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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不包括制服、食物和盥洗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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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解雇和监督仆人是一件繁重而耗时的事情。应聘者们最好能带上一封由他前任雇主为其勤勉、严谨和驯良的优点写的证明信。在招募新手时，最抢手的是12—14岁的乡村少女，因为人们认为她们已经被调教得惯于恭敬待人。这些美德并不多见，所以她们开出的工资更高，以至于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家庭都承受不起。相反，也有一些女孩和“愚蠢的女孩莎拉”素质相当：这位嘉莉·普特尔的女仆，时常粗心大意，行为具有侵略性，有一次还让被她指责醉酒的打杂女工比勒尔夫人扇了一记耳光。仆人们的游手好闲和喜怒无常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这是他们的女主人们日常谈论的话题，也成为了中产阶级特有的娱乐资料，即仆人的笑话的来源。最受人欢迎的一个主题莫过于主人的恼怒以及其粗心的仆人如何在无辜的行为中表现无礼。在1895年出版的一期《潘趣》上，一位年轻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正在申斥一名女仆：“苏珊，看看这儿！我都可以在这张桌子上写我的名字了。”“上帝啊，夫人，您当然可以！从现在起，我再也不会阻拦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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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妻子们应该早已准备好如何积极应对苏珊以及同她类似的仆人了。日常家居生活中的无尽烦恼是非常令人厌烦的，但是能够安慰她的是，家庭主妇知道自己正在履行丈夫和社会对她的期望。当代的达尔文理论和原生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女性传承了能让她立身于世的天赋：温柔、无私、慷慨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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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科学研究似乎更强调旧时的传统理念。然而这两者都值得质疑。以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为最著名代表的、集智慧和坚强意志于一身的女性个体正在影响国家的生活。尽管终生未婚，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赞同婚姻对妇女来说是“创造了新的职责的晋升”这一普遍观点，但她也相信并且证实了自己拥有她曾描述的“人类和上帝的崇高目标”。许多中产阶级上层的妇女们对她的志向和挫败感深有同感，还找来了大量的男性盟友。而一旦她们把注意力放到如何进入职场工作上，这些女性就会遇到铁了心要捍卫传统的保守男性不遗余力的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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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性在世界上所处恰当地位的教条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很荒谬的是，它是基于分析女性特点的科学研究之上的。有研究论述说，总体上来说，女性比男性更有耐心、更谨慎和容易取悦。这个结论对于国家的经济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些品格正好都是男性不愿碰及的单调琐碎的办公室工作所需的。快速增长的商业和公共管理机构以及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的大批量制造的雷明顿打字机正好为中产阶级下层的少女提供了一个体面的就业机会。1861年，全国的女文书还不到500人，而到了1911年，人数竟直逼14万。当中大多数都是速记打字员，她们处于办公室职位等级的下层，所得报酬也少于从事类似工作的男性。[5]为了进一步提醒她们处在被奴役的位置，妇女被一些职业排除在外；她们可以从事日常记账，但不能审计结果，因为会计是男性专有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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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许年轻女性进入男性支配的政商两界是出于对社会必需的一种让步。在19世纪90年代，众多专为中产阶级下层女孩和家庭主妇打造的廉价周刊杂志纷纷冒出，数量在不断增长。在这些杂志中，“女性主要的抱负并不是立业，而是持家”这个讯息被反复提及。1898年，《甜蜜之家》杂志就刊登了一篇题为“男人喜欢聪明的女孩吗？”的文章，这篇标题极具煽动性的文章给出了一个完美女性的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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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莫中等个子、常带微笑、神采奕奕、颇有几分姿色。穿着整洁雅致。性格可爱、温顺并富同情心。热爱家居，很有兴致将它布置得最为亮眼。把丈夫当成世界上最亲爱的大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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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聪明”的女孩会认为家庭生活了无生趣，也不愿屈尊去做“家务琐事”。[6]文章推断说，这样的女孩不太可能找到丈夫，即使找到了，他也会很快对她心生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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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已经有了一定的独立能力，比方说当上了教师、打字员和接线员的聪明女生，也不该抗拒自己的天性。没什么比回到家中让自己忙于做饭、打扫卫生和归置家什更能让她们从心底里感受到快乐。[7]而以这种方式获得自我满足的女性，正是年轻的男性寻觅妻子时梦寐以求的。1916年，《女孩周刊》中的诗句这样安抚那些待字闺中的女孩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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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结了婚的女孩都是居家型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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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是母亲的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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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父辈兄弟的可靠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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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孩子们的知心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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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结了婚的女孩是有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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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该做什么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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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个笑容一句蜜语就能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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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散在家中的怒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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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新闻更是联手了另一个同样强大地推进社会整合的代理——来自父母的压力。中产阶级的女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是以学徒身份作为婚姻知识传授对象的；这是她的命运，通过这种方式，她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且找到了自己在世界所处的位置。政府对此也表示赞同，19世纪90年代早期出台的教育计划把“家政”课列为小学课程的重点，包括家庭预算准备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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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仍然意味着女性对男性的依赖与顺从，尽管相较过去这种观念有所减弱。慢慢地，法律上有了一些零零碎碎的调整，赋予了女性一定的自由，将其从最糟糕的过重家庭负担中解放了出来。1870年和1882年出台的《已婚妇女财产法》降低了丈夫对其妻子财产的支配权，1857年出台的《离婚法》使离婚办理更加便利，但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双重标准仍然很普遍：法律允许丈夫只要查出妻子通奸就能同她离婚，而妻子提出离婚的话，必须拿出丈夫通奸的证据，以及对方是否有虐待、遗弃或乱伦的犯罪情节。这一法律上的差别对待一直持续到了1937年。那些经常遭受丈夫虐待的妇女总算得到了一些救援：1878年出台的《婚姻诉讼法》赋予了行政人员签发离婚令并确保已经定罪的虐妻者向妻子支付生活费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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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认识相反的是，殴打妻子并非完全是工人阶级的恶习。离婚诉讼披露了很多中产阶级的妻子们被丈夫殴打，有时还自行还击的实例。1861年，一位商人的妻子巴特勒夫人控告丈夫与一个妓女通奸并威胁自己已有两年之久。她对他进行了反抗，有一次甚至拉扯了他的胡须，紧接着两人开始互掷陶器和刀具。法官驳回了这个案子，因为他认为妻子有些“歇斯底里”。这个形容词通常被用在那些极其激怒和沮丧或者精神高度紧绷的妇女身上。法官还祝愿这对夫妻“能继续在一起快乐地生活”。[9]耐人寻味的是，丈夫们对妻子家庭职责方面的抱怨，通常是家庭摩擦的来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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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婚姻的剖析建立在那些上呈法庭离婚案件的证据上，是有悖常理的。然而人类性格绝对的多样性意味着婚姻紧张是不可避免和普遍的。因为离婚诉讼费用很高，许多离婚案依然悬而未决；因为它们会被大肆报道，所以人们认为是一种公开的羞辱。其他的逃生路线也存在。在19世纪50年代，一位不知名的医生十分困惑地观察到，他所认识的在伦敦工作的每位医生都曾在某些时候被迫收回他们对自己病人的怀疑，包括下毒谋害妻子的丈夫和下毒谋害丈夫的妻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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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黑暗和引发好奇心的领域，尽管来自公开辩论的猜疑是可以理解的。毒药很容易弄到手。当时的人们不像帕尔默医生那样对自己的收益能够了如指掌，他们往往难以区分致命的肠炎和毒药引发的症状。有些绝望的中产阶级的妻子们为了摆脱丈夫的桎梏，做好了冒着上绞刑架的风险准备。弗洛伦斯·坎贝尔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个卫兵警官，他经常醉酒后殴打她。他死时不到28岁，死因被草草归结为酗酒引起的胃疾。她的第二任丈夫查尔斯·布拉沃是一名律师，因锑中毒死于1876年4月，弗洛伦斯为此被怀疑是杀夫凶手。她曾和她的主治医生詹姆斯·格利有过婚外情，他知道一些内情并且感到非常愤慨。格利曾经为她做过引流；妊娠和分娩对于女性总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常常是致命的，这也可能是弗洛伦斯想要终止她婚姻的原因。[12]如果她真的谋害了丈夫，还没有足够的证据用来起诉，尽管公众以为不然。弗罗伦斯·梅布立克的丈夫是一位来自利物浦的商人，他体弱多病、饱受急性消化不良之苦并且殴打过她。1889年，她涉嫌通过煮蒸捕蝇纸提取砷毒将他谋害而被判刑。和弗洛伦斯·布拉沃一样，她也有外遇，而这有可能会诱使她铲除一个多余的、不讨她喜欢的丈夫。[13]这两个案例不仅为这位不知名的医生的猜测添加了一些可信度，还提供了令人痛心的证据，证明中产阶级的婚姻生活被困在无爱而失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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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错配婚姻的痛苦和所受的惩罚都被载入了报纸当中。当时，存在着专横的丈夫以及一些聪明有主见的妻子们，她们不愿听从罗斯金（他自己的婚姻也是失败的）和其他大师们提出的消除自己个性的建议。基本原理可以归纳为，他们的谴责基于女性有服侍丈夫的先天意愿以及这是理当遵从的圣经中的条约规定。但是，前者是站不住脚的科学依据，而后者的威信正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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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70年代早期，人们对女性的看法有了改变，尤其是关于妇女应该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正统教条受到了挑战，需要修改，有时甚至被完全推翻。这场运动集聚了各路势力。现在回想起来，它的受益者们可以宣称这是一场百年后才得以结束的妇女大解放运动迈出的第一步。到了19世纪90年代，“新女性”已经出现，而她的姐妹们则宣称自己会死守压抑人性的旧观念。其中一位在1903年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最守旧的姑娘在一百年前肯定会被列为‘叛逆的女儿’或‘新女性’。”把简·奥斯汀笔下的伊丽莎白·班纳特放到现代，她会逃离幽闭恐怖的家宅和愚蠢懒惰的母亲而为自己谋一份职业。她的妹妹玛丽会进入大学学习。[14]在格顿学院的时候，带着爱德华时代气息的玛丽·班纳特会骑自行车，争论女性选举权的优点，抽烟，和反紧身胸衣运动的支持者们同仇敌忾，甚至仔细斟酌那些讥讽婚姻是一种家庭内部奴役和卖淫的杂交体的极左翼人士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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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人士对新女性的人生观与举止感到震惊。然而这其实是人类演化而非革命的产物。在早前对女性气质的认识中，先行者们的理解是自相矛盾的。理论上，妇女被尊为拥有智慧、创造力和活力的高贵生物；也有一些人认为，女性天生的傲慢，使她们成为在19世纪中期流行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平衡力。[15]不管怎样，她们都需要男性持续不断地监督，而她们的智慧和才能也被束缚在传统习俗允许的范围内。即使有部分规范已经被叫停，偏见却依然存在。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被允许护理斯库塔里处于康复期的病人，但军方坚决要求她和中产阶级同伴们只负责看护普通士兵而不是军官。因为他们所负的全部使命感使他们担心这些年轻小姐们是不是在寻找丈夫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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