，恪守某些特殊的惯例仪式（通常是自创且比较现代的形式）都会催生停滞不前、故步自封。此外，对运动能力的狂热追求也培养了对任何创造性的、想象的、知识性事物的排斥和反感。校长们和学生们不再热衷“聪明智慧”，认为它远远比不上在球场上练就出的“体质体魄”。对基督教男子气概的追捧有时候甚至达到了让人吃不消的程度，以致1891年德文郡的一所寄宿制学校会对家长保证“年幼的和体质较弱的男孩子会受到特别照顾”。[27]其他一些地方，这样的男孩就没有类似的待遇了，就同约翰·贝奇曼（20世纪20年代早期就读于马尔伯罗公学）所回忆的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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殴打如此之可怕！迟到如此之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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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最可怕的是，那些可怕的比赛！[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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