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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达德能够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学校并吸引到众多的中产阶级家长，完全得益于那场改变了公立学校形象和教育实质的改革运动。公学改革自1828年牧师托马斯·阿诺德博士被任命为拉格比公学的校长开始，在其后的30年间取得了突飞猛进。在这场运动中，已经存在的公立学校得到了改造，新的一批学校也在阿诺德的教育思想框架下相继成立。改革过程好似一场宗教复兴：阿诺德是领头的大祭司，他的追随者们则是教义传播人；这些追随者后来都成为了各个公立学校的校长，并把阿诺德的正统教义施行在各自的学校。同他们的导师托马斯·阿诺德一样，这些人不仅梦想着让学生实现身心的重塑，还希望能通过向中产阶级灌输一种结合了圣公会教义和骑士精神中的自我否定，崇尚纯净灵魂、强健身体以及对弱者报以同情的浪漫主义情怀，来让整个国家也重获新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推行这样一种融合思想的教派被人们称为“强身派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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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立誓对拉格比公学进行整顿，是源于当时公学中日益严重的道德败坏现象。学校中旧制度之风盛行：教师之间相互脱离、置身事外，学生有大量的自由去做自己的事情，因而学校常常处于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状态；如果想对学生行为进行干预，那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因为学生们会以人身自由为由来进行反抗。1793—1832年间，一共发生了14起公学叛乱事件，包括伊顿公学的4起和拉格比公学的2起，而且每次事件学校校长都必须召集军队才能维护学校威信。有一些人竭力维护这样狗咬狗的学校氛围，称其能让学生们更好地为将来进入充满争斗瞬息万变的成人世界做好准备。阿诺德的一位评论者如此申辩道，男孩子们挨了拳头，但是这些对身体耐受力的锻炼和自尊心的培养，非常适合在一个严密监管的“仿乌托邦”里进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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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在直觉上非常清楚，中产阶级是想让他们的儿子能在一个乌托邦式的环境中接受教育。于是，他提供了一种组织结构完善有序的学校模式，以保证学生们能够保持纯洁正直而不受淫邪之风的腐蚀。阿诺德和他的追随者们深信，只要定期参加教堂礼拜、定期倾听讲道指导就能够让孩子们对罪恶思想的抵抗力得以加强。另外，催生各种暴力行为的男性荷尔蒙也被引到了运动场上，在那里燃烧成挥洒的汗水。竞争性的团队比赛进一步巩固了学生对学校和家族的忠诚度和归属感，严格的比赛规则以及对公平竞争的强调更有益于培养学生的自控能力。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是，阿诺德将贵族的田野间运动彻底从拉格比公学中废除，贵族学生再也不能带着他们的马匹、猎犬或者猎枪来学校上课。这些学生被严加约束，而那些来自乡间绅士家庭的随和谦逊、严于克己的男孩子却受到阿诺德本人的偏爱。托马斯·休斯（毕业于拉格比公学）将小说主人公汤姆·布朗的成长背景设置于此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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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求学记》（1859）给读者呈现了一个自成体系、纪律严明的层级社会。阿诺德创建了一个以服务和美德为基础的等级体系，并授权给高年级的男生让他们一起参与学校的管理。最低层级的新生需要极端恭顺地听从学长们的差遣，像侍从一样学习臣服和谦恭。如果新生的表现能够赢得上级领导（包括教师和级长）的认可，那么他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进行级长职责的相关学习。学生的尊卑顺序由他们佩戴的特别徽章来标明。拉格比公学会授予有橄榄球特长的学生一顶镶有金色流苏的丝绒帽，这顶帽子可以使他们免受学长的差遣。身体素质也是德育的一部分，所以那些拥有丝绒帽子的学生通常会被视为“其他学生的表率”，还会在公共场合维持秩序，维护“良好的校风校纪”。[13]其他学校争相模仿拉格比公学的做法，纷纷选举出级长、监察长、学习督导，当然还有顶尖的体育生来组成学校的精英管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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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公立学校都有自己的一套荣誉系统，都会通过不同的颜色来对全校或者家族的优秀学生进行奖励。获奖学生的帽子、领带和西装式的外套都会同普通的校服有所区别，以彰显荣誉。有时候这些孩子甚至还能享受其他一些颇为神秘的特权。中产阶级的男孩们在这里通过亲身经历学会了如何在一个崇尚坚毅顽强和高雅正统的等级社会里获得生存和发展。这样的荣誉体系也让学校和家族形成了一种团体特质，优秀体育生的特殊着装以及毕业后的校友关系都赋予了学生一种凸显社会地位的标签。人们看重的已经不仅仅是自己归属于某个团体，而是要让别人知道自己归属于某个团体。有个学校还流行一种特别的说法，即归属感的养成是入校新生的第一要务。此外，每年的建校人纪念日、特定意义的周年纪念日和庆祝庆典等仪式性活动上，学者们还会用希腊语或者拉丁语来进行致辞，并对优秀学生进行颁奖和表彰。这些活动也进一步增强了学生对学校和家族的忠诚度以及各级校友之间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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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学校普遍推行的这些仪式活动进一步确立了后阿诺德时期英国公立学校的首要目标——创建道德上的贵族阶层，而不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或家族血统。爱德蒙·沃伦博士于1884—1905年任职伊顿公学的校长，任职期间进一步提升了伊顿的德育标准。以他的话来说：公学的毕业生都是“为善之人”，他们的言谈举止有礼有节，为了“纯洁健康、正直无私”的事业倾注心力，为了人类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在世界范围内起到良好的榜样作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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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榜样很有可能都是热衷体育的人士。团队比赛一直是新兴公立学校的生活中心，甚至还有人称它们为学校教育的主导内容。这样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团队比赛所涉及的价值观确实体现了基督教绅士的定义。队员们把团队的利益放在个人得失之上，谦逊地服从裁判的判罚和裁断，严格遵守比赛规则。是比赛的过程让选手们赢得尊敬和赞誉，不论这名选手击球得分是多少、击中了三柱门几次或者持球触地成功得分了几次。在这个过程中，运动员们只要克服了身体的疼痛和心理的恐惧那就是真正的赢家。“尽管获得技巧和力量确实要承受一定的苦痛，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掌握了有力投球和快速奔跑还会给人带来不悦而非欣喜呢？”阿宾汉姆学校的校长埃德蒙·瑟林向剑桥本科生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指出，其原因就在于，“越小程度的身体伤害，才越能带给人身心的愉悦”。[15]不知道埃德蒙·瑟林校长会对那些成立了吉卜赛板球俱乐部的几名前公学学生做何评价？因为那些学生坚信，即使被球击中也绝不应该停下来检查瘀青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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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体育运动对身心都很有益处。截至当时，中产阶级男子在强健体魄上花费的努力好像还不为人们所知。如果是在某种必要性的驱使下他们可能会骑马、徒步，若是住在郊区的话还可能涉及射击、捕鱼和打猎。现在，多亏了公共学校的教育体制，中产阶级的男孩们开始了定期的、通常会有激烈身体对抗的体育运动，比如足球、橄榄球和板球。从各个方面来看，这些运动都很符合男孩子们的口味，他们对训练和比赛的热情和强度丝毫不亚于成年男子。19世纪70年代先后出现了一批大学生橄榄球队，其中有15支球队是由伦敦教学医院（比如盖伊和巴特教学医院）的学员和执业医生以及市公务员和律师组成。成立于1871年的罗奇代尔黄蜂橄榄球队的队员还包括了地方行政官、钟表制造商、销售商、几名律师、公司经理和一些商店店主。谢菲尔德大学学校的几名毕业生于1857年还联合成立了足球俱乐部。由于俱乐部成员“几乎都是中产阶级人士”，再加上当地报纸对球员们的“品德特质”大加报道，因此俱乐部在社会上拥有很高的声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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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他们在公立学校的热爱运动者们一样，这些颇有男子气概的足球队员们也是出于对运动本身的热爱而在球场上挥汗如雨，他们由此获得的奖励便是个人强健的体魄以及一种全力以赴之后的成就感。得奖与否是次要的，或者说通常情况下是次要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中产阶级体育运动存在着一种矛盾——尽管优秀的选手总是通过自身的精神风貌来赢得人们的尊重，但学校各个家族之间以及各个学校之间的比赛都设立了冠军奖杯，鼓励参赛者赢取胜利将其收入囊中。这样的竞争模式在学校之外的地方被如法炮制。截至19世纪70年代，地方以及全国的橄榄球和足球联盟都开始了自己的联赛。男孩子和成年男子常常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兴奋到不能自已。同今天一样，男士们只要见面就一定会对各参赛队各球员的表现进行如火如荼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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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第三个25年间，板球、足球和橄榄球运动逐渐从公立学校走入了英国主流社会文化。足球协会下属的俱乐部数量从1871年的50个增加到了1905年的1万个以上。人们开始竭力地把竞技比赛也引入到新成立的普通小学中，因为这些小学的工人阶级孩子们除了跑跑跳跳式的简单操练便别无其他体育活动。小学董事会没有什么理由拒绝，而且中产阶级的积极分子还会捐款来修建运动场地，以便激发贫穷孩子们公平竞争的意识，同时也让他们强壮坚韧起来。[17]因此，在20世纪的前10年，体育比赛便进入了英国几乎每所小学的课程大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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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体育运动的发展也带来了冲突。中产阶级视球场为一个检验道德风尚和有闲业余爱好者们比赛和训练的地方。而工人阶级的橄榄球和足球运动员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坚称仅从请假耽误了工作以及为比赛支付了路费来看，自己都应该获得一定的酬劳作为补偿。中产阶级不同意朝职业球员方向转型，担心球员职业化会对体育道德体育精神有所损害。1894年，一名毕业于海利伯瑞公学的业余橄榄球联合会的官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称职业球员“没有了体育精神也很难在球场上做到全力以赴”。[18]4年之后，英国的橄榄球运动沿着社会和地理的楚河汉界分裂成了两大阵营，不过英式橄榄球联合会并未遭到解散。联盟主要面向的是中产阶级、业余球员和公学教育，盛行于南方，在南威尔士、英格兰中部和边境地区是绝对的主导；而橄榄球联盟，是面向工人阶级的职业化橄榄球运动，盛行于英国北部地区。随着北部工业区越来越多的足球俱乐部开始任用职业选手，英国的足球运动也发生了同样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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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叹业余体育精神受损的声音随之四起。1912年，一位退休的老校长厉声谴责了“运动天赋的职业化、一味追求打破纪录以及把冠军选手奉若神灵的做法”，认为这些都是“国家活力衰竭的症状”。[19]类似的歇斯底里之人不在少数，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甚至不允许“球员”（即职业运动员）同“绅士”（即非职业运动员）共用一间更衣室，并把这一惯例一直保持到20世纪中叶。[20]在记分卡签名的时候，非职业的绅士们可以签上自己的全名和名字缩写，但职业球员就只能写上自己的姓氏。中产阶级对比赛职业化和非赢即输式竞争的反感其实有些让人感到意外，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坚信竞争是自然的法则，是创造财富和实现人类进步的必需。是公立学校的教育理念让体育运动免受了这种竞争性的影响。即使没有被神圣化，中产阶级的体育运动也有了一种贵族意味，他们认为金钱支付和不顾一切的求胜心态会对其高贵性有所玷污。似乎真正的运动员应该同中世纪的骑士一样，除了荣誉和声望便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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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来，中产阶级对职业运动的反感折射出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公学对孜孜求利的深恶痛绝。有人认为，英国公立学校让一代代的中产阶级男孩从他们父辈得以繁荣的商业生活中脱离了出来，转到了其他可以做个基督教绅士随良心做事、只做好事的职业上。高尚的思想容不得对利益的追逐，公学教育将古老的轻商思想从沉睡中重新唤醒。柯瑞里·巴尼特就曾经点出了这种态度上的明显转变，担心这可能会导致缔造工业革命的创造力和商业精神的衰竭，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经济的停滞和世界影响力的下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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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的转变让各个公学有了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也让公学校长们更加积极地用轻商思想去影响中产阶级的上层人士。但学校校友名册却显示出事与愿违的结果。据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来看，公学的孩子们依然还是对经商有着很大的热情，都愿意投身于商业领域，尤其是在逐渐增多的海外贸易地区以及殖民地地区进行投资。雷普顿公学于1854年招收的13名男生中，有10名的就业情况可以在记录中查到：有三位进入了律师行业（其中一位成为了印度马德拉斯的法官），两位升入了大学继续深造（其中一个后来在中国从事口译工作），两位进入了商业领域，一位后来成了牙医，另一位在军队任职，还有一位移民到了新南威尔士。雷普顿公学于1880—1881学年入校的37名学生也有着类似的毕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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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任职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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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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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技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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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医药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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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入大学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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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下的人中，一位当了小学校长，一位当了艺术家，还有一位当了印度行政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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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德伯和海利伯瑞两所公学的毕业生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职业偏好，这两所学校主要招收的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塞德伯1884年入校生的毕业去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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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任职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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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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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技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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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医药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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