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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谈自助理念的哲学家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在一个分等级、多层次而开放的社会，施展才华和艰苦奋斗是值得嘉奖的。而着装体现了个人在社会上拥有的地位。在伦敦获得了一份办公室工作之后，大卫·赫伯特·劳伦斯的弟弟威廉·劳伦斯在返乡期间于街巷漫步之时，头戴丝制礼帽，身穿双排扣常礼服，手上还戴着黄色羊皮手套。用他的话来说，弟弟让诺丁汉这一矿业村里的“当地人惊叹不已”。[12]《潘趣》杂志中刊登的漫画，为解答“哪种人处在哪种社会秩序上”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指南。要鉴别一个人是不是贵族，一般是通过其是否佩戴冠冕、穿着长袍和经常在松鸡狩猎场出没。而中产阶级人士一般都是身穿西装，打着领带，衬领笔挺，一到夏天就戴上软毡帽（专业人士和商人是丝绸面高顶礼帽）和硬草帽。工人们则会头戴布帽，穿着无领的衬衫，将双手插进凌乱的裤子口袋中。中产阶级还在其他方面更为突出；他们比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来得更高大挺拔些。1904年，拉格比公学上学的13岁男生的平均身高为5英尺1英寸，体重为98磅。而他们在索尔福德寄宿学校上学的同龄人身高只有4英尺5英寸，体重也仅为79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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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格和着装是个人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金字塔所处位置的标记。1910年，一位学者对这个金字塔做了一个垂直的横截面，揭示了里面存在着六个由收入、教育、职业和可感知的智力决定的层级。处在顶端的是年收入超过两千英镑的“富人”。他们之下的是一个被明显地划分成三个层次的中产阶级。其中最高一层包括高级公务员，以及毕业于公立学校和大学、年薪在600英镑—2000英镑的专业人士。接下来的是年收入在300英镑—600英镑的，曾经入读文法学校，对公共事务消息灵通同时兴趣浓厚的商人和专业人士。在他们之下的则是由只受过小学教育的店主、职员、印刷业者和商务旅行者组成的下层中产阶级人士。这群人每周只能挣到3英镑—5英镑，对来自大众报刊的“所有话题都有着肤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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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人之下的，是介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有经验的技工、办公室职员和工头，他们心思“简单”，住在配备了“普通但很舒适的家具”的拥有五个房间的房子中，一周赚2英镑—3英镑的工资。处于金子塔底层的是一个由干粗活的临时工、办公室勤杂工和店员组成的工人阶级，这些人智力“低下”，一周仅能赚到18先令—25先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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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各个阶级的还有其他的主观标准，特别是言行举止和是否具有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被软禁在爱丁堡一家疯人院中的中产阶级人士，对于和穷人共同居住提出了抗议。他们认为后者就是一群“废物”和“极其讨厌的下等人”，这些人身上还带着“田间走兽的残像”，饮食习惯也令人作呕。[15]威廉·鲍耶回忆起19世纪90年代，他在伦敦巴特西“投机”房的屋顶度过的少年时期时注意到，附近街道两旁的低矮建筑快要成为一个贫民窟了。打开这些房屋的前门，可以看到屋内有着“难以名状的肮脏”，还有“脏兮兮的小孩子们半身赤裸地在门口到处乱爬”。而在“我们所处的街道尽头”居住的都是些注重清洁卫生、关心家族“未来”的受人尊敬的职员和技工的家庭。[16]这样的景象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中产阶级人士会让人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总能保持干净整洁、举止得体并富有远见；而工人阶级人士给人的印象都是肮脏邋遢，对未来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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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喜欢在本阶级之间以及和工人阶级之间保持距离。一位在利物浦郊区长大的海军军官的女儿记得，母亲就曾告诫她要将接触范围限制在“好”人之中，其中包括一名女校长、一名音乐老师和一名裁缝。[17]在乡间，中世纪关于优先权的法则依然通行。一位农场工人的女儿在回忆20世纪初埃塞克斯一个教会中的座位安排情况时指出，在前排就座的是“当地的农场主和权贵，你知道，那都是上等人”；坐在他们身后的是店主和“那些被认为比其他平民优越些的人”；而坐在后排的是穷人，包括她母亲。[18]如果她加入了母亲联盟，就会被敦促为她的孩子们灌输服从的理念，因为众所周知，工人阶级总是疏于管教子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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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人都认为贵族占据着社会的顶层。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来说，这是一个真正拥有奥林匹斯山中的统治权的地位。1903年，在走访西西里岛之后，她将英国的贵族比作宙斯、巴克斯和潘神，享受着“一种快乐奢侈、最美好事物都应有尽有的生活”。[20]这种富裕且能满足自己所有要求的生活，是很多中产阶级上层人士所热切追求的。另有一些人则对这种生活敬而远之，因为他们认为贵族似乎举止过于轻浮且沉溺于户外运动。相较之下，类似伍尔夫家族这样的家庭会缔造出严谨且往往紧张的智力环境。在适宜的时候，伍尔夫将会对一群来自相同背景、有意将自己从挣钱和消费的粗鄙世界放逐转而投身艺术与文学事业的男女产生吸引力。布卢姆斯伯里社团的成员们都能负担得起这一嗜好，因为他们享受着中产阶级父母和祖父母们的投资和辛勤劳动所带来的收益。他们不需要为了生存而工作，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们所藐视的那些品位庸俗的贵族和富豪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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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偏见或匮乏导致中产阶级上层产生了分裂。在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1910）中，品位高雅的施莱格尔家族遭到了在城里赚钱的威尔科克斯家族的愚弄。他们所发出的声音表达了对保守的庸俗文化的藐视态度：“地位平等、允许女性投票、社会主义都是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艺术和文学，除非有益于增强个性，否则也都毫无意义。”美学家们也有着自己独有的势利行为。1914年，一位从伦敦坐火车南下的美学家强烈谴责了一路上所见的“红色排房”以及那些栽上智利南美杉和“俗气的”杜鹃花的半成品房。一度“风光秀美”的萨里郡，现在成了“高尔夫球和威士忌爱好者们”的地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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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士们则充满妒意地继续捍卫着自己的领域。1900年，一位医生对医院管理人员干涉临床治疗表示不满。他认为，“技术娴熟的资产负债表的解析人员”应该主动顺从临床医生的指挥。[22]1910年《国民保险法》出台之际，也有类似的关于反对医生接受非医科出身的管理者掌控的呼声。[23]这一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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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如此这般恼怒，其实是一种为其他专业人士所共有的自尊心在作祟：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仅仅是中产阶级中的精英，更是整个民族的中流砥柱。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智慧和责任感是整个大不列颠民族和大英帝国强盛的基石。他们的影响无处不在并且大有裨益。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在1920年写作时承认，中产阶级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主导力量”，而现今，其“坚毅、审慎、正直［和］办事高效”的特点也被认为是英国富强的主要推动力。[24]福斯特相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打压，是他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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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产阶级的自信心常伴左右的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心理，这种心理在处于最高等级的人群中最为强烈。在所有社会阶级中，它与一种希望能和同等阶级的人结交的心态表现出来的紧张感共同存在。远离已经熟悉的生活圈，会让人觉得尴尬。在《霍华德庄园》中，保险业务员伦纳德·巴斯特在与施莱格尔家族一起用茶时，不知道后者对他的期望是什么，他只是非常木讷地意识到自己其实早该离开这里。他幻想自己和他的女主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平等的，他们之间只是所处的环境不同罢了。换成是商人威尔科克斯先生，他肯定不会去邀请巴斯特：“你应该命令你的仆人们禁止这种人入内。”他们应该在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里心满意足地生存。“我看着我办公室里那些职员们的脸，觉得都那么无精打采，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内心又在想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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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相信，这些人几乎什么都不会去想。出生于1903年，在克罗伊登近郊一幢半独立式的房子里长大的他说服自己相信，他受了“成为无足轻重的中产阶级这一大诅咒”。他非常憎恨自己所处的环境：“那里有一些令人讨厌、应受唾弃、荒唐可笑，分别以榆树人、自家人以及隐匿处等荒诞的名字命名的小房子；它们设有专为商人准备的入口，却几乎没有空间能安放一扇像样的前门以及仿都铎风格的房梁和山形墙。”这是一个充满了紧迫感的世界。身处这个世界，“我们在处理邻里关系时会有些势利，而在社会中，我们对待那些处在我们阶层上下的人却是与势利行为唱反调的。”[25]人们可以很敏感地觉察到社会地位之间的细微差别；马格里奇的母亲就对他倾诉说，她的梦想就是在周日的早晨，同戴着大礼帽的丈夫一起，领着五个身穿伊顿公学制服的儿子去教堂做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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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马格里奇的个案来说，父母的社会交际助长了下层中产阶级人士对自我的轻视。在去除了那些郊区的刻板印象之后，他塑造了一个新的形象：“这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工人，他穿着吊带裤，坐在烧得正旺的火堆前，喝着老婆刚刚沏好的浓茶。这是一个……直接从《儿子与情人》中照搬过来的形象。”将这一出现在20世纪早期、浪漫化工人阶级形象的创举归功于大卫·赫伯特·劳伦斯，是非常妥当的。劳伦斯的父亲是一位煤矿工头，而他的母亲曾经有段时期经营过一家小店铺，这就使得他的家庭地位处在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之间的空白地带。依靠奖学金，他升入了诺丁汉高中，虽然他在学校里穿着伊顿公学制服，却还是有被孤立的感觉，因为他的同伴们都耻笑他最终会跌入“沟底”。也难怪他会如此憎恨阶级划分，以及后者给那些试图逾越阶级障碍者所带来的危害。《恋爱中的女子》中的伯金这样宣称，“在精神上，我们都是不一样而且不平等的，只有社会差异才是建立在偶然的物质条件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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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中产阶级的下层人士来说，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和伦纳德·巴斯特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心惊胆战地生活在劳伦斯所谓的“深渊”（即工人阶级）附近，这些人出身于此，因此也很容易跌回到这一阶层。个人的短处（通常与饮酒有关）、债务以及来自外界的经济压力为他们提供了奋斗的动力。在1903年的经济大衰退时期，《装潢师与画家杂志》警告小企业的经营者们要避免听信能说会道的商务旅行者而购买便宜的材料，因为这么做势必会导致破产。杂志会推荐刚刚步入建筑行业的年轻人在邮局和当地政府机构从事文书工作，因为这些地方的工作比较稳定。[26]住宅区附近的小店经营者们被迫向工人阶级提供赊账服务，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包括来自设立在工业地段的消费合作社的激烈竞争。即便下层中产阶级人士拥有一定的资本，这些钱也往往会被套牢在出租给工人阶级房客的小房屋上。自己也是过着捉襟见肘生活的房东们，在收取租金时态度粗暴，也不知道该如何维修保养他们的房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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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和小资本家们多少受到了国会议员霍雷肖·博顿利的保护，他的《英国人》周刊（创立于1906年）就表达了他所谓的“小人物”的心声。为了吸引读者，这份周刊以直言不讳和挖苦为特色，还开展了一些竞赛活动、雇用弗兰克·哈里斯做书籍评论并发起反对投机倒把者的运动。它支持信贷活动的受害者们并揭发那些通过邮寄方式向死要面子的职员们出售劣质西装的公司。它的读者应该也对如何提升自己及其家庭的修养忧心忡忡，因为《约翰霍·布尔》会定期打广告廉价销售狄更斯的作品和儿童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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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入驻职员家中，增强了后者对那些自助妙方的信心。而这些妙方，反过来也是基于人的才能可以摒除由出身带来的障碍这一冒险性概念之上的。从理论上来说，1870年和1902年出台的《教育法》已经为人们向较高社会阶层流动注入了新的推动力。1909年，约克大主教宣布，他将欢迎工人阶级出身的男性参与竞选神职，但最好是曾经在中学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那些。[28]上层阶级的接纳之门已经被打开，但只是微微开启。这位大主教所定义的良好教育，只有那些家里拥有足够的积蓄、在到达法定学习年限（14岁）之后再继续就读一两年的孩子们才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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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也需要资金。1912年，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工程学专业的费用是26英镑5先令一年，对于父母收入不足350英镑的学生则可减免至最少15几尼。格拉斯哥科技学院每学期平均收取12几尼的费用，而一些教师培训学院开办的两年制课程的全部学费为65—70英镑。生活费也增添了家庭支出。在圣安德鲁斯大学，住在学校宿舍的学生一年要支付45—75英镑的租金，而每年的学费要交12英镑。除去每人每年30英镑的助学津贴，供养一名攻读四年制的荣誉学位子女的一对夫妇应当支付的费用总数至少为250英镑——相当于一辆汽车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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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一些为数不多的私立和公立奖学金项目。1898年，伦敦市政议会为有意前往巴特西综合技术学院进行为期两年的“家庭理财”教育培训的年轻女性提供了一年25英镑的资金。接受资助者还需要额外添钱料理自己的吃穿。来自政府的补助是最少的：1911年，政府拨出的11.4万英镑的款项被分配给了15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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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投资教育、专业培训还是小型创业，继续发展都需要资金。那些没有或无法借到这一跨越阶级的重要资源的人，无论才能和抱负有多大，都倾向于待在原地。在工人阶级中，还有来自文化和家庭的压力，尤其是子承父业的传统，会迫使儿子们继续从事父辈们传下来的精工细活。能够踩上社会等级阶梯的第一个横档可能是最艰难的一步，因为这需要相当大的动机和能力：在1882—1899年，总共只有三名矿工的儿子通过考试升入了诺丁汉高中，而大卫·赫伯特·劳伦斯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同学中包括一些煤矿职员和经理、农民以及店主的儿子。这些父亲们都毫无疑问地希望儿子们能够有所进步或者至少能保留他们父母的社会地位，他们也都有必要的资金可以进行必要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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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特别是资金储备的缺乏，阻碍了人们向较高社会阶层的流动。婚姻状况为我们了解这一流行现象提供了线索。一项针对1899—1914年登记在册的婚姻人士的职业分析表明，20％的夫妇阶级地位呈上升状态，而25％有下降趋势。在农村地区，相应的百分比要来得更低。[29]当然，这些材料并没有提供这些新婚夫妇未来发展的相关数据，但从表面上来看，它们显示出社会是相对稳定的。劳伦斯兄弟是个例外；要是你父亲下班回家时手上沾满了污秽，那么很可能你也会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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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中产阶级的队伍还是在继续壮大。这就意味着，随着20世纪不断向前，一定程度的其他社会阶层人士也越来越多地加入进来。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对社会的影响力开始逐渐变弱并最终消亡。这一点，和催生了无数未来变革的事件——1914年8月4日，英国宣布参战——一样，是享受着当年盛夏时光的中产阶级的男女们无法预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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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Times，29 June 1914；Scotsman，29 June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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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ictorian City，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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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veryman，18 October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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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rank，43，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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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Offer，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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