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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新闻更是联手了另一个同样强大地推进社会整合的代理——来自父母的压力。中产阶级的女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是以学徒身份作为婚姻知识传授对象的；这是她的命运，通过这种方式，她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且找到了自己在世界所处的位置。政府对此也表示赞同，19世纪90年代早期出台的教育计划把“家政”课列为小学课程的重点，包括家庭预算准备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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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仍然意味着女性对男性的依赖与顺从，尽管相较过去这种观念有所减弱。慢慢地，法律上有了一些零零碎碎的调整，赋予了女性一定的自由，将其从最糟糕的过重家庭负担中解放了出来。1870年和1882年出台的《已婚妇女财产法》降低了丈夫对其妻子财产的支配权，1857年出台的《离婚法》使离婚办理更加便利，但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双重标准仍然很普遍：法律允许丈夫只要查出妻子通奸就能同她离婚，而妻子提出离婚的话，必须拿出丈夫通奸的证据，以及对方是否有虐待、遗弃或乱伦的犯罪情节。这一法律上的差别对待一直持续到了1937年。那些经常遭受丈夫虐待的妇女总算得到了一些救援：1878年出台的《婚姻诉讼法》赋予了行政人员签发离婚令并确保已经定罪的虐妻者向妻子支付生活费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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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认识相反的是，殴打妻子并非完全是工人阶级的恶习。离婚诉讼披露了很多中产阶级的妻子们被丈夫殴打，有时还自行还击的实例。1861年，一位商人的妻子巴特勒夫人控告丈夫与一个妓女通奸并威胁自己已有两年之久。她对他进行了反抗，有一次甚至拉扯了他的胡须，紧接着两人开始互掷陶器和刀具。法官驳回了这个案子，因为他认为妻子有些“歇斯底里”。这个形容词通常被用在那些极其激怒和沮丧或者精神高度紧绷的妇女身上。法官还祝愿这对夫妻“能继续在一起快乐地生活”。[9]耐人寻味的是，丈夫们对妻子家庭职责方面的抱怨，通常是家庭摩擦的来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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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婚姻的剖析建立在那些上呈法庭离婚案件的证据上，是有悖常理的。然而人类性格绝对的多样性意味着婚姻紧张是不可避免和普遍的。因为离婚诉讼费用很高，许多离婚案依然悬而未决；因为它们会被大肆报道，所以人们认为是一种公开的羞辱。其他的逃生路线也存在。在19世纪50年代，一位不知名的医生十分困惑地观察到，他所认识的在伦敦工作的每位医生都曾在某些时候被迫收回他们对自己病人的怀疑，包括下毒谋害妻子的丈夫和下毒谋害丈夫的妻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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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黑暗和引发好奇心的领域，尽管来自公开辩论的猜疑是可以理解的。毒药很容易弄到手。当时的人们不像帕尔默医生那样对自己的收益能够了如指掌，他们往往难以区分致命的肠炎和毒药引发的症状。有些绝望的中产阶级的妻子们为了摆脱丈夫的桎梏，做好了冒着上绞刑架的风险准备。弗洛伦斯·坎贝尔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个卫兵警官，他经常醉酒后殴打她。他死时不到28岁，死因被草草归结为酗酒引起的胃疾。她的第二任丈夫查尔斯·布拉沃是一名律师，因锑中毒死于1876年4月，弗洛伦斯为此被怀疑是杀夫凶手。她曾和她的主治医生詹姆斯·格利有过婚外情，他知道一些内情并且感到非常愤慨。格利曾经为她做过引流；妊娠和分娩对于女性总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常常是致命的，这也可能是弗洛伦斯想要终止她婚姻的原因。[12]如果她真的谋害了丈夫，还没有足够的证据用来起诉，尽管公众以为不然。弗罗伦斯·梅布立克的丈夫是一位来自利物浦的商人，他体弱多病、饱受急性消化不良之苦并且殴打过她。1889年，她涉嫌通过煮蒸捕蝇纸提取砷毒将他谋害而被判刑。和弗洛伦斯·布拉沃一样，她也有外遇，而这有可能会诱使她铲除一个多余的、不讨她喜欢的丈夫。[13]这两个案例不仅为这位不知名的医生的猜测添加了一些可信度，还提供了令人痛心的证据，证明中产阶级的婚姻生活被困在无爱而失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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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错配婚姻的痛苦和所受的惩罚都被载入了报纸当中。当时，存在着专横的丈夫以及一些聪明有主见的妻子们，她们不愿听从罗斯金（他自己的婚姻也是失败的）和其他大师们提出的消除自己个性的建议。基本原理可以归纳为，他们的谴责基于女性有服侍丈夫的先天意愿以及这是理当遵从的圣经中的条约规定。但是，前者是站不住脚的科学依据，而后者的威信正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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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70年代早期，人们对女性的看法有了改变，尤其是关于妇女应该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正统教条受到了挑战，需要修改，有时甚至被完全推翻。这场运动集聚了各路势力。现在回想起来，它的受益者们可以宣称这是一场百年后才得以结束的妇女大解放运动迈出的第一步。到了19世纪90年代，“新女性”已经出现，而她的姐妹们则宣称自己会死守压抑人性的旧观念。其中一位在1903年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最守旧的姑娘在一百年前肯定会被列为‘叛逆的女儿’或‘新女性’。”把简·奥斯汀笔下的伊丽莎白·班纳特放到现代，她会逃离幽闭恐怖的家宅和愚蠢懒惰的母亲而为自己谋一份职业。她的妹妹玛丽会进入大学学习。[14]在格顿学院的时候，带着爱德华时代气息的玛丽·班纳特会骑自行车，争论女性选举权的优点，抽烟，和反紧身胸衣运动的支持者们同仇敌忾，甚至仔细斟酌那些讥讽婚姻是一种家庭内部奴役和卖淫的杂交体的极左翼人士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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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人士对新女性的人生观与举止感到震惊。然而这其实是人类演化而非革命的产物。在早前对女性气质的认识中，先行者们的理解是自相矛盾的。理论上，妇女被尊为拥有智慧、创造力和活力的高贵生物；也有一些人认为，女性天生的傲慢，使她们成为在19世纪中期流行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平衡力。[15]不管怎样，她们都需要男性持续不断地监督，而她们的智慧和才能也被束缚在传统习俗允许的范围内。即使有部分规范已经被叫停，偏见却依然存在。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被允许护理斯库塔里处于康复期的病人，但军方坚决要求她和中产阶级同伴们只负责看护普通士兵而不是军官。因为他们所负的全部使命感使他们担心这些年轻小姐们是不是在寻找丈夫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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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南丁格尔小姐那样的女性使那些关于哪些工作可能适合或不适合女性担当的道德困境变得更为复杂。她是一位出身中产阶级的未婚妇女，是生存在社会边缘的人。小说家乔治·吉辛（1857—1903）是这样描述她在社会上的孤立处境的：“这是一位柔弱、没有目标、失去希望的妇女”，她受到来自上帝的惩罚，使她“因为错失了爱情进而错失了一切”。[16]两性之间的人口失衡，导致了未婚女子人数增多：1901年，女性人数比男性人数多出了100万。与此相关的一个事实是，当时的平均婚龄为25—35岁，这就创造了一个劳动力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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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普遍意义上的供需法则应用到中产阶级妇女身上是不可能的。专业人士和大学教授纷纷竖起防护屏障，人们也总是提及关于女性工作的本质是否有损女性地位形象的敏感问题。比方说，让一位来自中产阶级的女孩进入南丁格尔时代之前是由没有受过教育的“低层阶级妇女”当班的护理行业是正确的吗？我们只能给出一个比较勉强的肯定答复，这是基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伦敦的医院引进了新的培训课程而其他各地医院也纷纷效仿，才使得护理行业拥有了专业职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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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病人是一回事，诊断和治疗他们又是另一回事。早期，人们对女医生的看法五花八门，有人以高傲的打趣姿态接受，也有人百般阻挠。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夫人（1836—1917）需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坚定的意志和非凡的毅力面对医疗机构的强硬态度。索菲娅·杰克斯－布莱克（1840—1912）是拉格比学校一位校长的妹妹，她勉强获准参与学医，但是爱丁堡大学拒绝授予她学位。这样的态度包含着明显的不公平和恶意，但它未能制止中产阶级的女孩们修习医学课程。医科学校花了20年才开始坦然面对现实；1895年，伦敦、达勒姆、圣·安德鲁斯、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大学院都为女医生颁发了学位证书。在格拉斯哥大学，她们占了当年医学毕业生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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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这样的进展，唯一的原因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有了心态上的改变。而慈善过程中传统的自由概念则是他们的智力催化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妇女的从属地位》（1869）中辩论说，同遭到这个时代遗弃的其他许多事物一样，妇女地位低下也是未开化的过去的一个遗留。这是一个唯男性“绝对优势”为至尊的历史时期的残存，并被其当事人认为是自然和可取的社会安排。对于女性的征服已经不再那样残酷，现在的男性会将女性“不是［作为］一个奴仆，而是［作为］一个特别喜欢的人”来对待，虽然相对前者，她依然处于劣势地位。女性的解放和晋升平等是势在必行的，这是中产阶级在19世纪很多阶段一直努力不断拓宽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的解放的必然结果。女性解放运动已经在开展当中，因为有很多“聪明努力且有经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们”会就私人和公共事务经常为丈夫们出谋划策。没有人质疑女性的思维能力，而基于古老的传统习俗要继续奴役女性是很不公平的，也是对智力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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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也意识到了这点，并开始利用传统的中产阶级的说服手段——协会、公开会议、广发传单和募捐筹款——推进她们的解放事业。她们很快意识到，获得免费教育的权利是解放女性的关键：在19世纪70年代，牛津和剑桥都成立了私人融资创办的女子学院。对此，男人们的反应大多是充满敌意并认为此举愚蠢至极。1871年，牛津辩论社以19∶13的投票比例将女性拒之校门外；1897年，剑桥大学的本科生们为了庆祝参议院拒绝妇女进修学位，而把一幅骑着自行车的女人的画像悬挂在其学院的一扇窗外。根据她穿着的灯笼裤，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她代表着新女性。更为顽固的教授们（大多数）也会从中阻挠，表现得十分无礼。1870年，罗斯金执意要求将女性从他在牛津大学的艺术学讲座中驱逐出去。他宣称：“我不能允许戴无边女帽的人进来。”他还补充说，他接下来的讲课内容保准会对“女性的大脑没有丝毫用处”。[17]剑桥大学的中世纪研究专家乔治·戈登·库尔顿也支持这种不文明的传统。他在20世纪20年代最后几年向一群男女混杂的听众授课时，很有针对性地使用了“早上好，先生们”作为开场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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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几乎成了四面楚歌的哨所。从19世纪70年代起，先是私人出资而后由政府拨款建立的新的地方大学院校都接受了男女平等的原则。1893年，伯明翰大学的男女学生比例是365∶335；1913年，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的男女学生比例是441∶173。在这里，近1/4的学生享受学院和郡设的奖学金。[19]不过，在专注于技术和科学的大学里，有着显著的男女比例不平衡：谢菲尔德大学在1911年只招收了48名女学生，而男学生人数过千。即使这些大学院校支持性别平等的理念，某些学院仍然有着傲慢的情绪。1901年，在伯明翰大学，当一位女毕业生走到英国财政大臣约瑟夫·张伯伦跟前时，台下的男生们起哄道：“上啊，先生，吻她！”但这位女性选举权的反对者拒绝照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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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先肯定女性智力的潜能，后将其部署在迄今为止还是为男性所有的工作领域的模式也被运用到了其他方面。在接受了常识底线——如果她们通过考试，就有权利实践其能力——之后，制药协会在1879年接收女性会员时没有引发什么骚动。出于实际考虑，伦敦和一些行省的地方当局在1894年任命了一些女卫生检查员，但她们的工作范围仅限于诸如员工大部分都是女性的洗衣房一类的场所，以及探望卧床不起的穷人家的妻子们——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最要紧的是“礼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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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主义完全是中产阶级才有的现象。然而还有许多中产阶级的男性和女性对女性主义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对于女性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旧观念依然风头强劲，而在分工明确的医疗行业，对这种观念的宣扬比其他任何行业都来得激烈。1895年，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所在的伦敦医院的女医生们对职业资格认证的呼吁震惊了皇家内科医学院。一位工作人员讥讽道，女性之所以被允许学医，只是因为这样一来她们就能“独立于婚姻之外”在社会上生存而无须担心贫穷。教学及护理是她们与生俱来的专长。另一位男医生宣称，她们缺乏创造或升级知识的想象力。还有一些迎合者。一位来自《柳叶刀》杂志曾指责“新女性”十分聒噪的新闻记者揶揄地补充说，新女性是“病态”的人，应该被送去做“病理解剖”。一位耳喉外科医生坚称，女医生们“扼杀了自己的性别”，“藐视了将其限足于家中的神的智慧”。[22]《实习医生》认为这种抱残守缺的思想十分可笑，并将其比作“医生帕廷通斯夫人最后一次绝望的挥帚”。[23]将这位象征60年前政治改革的人物形象拿出来作比较，是非常恰当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保守党人一样，顽固的医生们终于被吞没在时代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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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妇女们将自己的行为限制在一定形式的慈善事业上，那么即使是最默默无闻的医务工作者也无法否认妇女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大家一致认为，中产阶级的妇女有能力超越阶级障碍，并且能同工人阶级的姐妹们在家庭及家族事务上坦诚贴心地进行交谈。天生的同情和怜悯之心，激励她同剥削不管是工人抑或是妓女的行为做斗争。只有在这一领域拥有斗争经验的妇女才有实力进入政治舞台。如果是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的那样，妇女解放是自然进程的一部分，那么她们就有权获得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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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当女纳税人被允许参加投票选举并参与当地学校委员会竞选的时候，人们默认了这项原则。到当年年底，一共有三位女性成功获选。[24]1888年出台的地方政府立法赋予了拥有家庭的妇女们投票选举的权利。1907年，在伦敦有60万这样的女性，其中约1/5参与了议会选举投票。[25]然而，这些先例和不断加强的妇女对地方政党组织事务的参与力度在进入下一阶段——将国会选举权扩展到妇女身上时，却显得很无能为力。其最终结果，之前我们已经做过彻底的描述和分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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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妇女的选举权是划分党派界限的一个问题（迪斯雷利持赞成意见而格拉斯通持反对意见），但双方都把它看作是一个不会影响男性选民投票的次要问题。这种冷漠也不为传统的中产阶级惯用的新闻宣传、游说、示威和公众集会等政治手段所动摇。绝望之下，妇女社会政治联盟采用了有规划的暴力运动。在1912年和1914年间积压已久的挫败感使得潘克赫斯特夫人领导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终于爆发。她们开始到处纵火、砸玻璃并做出其他蓄意破坏公物的行为。这场运动走的是中产阶级传统的政治抗议路线，但此举并未能打破僵局。对于自由党来说，做出让步无异于参赌，再加上它在1910年的两次大选中的选票份额已经大幅跌落，而且还可能继续下降，使得阿斯奎斯担心他若是同意给予女性选举权就会使更多的人转投托利党。[27]像许多妇女参政权论者的反对派人士一样，他也担心女性会不会受她们的情感左右而在选举当日按照自己丈夫的愿望投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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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年初，女性在战争期间的突出表现确保了30岁以下选民的选举权。女性选举权和国会女议员带来的最初亦可能最重要的一项成果是1919年出台的《性别取消资格（移除）法案》。从那以后，性别不再是进入公共机构、任何文职专业以及学位授予的障碍。[28]据此，牛津大学在次年修订了其校规，而剑桥大学则单独坚守着这个堡垒直至1947年。在此期间，所有原为男性专有的职业尽管态度有些扭捏，但都开始逐渐对女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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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去除法律与风俗障碍运动的是一场同样具深远影响、针对妇女的志向和自尊的革命。像加勒特·安德森夫人那样的女性先驱们打开了中产阶级女孩的视野，规劝她去挑战关于性别的古老暗语，并向她展示智慧和坚韧不拔的女性才能够立足于男性世界之中。首次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定位为中产阶级少女的年鉴——《女孩领域》，向读者展现了年青一代新女性的典范和梦想。1904年的那一版揭示了一个在40年前不可想象的女性世界。有些题为“女孩子在做什么的”篇章收入了女毕业生、音乐家、第一位澳大利亚女律师和两名救起溺水者的女孩的传记，同时配有她们的肖像画。海伦·凯勒、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女毕业生、知名女子学校的相关报道，以及对女士们的粗野消遣——纸牌游戏的小建议的文章，都刊载在年鉴中。如果女孩有任何对她们智力和身体的担忧，她们会从乔治·阿尔弗莱德·亨提的作品《军人之女》（约1895）中汲取信心。她们还会在书中碰到一位学习拳击的热血少女，知道如何把一些脊骨塞回一名站立不稳的中尉体内，并将其从西北边境的帕坦起义中拯救出来。新女孩们还能够在男孩们专长的游戏“帝国创建”中击败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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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领域》的读者们比她们祖母辈的人更健康、更有抱负，也更喜欢冒险。没有什么比自行车更能象征新女性的自由、活力和独立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骑自行车的热潮风靡了全英。虽然制造商们宣称他们的模型车都是有头衔的女士们骑的，自行车的价格使得这一流行现象主要还是发生在中产阶级中。他们也再次得到了宽慰，因为获悉自己目前的渴望之物也是贵族们热切祈求的。社团中的女性、女演员和樱草花协会中的杰出人士都向《轮胎上的妇女》表达了她们对自行车的热爱。另一本杂志刊登了一个有指导意义的短篇故事，17岁的主人公克拉拉央求思想保守的父亲给她买一辆自行车。她提醒父亲，有位乡绅的妻子和一位住在附近的贵妇常沿着当地的小巷来回骑脚踏车。一开始，他对此无动于衷，但当她说骑自行车将会是替代必须举办的、目的是帮她找寻未来夫君的舞会和派对的经济型选择时，他才软下心来顺了她的意。[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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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丈夫和父亲们的钱包要遭受的考验还有更多。时尚产业促进了自行车装备的发展；在1896年，红色成为了新潮的色彩。这种颜色似乎并不符合人们对女骑手谦恭形象的期许，也屡屡告诫后者这种行为有些恬不知耻。根据《轮胎上的妇女》对于“高声说话、穿着艳丽、骑车时两手叉腰、惹行人气得吹胡子瞪眼的处女们”的责难，我们可以得知这类行为豪放的女子在大街上为数不少。[30]拥有完美的礼仪已经成为奢望。《美丽与健康》在提出进行小腿锻炼建议时承认，“自行车和适宜雨天穿着的裙子自问世以来，已经使妇女获许向全世界展示她们拥有美丽的大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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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自由。“今天的女孩不仅比以往更加勤奋，而且通过骑自行车也得到了健康和快乐，更不用说由此带来的与男性便利的社会交际；而她们母亲那一辈的人就没有这样的福气去经历了。”[32]这一被某自行车周刊所称赞的骑车优点，却被有些人认为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堕落。一位名叫查洛纳·丘特夫人的肃清运动者在1895年告诫女教徒们：骑自行车的单身女性是道德分裂的带头人。这一玩物只是富人们有炫耀之嫌的一种消费形式，会导致前者忽视穷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进程。[33]而其余的中产阶级人士则默许了这一骑车风尚。在丘特夫人发出悲叹后的两个月，一位穿着灯笼裤的法国女骑手沿着骑马道骑车的新闻也只不过引发了旁观者们“一阵不痛不痒的抗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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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可能已为女性点燃了开汽车的欲望。1896年，《轮胎上的妇女》向其读者引入了女性驾车的概念。杂志宣称，“当今的妇女们过着更充实更自由的生活”，同时敦促她们在骑自行车的同时还可以尝试滑冰、打网球、打高尔夫和狩猎。[35]在一代人之前，中产阶级的男士们已经开始了支撑式的体育锻炼；现在他们女儿和孙女们的体格已经愈加强壮。其实，女性对于体育的热情并不亚于男性。1903年，《美丽与健康》告诉那些崇尚“体育文化的女孩们”，同与自己一样健康纯洁的男士结婚是她们的职责。而这些女孩本身就是一个新的时代的产物。“女孩啊，你好好想想吧！你现在正处于青春的‘鼎盛时期’，你拥有白皙的肌肤、美丽的容颜和无瑕的胴体。”[36]拿来做练习示图的，是一些穿着灯笼裤、连体裤和游泳衣的妇女的照片——这一切都令人振奋且透着些许淘气。毫无疑问，其中的某些练习动作都是由参加了该杂志组织的各种社团集会的妇女们所演示的。《美丽与健康》还支持始于1894年的反紧身胸衣运动。然而，事实证明，比起健康和舒适的需求，女性更注重对时尚的追求。据估计，英国每年都有五百万件紧身胸衣的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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