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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南丁格尔小姐那样的女性使那些关于哪些工作可能适合或不适合女性担当的道德困境变得更为复杂。她是一位出身中产阶级的未婚妇女，是生存在社会边缘的人。小说家乔治·吉辛（1857—1903）是这样描述她在社会上的孤立处境的：“这是一位柔弱、没有目标、失去希望的妇女”，她受到来自上帝的惩罚，使她“因为错失了爱情进而错失了一切”。[16]两性之间的人口失衡，导致了未婚女子人数增多：1901年，女性人数比男性人数多出了100万。与此相关的一个事实是，当时的平均婚龄为25—35岁，这就创造了一个劳动力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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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普遍意义上的供需法则应用到中产阶级妇女身上是不可能的。专业人士和大学教授纷纷竖起防护屏障，人们也总是提及关于女性工作的本质是否有损女性地位形象的敏感问题。比方说，让一位来自中产阶级的女孩进入南丁格尔时代之前是由没有受过教育的“低层阶级妇女”当班的护理行业是正确的吗？我们只能给出一个比较勉强的肯定答复，这是基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伦敦的医院引进了新的培训课程而其他各地医院也纷纷效仿，才使得护理行业拥有了专业职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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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病人是一回事，诊断和治疗他们又是另一回事。早期，人们对女医生的看法五花八门，有人以高傲的打趣姿态接受，也有人百般阻挠。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夫人（1836—1917）需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坚定的意志和非凡的毅力面对医疗机构的强硬态度。索菲娅·杰克斯－布莱克（1840—1912）是拉格比学校一位校长的妹妹，她勉强获准参与学医，但是爱丁堡大学拒绝授予她学位。这样的态度包含着明显的不公平和恶意，但它未能制止中产阶级的女孩们修习医学课程。医科学校花了20年才开始坦然面对现实；1895年，伦敦、达勒姆、圣·安德鲁斯、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大学院都为女医生颁发了学位证书。在格拉斯哥大学，她们占了当年医学毕业生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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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这样的进展，唯一的原因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有了心态上的改变。而慈善过程中传统的自由概念则是他们的智力催化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妇女的从属地位》（1869）中辩论说，同遭到这个时代遗弃的其他许多事物一样，妇女地位低下也是未开化的过去的一个遗留。这是一个唯男性“绝对优势”为至尊的历史时期的残存，并被其当事人认为是自然和可取的社会安排。对于女性的征服已经不再那样残酷，现在的男性会将女性“不是［作为］一个奴仆，而是［作为］一个特别喜欢的人”来对待，虽然相对前者，她依然处于劣势地位。女性的解放和晋升平等是势在必行的，这是中产阶级在19世纪很多阶段一直努力不断拓宽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的解放的必然结果。女性解放运动已经在开展当中，因为有很多“聪明努力且有经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们”会就私人和公共事务经常为丈夫们出谋划策。没有人质疑女性的思维能力，而基于古老的传统习俗要继续奴役女性是很不公平的，也是对智力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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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也意识到了这点，并开始利用传统的中产阶级的说服手段——协会、公开会议、广发传单和募捐筹款——推进她们的解放事业。她们很快意识到，获得免费教育的权利是解放女性的关键：在19世纪70年代，牛津和剑桥都成立了私人融资创办的女子学院。对此，男人们的反应大多是充满敌意并认为此举愚蠢至极。1871年，牛津辩论社以19∶13的投票比例将女性拒之校门外；1897年，剑桥大学的本科生们为了庆祝参议院拒绝妇女进修学位，而把一幅骑着自行车的女人的画像悬挂在其学院的一扇窗外。根据她穿着的灯笼裤，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她代表着新女性。更为顽固的教授们（大多数）也会从中阻挠，表现得十分无礼。1870年，罗斯金执意要求将女性从他在牛津大学的艺术学讲座中驱逐出去。他宣称：“我不能允许戴无边女帽的人进来。”他还补充说，他接下来的讲课内容保准会对“女性的大脑没有丝毫用处”。[17]剑桥大学的中世纪研究专家乔治·戈登·库尔顿也支持这种不文明的传统。他在20世纪20年代最后几年向一群男女混杂的听众授课时，很有针对性地使用了“早上好，先生们”作为开场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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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几乎成了四面楚歌的哨所。从19世纪70年代起，先是私人出资而后由政府拨款建立的新的地方大学院校都接受了男女平等的原则。1893年，伯明翰大学的男女学生比例是365∶335；1913年，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的男女学生比例是441∶173。在这里，近1/4的学生享受学院和郡设的奖学金。[19]不过，在专注于技术和科学的大学里，有着显著的男女比例不平衡：谢菲尔德大学在1911年只招收了48名女学生，而男学生人数过千。即使这些大学院校支持性别平等的理念，某些学院仍然有着傲慢的情绪。1901年，在伯明翰大学，当一位女毕业生走到英国财政大臣约瑟夫·张伯伦跟前时，台下的男生们起哄道：“上啊，先生，吻她！”但这位女性选举权的反对者拒绝照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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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先肯定女性智力的潜能，后将其部署在迄今为止还是为男性所有的工作领域的模式也被运用到了其他方面。在接受了常识底线——如果她们通过考试，就有权利实践其能力——之后，制药协会在1879年接收女性会员时没有引发什么骚动。出于实际考虑，伦敦和一些行省的地方当局在1894年任命了一些女卫生检查员，但她们的工作范围仅限于诸如员工大部分都是女性的洗衣房一类的场所，以及探望卧床不起的穷人家的妻子们——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最要紧的是“礼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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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主义完全是中产阶级才有的现象。然而还有许多中产阶级的男性和女性对女性主义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对于女性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旧观念依然风头强劲，而在分工明确的医疗行业，对这种观念的宣扬比其他任何行业都来得激烈。1895年，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所在的伦敦医院的女医生们对职业资格认证的呼吁震惊了皇家内科医学院。一位工作人员讥讽道，女性之所以被允许学医，只是因为这样一来她们就能“独立于婚姻之外”在社会上生存而无须担心贫穷。教学及护理是她们与生俱来的专长。另一位男医生宣称，她们缺乏创造或升级知识的想象力。还有一些迎合者。一位来自《柳叶刀》杂志曾指责“新女性”十分聒噪的新闻记者揶揄地补充说，新女性是“病态”的人，应该被送去做“病理解剖”。一位耳喉外科医生坚称，女医生们“扼杀了自己的性别”，“藐视了将其限足于家中的神的智慧”。[22]《实习医生》认为这种抱残守缺的思想十分可笑，并将其比作“医生帕廷通斯夫人最后一次绝望的挥帚”。[23]将这位象征60年前政治改革的人物形象拿出来作比较，是非常恰当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保守党人一样，顽固的医生们终于被吞没在时代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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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妇女们将自己的行为限制在一定形式的慈善事业上，那么即使是最默默无闻的医务工作者也无法否认妇女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大家一致认为，中产阶级的妇女有能力超越阶级障碍，并且能同工人阶级的姐妹们在家庭及家族事务上坦诚贴心地进行交谈。天生的同情和怜悯之心，激励她同剥削不管是工人抑或是妓女的行为做斗争。只有在这一领域拥有斗争经验的妇女才有实力进入政治舞台。如果是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的那样，妇女解放是自然进程的一部分，那么她们就有权获得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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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当女纳税人被允许参加投票选举并参与当地学校委员会竞选的时候，人们默认了这项原则。到当年年底，一共有三位女性成功获选。[24]1888年出台的地方政府立法赋予了拥有家庭的妇女们投票选举的权利。1907年，在伦敦有60万这样的女性，其中约1/5参与了议会选举投票。[25]然而，这些先例和不断加强的妇女对地方政党组织事务的参与力度在进入下一阶段——将国会选举权扩展到妇女身上时，却显得很无能为力。其最终结果，之前我们已经做过彻底的描述和分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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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妇女的选举权是划分党派界限的一个问题（迪斯雷利持赞成意见而格拉斯通持反对意见），但双方都把它看作是一个不会影响男性选民投票的次要问题。这种冷漠也不为传统的中产阶级惯用的新闻宣传、游说、示威和公众集会等政治手段所动摇。绝望之下，妇女社会政治联盟采用了有规划的暴力运动。在1912年和1914年间积压已久的挫败感使得潘克赫斯特夫人领导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终于爆发。她们开始到处纵火、砸玻璃并做出其他蓄意破坏公物的行为。这场运动走的是中产阶级传统的政治抗议路线，但此举并未能打破僵局。对于自由党来说，做出让步无异于参赌，再加上它在1910年的两次大选中的选票份额已经大幅跌落，而且还可能继续下降，使得阿斯奎斯担心他若是同意给予女性选举权就会使更多的人转投托利党。[27]像许多妇女参政权论者的反对派人士一样，他也担心女性会不会受她们的情感左右而在选举当日按照自己丈夫的愿望投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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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年初，女性在战争期间的突出表现确保了30岁以下选民的选举权。女性选举权和国会女议员带来的最初亦可能最重要的一项成果是1919年出台的《性别取消资格（移除）法案》。从那以后，性别不再是进入公共机构、任何文职专业以及学位授予的障碍。[28]据此，牛津大学在次年修订了其校规，而剑桥大学则单独坚守着这个堡垒直至1947年。在此期间，所有原为男性专有的职业尽管态度有些扭捏，但都开始逐渐对女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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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去除法律与风俗障碍运动的是一场同样具深远影响、针对妇女的志向和自尊的革命。像加勒特·安德森夫人那样的女性先驱们打开了中产阶级女孩的视野，规劝她去挑战关于性别的古老暗语，并向她展示智慧和坚韧不拔的女性才能够立足于男性世界之中。首次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定位为中产阶级少女的年鉴——《女孩领域》，向读者展现了年青一代新女性的典范和梦想。1904年的那一版揭示了一个在40年前不可想象的女性世界。有些题为“女孩子在做什么的”篇章收入了女毕业生、音乐家、第一位澳大利亚女律师和两名救起溺水者的女孩的传记，同时配有她们的肖像画。海伦·凯勒、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女毕业生、知名女子学校的相关报道，以及对女士们的粗野消遣——纸牌游戏的小建议的文章，都刊载在年鉴中。如果女孩有任何对她们智力和身体的担忧，她们会从乔治·阿尔弗莱德·亨提的作品《军人之女》（约1895）中汲取信心。她们还会在书中碰到一位学习拳击的热血少女，知道如何把一些脊骨塞回一名站立不稳的中尉体内，并将其从西北边境的帕坦起义中拯救出来。新女孩们还能够在男孩们专长的游戏“帝国创建”中击败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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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领域》的读者们比她们祖母辈的人更健康、更有抱负，也更喜欢冒险。没有什么比自行车更能象征新女性的自由、活力和独立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骑自行车的热潮风靡了全英。虽然制造商们宣称他们的模型车都是有头衔的女士们骑的，自行车的价格使得这一流行现象主要还是发生在中产阶级中。他们也再次得到了宽慰，因为获悉自己目前的渴望之物也是贵族们热切祈求的。社团中的女性、女演员和樱草花协会中的杰出人士都向《轮胎上的妇女》表达了她们对自行车的热爱。另一本杂志刊登了一个有指导意义的短篇故事，17岁的主人公克拉拉央求思想保守的父亲给她买一辆自行车。她提醒父亲，有位乡绅的妻子和一位住在附近的贵妇常沿着当地的小巷来回骑脚踏车。一开始，他对此无动于衷，但当她说骑自行车将会是替代必须举办的、目的是帮她找寻未来夫君的舞会和派对的经济型选择时，他才软下心来顺了她的意。[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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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丈夫和父亲们的钱包要遭受的考验还有更多。时尚产业促进了自行车装备的发展；在1896年，红色成为了新潮的色彩。这种颜色似乎并不符合人们对女骑手谦恭形象的期许，也屡屡告诫后者这种行为有些恬不知耻。根据《轮胎上的妇女》对于“高声说话、穿着艳丽、骑车时两手叉腰、惹行人气得吹胡子瞪眼的处女们”的责难，我们可以得知这类行为豪放的女子在大街上为数不少。[30]拥有完美的礼仪已经成为奢望。《美丽与健康》在提出进行小腿锻炼建议时承认，“自行车和适宜雨天穿着的裙子自问世以来，已经使妇女获许向全世界展示她们拥有美丽的大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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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自由。“今天的女孩不仅比以往更加勤奋，而且通过骑自行车也得到了健康和快乐，更不用说由此带来的与男性便利的社会交际；而她们母亲那一辈的人就没有这样的福气去经历了。”[32]这一被某自行车周刊所称赞的骑车优点，却被有些人认为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堕落。一位名叫查洛纳·丘特夫人的肃清运动者在1895年告诫女教徒们：骑自行车的单身女性是道德分裂的带头人。这一玩物只是富人们有炫耀之嫌的一种消费形式，会导致前者忽视穷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进程。[33]而其余的中产阶级人士则默许了这一骑车风尚。在丘特夫人发出悲叹后的两个月，一位穿着灯笼裤的法国女骑手沿着骑马道骑车的新闻也只不过引发了旁观者们“一阵不痛不痒的抗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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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可能已为女性点燃了开汽车的欲望。1896年，《轮胎上的妇女》向其读者引入了女性驾车的概念。杂志宣称，“当今的妇女们过着更充实更自由的生活”，同时敦促她们在骑自行车的同时还可以尝试滑冰、打网球、打高尔夫和狩猎。[35]在一代人之前，中产阶级的男士们已经开始了支撑式的体育锻炼；现在他们女儿和孙女们的体格已经愈加强壮。其实，女性对于体育的热情并不亚于男性。1903年，《美丽与健康》告诉那些崇尚“体育文化的女孩们”，同与自己一样健康纯洁的男士结婚是她们的职责。而这些女孩本身就是一个新的时代的产物。“女孩啊，你好好想想吧！你现在正处于青春的‘鼎盛时期’，你拥有白皙的肌肤、美丽的容颜和无瑕的胴体。”[36]拿来做练习示图的，是一些穿着灯笼裤、连体裤和游泳衣的妇女的照片——这一切都令人振奋且透着些许淘气。毫无疑问，其中的某些练习动作都是由参加了该杂志组织的各种社团集会的妇女们所演示的。《美丽与健康》还支持始于1894年的反紧身胸衣运动。然而，事实证明，比起健康和舒适的需求，女性更注重对时尚的追求。据估计，英国每年都有五百万件紧身胸衣的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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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与健康》还为其读者提供了与性知识相关的问题的慎重建议。子女依然是婚姻的主要目的和重点。中产阶级女孩对于她们如何受孕的确切知识都是无计划获得的，她们中的有些人在步入婚姻殿堂之际，只对人类繁衍的方法有个模糊的概念。因为在中产阶级中，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虽然这个阶级的成员喜欢欣赏（刮去阴毛的）女性的裸体画，阅读刊登在报纸上的关于强奸和性谋杀的详细报告，并对卖淫问题进行讨论。他们对待污水净化处理亦是如此。有关污水处理的问题是可以自由讨论的，但是年轻女孩在前去拜访朋友时会感到拘谨，不好意思问可以去哪里方便。[37]如果她们鼓起勇气开口并且正好身处一栋中产阶级上层人士的房子中，她们会被告知，女用卫生间设在二层。而出于方便起见，男士卫生间则被设在一层。看来，在铺设管道时，人们还是以男士为优先考虑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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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90年代，对于性知识的无知和三缄其口的态度已有所缓解。[38]但对于年轻人普及系统的性教育还是令人难以接受。因为承认儿童可能也拥有性意识是对他们纯真天性的亵渎。那些好奇者们也因为各种阻力不敢越雷池半步。1921年，一个即将结婚的中产阶级女孩承认她甚至都不愿向“有着最亲密关系”的亲友咨询关于性的问题。[39]和早年一样，其他的儿童和仆人往往是她们获取这些信息的渠道。有位1885年出生的M小姐在她14岁左右时，从一个仆人那儿听到和她年纪相仿的一位中产阶级女孩的故事。她从中觉察到了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和新奇的事情”。[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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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小姐于1910年结婚，她当律师的丈夫懂得如何避孕。尽管这对夫妇使用了避孕套，但还是以失败告终——她很快就怀孕了。据估计，当时有15％的中产阶级夫妇在尝试服用避孕药，这一比例也在快速增长。[41]19世纪70年代，市面上出现了大批量生产的橡胶制避孕套，一般在理发店有售。得益于此，生育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轻松和可靠。1883年，一名法国游客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在佩蒂考特巷市场上出售的避孕套外包装上竟画有维多利亚女王和格拉德斯通先生的头像。[42]这不过是一个玩笑，还是说这两人象征了产品本身的可靠性？关于避孕的知识宣传手册随处可见，而让人吃惊的是，它们并没有引起肃清警戒会成员们的注意。如此一来，倘若丈夫愿意配合，新女性就可以限定家庭的规模大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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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育行为的大肆推广导致了中产阶级人口出生率的下降。1915年，一个家庭的平均人口数目从19世纪60年代的6.1人一路降至2.4人。分析师们也都认可，其中下降幅度最为显著的就是中产阶级。这是皇家委员会在警觉到高层阶级（也就是中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中的低出生率，而在1904年进行的关于英国人民体质恶化的调查中所得的结果。[43]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数据资料，还会发现在专业人士家庭中出生率降幅最高，其次是公务员和下层中产阶级人士。如果这些人采用了避孕措施（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点），那么就会是一种从高层社会向低层社会传播的习性。医学界对此所持的态度并不统一。有医生出于对优生的考虑，拒绝节育理念；有些全科医生虽然建议中产阶级的妻子们为了子女健康着想少生几胎，却并不解释这该如何实现。不过，这些医生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很显然，他们的家庭规模和其他专业人士的一样都在缩小。[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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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中产阶级中的低出生率给政府带来了困扰，因为这似乎威胁到了现代优生论者所认为的中产阶级是最适宜养育的英国血统这一观点。为了扭转这一局势，政府在1911年的预算中为拥有16岁以下子女家庭的父亲们拨出了10英镑的补助。考虑到当时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起点是150英镑，这一举措摆明了是旨在利诱中产阶级扩大其家庭规模。但是，同医生和基于教义反对避孕的宗教人士一样，此举仍以失败告终。到1919年，有数据显示，40％的已婚女性实行了节育。[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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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节育的神职人员们援引了《旧约》中关于性交是生殖的唯一目的的条例。在19世纪90年代对45名美国中产阶级已婚夫妇进行的抽样调查中，有2/3的调查对象同意这一观点，但超过半数的人补充说，性行为让双方感到愉悦。[46]在英国并没有进行过类似的调查，如果进行了，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不同。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的卧室依然是一个神秘的场所，但并没有什么能暗示它是一个缺乏欢愉的地方。未来首相的妻子露西·鲍德温夫人，很可能会回忆起“英格兰的往昔风采”，但和她出身同一阶级的其他姐妹们的反应就更激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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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在1930年的写作过程中，将1895年定为“为我们自己更加熟悉的、如果非要说还算是在萌芽期的现代”。这一年，新女性迈出了她的第一步。在间接承认她的潜能时，福特评论说，他宁愿被他的曾孙女而不是他的曾祖父统治。[47]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产阶级人士都显露出像他这样的偏爱，但截至1914年，他们已经对妇女的局部解放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欣然默许。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突如其来的民族危机带来的需求更是加快了这一进程。然而，妇女们在1914—1918年间的作为，是一个已经有着至少40年的动力积聚的改革进程所达到的最高点。从本质上来说，妇女解放是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必然产物，因为这一思想强调天赋不应遭受阻碍而取得进步需要抛弃那些不过是在倚老卖老的观念。自由市场也发挥了巨大作用；那些支持妇女解放的智慧论据正好契合了主要为中产阶级下层妇女提供了体面工作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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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从事包括护理、店务管理、女帽产销和女服童装制作在内的体面职业共有38.1万人。到1911年，该数字达到了95.9万之多，刚刚超出办事员、打字员、报务员的1/10。[48]女医生人数的增长较缓；1881年，全国只有25名女医生，而1911年则是477名，仅为女摄影师的1/10不到。工作机会可能有所增加，而妇女们也可能已获得了更大的自信和独立，但婚姻生活依然是中产阶级人士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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