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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170293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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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八章 新女性：婚姻及其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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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并没有给妇女的地位和待遇带来多大的影响。女王的私人生活遵照着对于中产阶级妇女来说是命中注定的婚姻和哺育子女的传统模式。在女王统治中期，这种完美女性的生活模式开始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尽管女性已经进入之前为男性专属的工作圈子，婚姻生活和养育子女依然是理想女性应该做的。妇女教育的先驱、北伦敦教会学校创始人弗朗西斯·巴斯坚持认为中产阶级的女孩们只在上午来校，下午可以跟她们的母亲学习未来的家庭责任。一本1887年出版的针对单身职业妇女这一新兴人类的度假指南，将“维多利亚、妻子、母亲和女王”——这样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职业优先排序——作为封面题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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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子的一位投稿人自豪地称自己是“脑力工作者”，这类女性放在50年前会是极其罕见且受人鄙薄的。但体力劳动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出于经济需要强加于工人阶级的妻子们身上的，而慈善家和改革家们也一直警告说，这会阻碍他们的家庭幸福。中产阶级的妻子无须承受有偿工作的负担：她会得到丈夫的经济支持和保护。作为回报，她会为丈夫提供一个舒适而宁静的远离喧嚣工作的庇护所，并被后者尊为家庭女神。她监督仆人和食品添置、养育子女、指导尚处幼年的儿子们、向女儿们传授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终极责任，还要当好一位女主人。总而言之，就如罗斯金《芝麻与百合》（1865）中指出的那样，她的生活完全致力于为丈夫创造幸福，借此，她欣然接受了“自我克制”以及他所谓的“谦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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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金对理想妇女的评判标准在于她如何履行家庭义务。大卫·科波菲尔的第一任妻子朵拉没能恰当地履行好这个职责。虽然他对她的打扮陶醉不已，她的死还是为他过上心满意足的生活清除了一个障碍。魅力永远无法补偿处理家庭事务能力的不足，而对合格的妻子的试金石还包括管束子女和仆人的能力。打扫中产阶级居住的房屋、保持室内温暖、供养家人和盥洗衣服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家务活。因此，仆人是必要的。在19世纪将尽之际，煤气灯的改良以及在较富裕家庭才有的尤班克牌清洁器、瓦斯炉和电力照明，使得这些仆人们的差事轻松了不少。流行风向的改变也减少了工作量，尤其是那些极易吸附灰尘的小摆设以及为中产阶级所珍视的裱框相片开始失宠。有位建筑评论家对爱德华七世时代“朴素而有品位”的家居风格的描述，其中有一条就是：它更易清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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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家庭会雇用仆人。1891年，大约10％的伦敦家庭（大致相当于该市的中产阶级人数）拥有居家的仆人。其中，6％的家庭拥有一个，4％的家庭拥有两个或以上，而很多家庭主妇会聘请半职的打杂女工和洗衣女工。[3][4]终身制仆人身价都很高，他们期望年薪能够上涨，而他们的工资水平也确实在日益高涨（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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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1871年和1907年终身制仆人的年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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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不包括制服、食物和盥洗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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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解雇和监督仆人是一件繁重而耗时的事情。应聘者们最好能带上一封由他前任雇主为其勤勉、严谨和驯良的优点写的证明信。在招募新手时，最抢手的是12—14岁的乡村少女，因为人们认为她们已经被调教得惯于恭敬待人。这些美德并不多见，所以她们开出的工资更高，以至于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家庭都承受不起。相反，也有一些女孩和“愚蠢的女孩莎拉”素质相当：这位嘉莉·普特尔的女仆，时常粗心大意，行为具有侵略性，有一次还让被她指责醉酒的打杂女工比勒尔夫人扇了一记耳光。仆人们的游手好闲和喜怒无常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这是他们的女主人们日常谈论的话题，也成为了中产阶级特有的娱乐资料，即仆人的笑话的来源。最受人欢迎的一个主题莫过于主人的恼怒以及其粗心的仆人如何在无辜的行为中表现无礼。在1895年出版的一期《潘趣》上，一位年轻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正在申斥一名女仆：“苏珊，看看这儿！我都可以在这张桌子上写我的名字了。”“上帝啊，夫人，您当然可以！从现在起，我再也不会阻拦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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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妻子们应该早已准备好如何积极应对苏珊以及同她类似的仆人了。日常家居生活中的无尽烦恼是非常令人厌烦的，但是能够安慰她的是，家庭主妇知道自己正在履行丈夫和社会对她的期望。当代的达尔文理论和原生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女性传承了能让她立身于世的天赋：温柔、无私、慷慨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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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科学研究似乎更强调旧时的传统理念。然而这两者都值得质疑。以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为最著名代表的、集智慧和坚强意志于一身的女性个体正在影响国家的生活。尽管终生未婚，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赞同婚姻对妇女来说是“创造了新的职责的晋升”这一普遍观点，但她也相信并且证实了自己拥有她曾描述的“人类和上帝的崇高目标”。许多中产阶级上层的妇女们对她的志向和挫败感深有同感，还找来了大量的男性盟友。而一旦她们把注意力放到如何进入职场工作上，这些女性就会遇到铁了心要捍卫传统的保守男性不遗余力的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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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性在世界上所处恰当地位的教条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很荒谬的是，它是基于分析女性特点的科学研究之上的。有研究论述说，总体上来说，女性比男性更有耐心、更谨慎和容易取悦。这个结论对于国家的经济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些品格正好都是男性不愿碰及的单调琐碎的办公室工作所需的。快速增长的商业和公共管理机构以及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的大批量制造的雷明顿打字机正好为中产阶级下层的少女提供了一个体面的就业机会。1861年，全国的女文书还不到500人，而到了1911年，人数竟直逼14万。当中大多数都是速记打字员，她们处于办公室职位等级的下层，所得报酬也少于从事类似工作的男性。[5]为了进一步提醒她们处在被奴役的位置，妇女被一些职业排除在外；她们可以从事日常记账，但不能审计结果，因为会计是男性专有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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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许年轻女性进入男性支配的政商两界是出于对社会必需的一种让步。在19世纪90年代，众多专为中产阶级下层女孩和家庭主妇打造的廉价周刊杂志纷纷冒出，数量在不断增长。在这些杂志中，“女性主要的抱负并不是立业，而是持家”这个讯息被反复提及。1898年，《甜蜜之家》杂志就刊登了一篇题为“男人喜欢聪明的女孩吗？”的文章，这篇标题极具煽动性的文章给出了一个完美女性的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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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莫中等个子、常带微笑、神采奕奕、颇有几分姿色。穿着整洁雅致。性格可爱、温顺并富同情心。热爱家居，很有兴致将它布置得最为亮眼。把丈夫当成世界上最亲爱的大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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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聪明”的女孩会认为家庭生活了无生趣，也不愿屈尊去做“家务琐事”。[6]文章推断说，这样的女孩不太可能找到丈夫，即使找到了，他也会很快对她心生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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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已经有了一定的独立能力，比方说当上了教师、打字员和接线员的聪明女生，也不该抗拒自己的天性。没什么比回到家中让自己忙于做饭、打扫卫生和归置家什更能让她们从心底里感受到快乐。[7]而以这种方式获得自我满足的女性，正是年轻的男性寻觅妻子时梦寐以求的。1916年，《女孩周刊》中的诗句这样安抚那些待字闺中的女孩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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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结了婚的女孩都是居家型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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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是母亲的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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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父辈兄弟的可靠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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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孩子们的知心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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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结了婚的女孩是有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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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该做什么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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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个笑容一句蜜语就能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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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散在家中的怒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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