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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奇地想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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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幸福他竟然已经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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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不到只言片语，唯有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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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抽着烟斗；他向着星辰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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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会比这更为美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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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轰鸣着吐出瘴气的汽车献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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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以更美好的姿态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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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休息时间，以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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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那该死的金钱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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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所有的争执罪恶和喧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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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需要赶乘7点半的早班车从彭哲前往伦敦的别墅业主们都有如此体会，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得记住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金钱是中产阶级获得满足感的最重要方式；有了它，这名快乐的小职员可以买房或是租房来维持他的家庭生计，对孩子们的前途进行投资，并且每年都带着他们去度假。他可能还会有足够的钱加入在中产阶级男性，尤其是那些通勤族之间新兴流行的邮票收集狂潮中。截至20世纪60年代，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有邮票商店分布，其中的某些还与郊区的车站毗邻。而那些由大英帝国发行的邮票总是最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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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有能力维持一个家庭的生计并且还有足够的闲钱购买最新发行的罗得西亚邮票或其他奢侈品，被认为是“感觉良好”的要素。这是人们为一个由拥有支付能力（或拥有信贷渠道）、有各类商品可供购买的个人所创造的一种集体性欢乐的古老现象所赋予的新名字。依照这些经济指标来判断，1914年的中产阶级有理由会感到幸福。此时的通货膨胀率是最小的，中产阶级人士的可支配收入呈上升趋势，国内的劳动力市场供源充足（虽然相较过往，这些劳动力资源已不再低廉和易于驯服），而人们的购物和服务选择范围也比过去扩大了。没有什么能比儿童玩具能够更好地解释中产阶级的消费趋势了，因为在之前的30年内，其品类越来越多，做工也日趋精致。市面上有出售为女孩子们准备的绘制精美穿戴漂亮的玩偶，以及为男孩子们打造的着色战士模型和用色彩鲜艳的马口铁铸成的轮船、汽车和飞机模型。这些依然都是价格高昂的奢侈品，但是20世纪的经历已经证实了，对于上一代人来说是奢侈品的物品到了下一代就成为能够被人们负担得起的寻常用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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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上的招贴栏和广告都在敦促中产阶级更多地花钱。广告文案编写者们玩转于人们的欲望和焦虑心态之中。他们鼓吹，一些用于治疗脱发和白发甚至消除皱纹的膏油和药剂能够中断衰老进程，甚至让人返老还童；一些秘方制药可以替代丧失的精力，激活蠕动无力的肠道和工作过度的肝脏，而营养丰富的保卫尔牛肉汁和可可饮料也能为人们提供即时的动力。一帖担保其秘方疗效显著的制造商坚称，“只有当肝脏正常时，生命才值得经历。”为婴儿和儿童提供精制食品的制造商们承诺，这些食品会造就强壮而健康的下一代。孩子们从小长大的家庭，会使用专利清洁剂去除污垢（和疾病），倘若人们在洗衣房里使用阳光牌肥皂，全家人都能感受到“干净芳香的衣服带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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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们会通过使用化妆品、香水以及专门设计以打造人们心目中迷人身材的女士胸衣，而使自己更富魅力。男士们也被不断提醒，裁制精良的西装和干净的衬衫是商业能力和成就的外在表现。善于投机取巧的建筑商们也为那些位于郊外社区、有山林田野环绕的新房大做广告。一个卡伦牌的壁炉能给新家营造出“快乐”的氛围，而单凭一架“都市风格的自动钢琴”就能满足屋主对于文化品位的追求。这一诉求还可以添上这样一幅画面：画中的女士身着晚礼服弹奏着自动钢琴，而她同样穿着晚礼服的丈夫则在一旁洗耳恭听。他们都是被一位牧师在1912年称作是“幸福的实践性真理”——这一向其信徒揭示了“物质利益无法挣脱的压力”的现代主义教条的追随者。[3]这是人们可以容忍甚至非常欢迎的，因为附着在“幸福”身上的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而这一点本身就是幸福的源泉。可以拥有他人所拥有的一切是令人满意的，但拥有更多自然是再好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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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告商所承诺的供给和构成中产阶级幸福的基本要素之间，存在着一个对应的关系。这些是健康的身体、活力充沛的子女、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干净的环境、时髦的服饰和一个地段良好、舒适宜人、装修完善的住宅。在20世纪接下来的日子里，有可能除了免遭污垢侵扰之外，其他的上述要素都不会受时间影响且经得起考验。1913年上市的依靠风箱运作的“吸尘器”得到了大肆吹捧，其宣传方式无异于90年后才出现的电动真空吸尘器：两者都保证能将居室打扫得一尘不染，从而使得孩子们免受细菌侵扰。和其他构成幸福的要素一样，这些小件能够以购买的方式获得，而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们会宣称“消费是幸福的重心”的原因。不过，信奉行为主义的科学家们对此持反对意见。在1961—1987年间，日本人民的收入稳步增长，但是在尽可能做出的估量下，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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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以及爱德华七世时期的英国中产阶级中，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形吗？在将20世纪晚期人们对前几代人进行的社会调查所取得的数据进行转换时，我们必须放慢脚步，即便某些事物是持久不变的。20世纪早期的妇女杂志声称，准备一桌让家人赞不绝口的饭菜，是女性获得满足感的最大来源。而现代消费研究也毫不意外地证实了这一点。[5] 女性通过展示其厨艺获取快乐提醒我们，衡量人类幸福的标准除了市场提供的那些，还存在其他的方式。即使这些条件都遭到了严格的限制，就像在两次世界大战发生时那样，幸福也不会消失殆尽。那些刚刚能解决温饱问题的人们发现，他们能够在忍受严寒的同时，依旧享受着友情、交流、阅读以及对高尚品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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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样的个人抱负、期待和性情总是为人们的满意度设槛，使我们无法准确计算这个到1914年已有200万人的阶级的总体幸福感。此外，对于构成幸福感的要素，社会上也存在着各种意见分歧。19世纪，欧洲大陆的人们指责英国因为过度的自由导致了自杀率极高，因为当时社会存在着一股喜欢质疑的风气和对于生活过高的期望。但是英国的中产阶级相信，这些品质为所有人获取幸福提供了最好的机会。[6]新教教义也促成了这一主张自我毁灭的欲望的形成，因为它鼓励受过教育的人士进行压抑的灵魂上的内省。这个结果可能会让神职人员们感到震惊，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为侍奉上帝并期盼着救恩的信徒们提供了真正而永久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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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新教对待幸福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相信，找到基督、遵从他的诫命并相信他的救赎能力，是个人获得幸福的基本。自我否定是一种美德，嫉妒和贪婪皆为罪恶，但是通过自身努力获取的个人成功是应受祝福的。但是那些在早期生活中遭受过压迫而今会攫取想要的一切来作为弥补的人，会对这种约束置之不理。白手起家者自然想要夸耀自己的成就，而最令人满意的方式就是通过炫耀性的消费，或是出于该目的向慈善机构慷慨捐赠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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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清教界定的银行储蓄和精神价值的相互关系以相反的方式呈现出来。它在成功人士的心中植入了这样一种认识：他的财富是他所应得的。而这种认识，也将那些失败者们驱赶至了绝望的边缘。这种社会现象在农业大萧条——农场破产数量飙升——开始之际被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在1879—1880年间，约2300个农场宣告破产，超过200名农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7]而在2000—2001年口蹄疫爆发期间和之后，类似的农民自杀事件也有所增多。早期的这些灾难都是自然规律和经济力量超出了受害者的可控力而造成的。但是后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更愿意拿中产阶级中普遍施行的准则进行判断。难以偿还的债务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充满内疚的思想负担，其中掺杂着辜负了自己和家中亲属或是浪费了自己生命的复杂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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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878—1883年间的自杀事件时，我们考虑到了如下一些因素。在活跃于粮食贸易领域的男性、药剂师、商店店主和商务旅游者中，死亡率达到了最高。所有这些自杀者从事的都是竞争异常激烈而经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自杀率略低于酒店老板和从事酒类业务的商人的是医生和律师，这类人士的自杀率反映了“长时间的脑力劳动和注意力长期集中”带来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事业刚刚起步的15—20岁青年男子以及职业生涯将近尾声的45—50岁的中年男子中，自杀现象最为普遍。[8]在刚开始展望未来和回顾一生所取得的成就之时，人们的悲观意识都是最强烈的。而体质衰落和不治之症也增添了老年人的焦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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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们对于经现代医学诊断确认为临床抑郁和神经衰弱的各种诱因的理解能力依然有限而且比较武断。无论究其原因为何，人们都普遍认为自杀是发疯导致的结果。由于恐惧和忧虑造成的情绪低落和行为古怪，都被诊断为一种精神错乱的病症（同样的误诊还有由于发烧导致的痉挛），而根据《精神病法案》，患者们都被勒令关入疯人院内。这一判决往往是永久性的，因为人们无从将急性、临时和可康复病例加以区分。因为精神病被认为是遗传性的，所以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成员发疯会使家族蒙羞。人们不是把精神失常者藏匿起来——像罗切斯特太太那样，或者就是将其送经法庭宣判后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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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导致了人们的麻木不仁。他们对大脑运作机制的认知不足，更不知精神分析为何物。直至20世纪最初的10年，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著作开始大量发行，才改变了这一现象。弗洛伊德的观察研究，引起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极大兴趣，这些研究为后者提供了理解情绪和行为的关键。道德的绝对权力因此丧失了某些昔日的力量。现在，儿童的恶作剧可以被解释为是其特有的精神世界的自然结果，而非植根于原罪、需要加以控制和训斥的任性行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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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子女的幸福安康是他们的一项责任，也是获得快乐和痛苦的另一种方式。父母们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确保其子女获得最好的教育和机会，如果遭遇资金短缺或者负担家计者死亡或因避债潜逃，这项义务就会落到祖父母、姑婶、叔伯和表亲头上。威廉·鲍耶从事五金行的父亲设法从他的收入中抽取了足够的闲置资金为儿子交了额外两年的学费。这一教育投资带来的改变是，威廉可以不必从事像邮差一类的永无出头之日的工作，而获得有着升职潜力的文书职位。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安·维郎妮卡》（1909）一书中，女主人公当律师的父亲斯坦利先生，为她的兄弟们规划了他眼中的“辉煌职业”并对他们提供了资助，后来，一人加入了印度的公务员队伍，而另一人进入了汽车行业。这两种选择都是明智的：汽车行业正在迅猛发展，当进入这一行业的那个儿子年届30之时，身为管理者的他年薪会达到1000英镑。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儿子们都对他们的父亲唯命是从。一位友人告诉斯坦利先生：“我的儿子想要娶一个在烟草店工作的30岁的女人……我们只好替他安排了。”普特尔先生在试图为他儿子卢平谋划未来时就发现，为年轻的下一代“安排”事业和婚姻是一个令人焦躁不安的棘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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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平·普特尔最终找到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市区公司的“职位”（在这一期间，这是一个绝妙的词）。他告诉对这一消息感到震惊的父亲：“我想继续这份工作。”自立自助的处事原则是事业得以前进和攀升的润滑剂，而中产阶级也相信这一哲学理念是他们财富和幸福的源泉。自助的天性为拥有意志和智慧提升自我的所有人，无论其多么贫穷，都提供了一条救生索。有如在当代的美国，富人们向穷人传达的信息是：振奋精神，以我们为榜样。塞缪尔·斯迈尔斯在他1859年出版的《自助》一书中对穷人们该如何行动做出了解释，这些观点在大批效仿该书的作品中也被重复提及。其中一部19世纪80年代出版，出自一位匿名编辑之手的《从小事做起：新手如何上路》一书认定，中产阶级“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训练有素的技能”是他们成功的基础。这些品质在将“光荣的野心”神圣化的国度，受到了热烈追捧。“在上帝的眷顾下，将勤奋、智慧和技能应用于生活的普遍追求当中”，是收获“荣誉和影响力”的根本。生在这样一个拥有“才华和天赋”与“正直”的综合素质的人才总是注定受到褒奖的国度，英国人民该有多么幸福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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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籍中浸润着乐观主义以及对人性的绝对信心，这些也都反映在中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中。1858年，一位年轻的商务旅行者从他第一任老板那里收到了这样一句临别赠语：“再接再厉然后取得成功。”在接下来5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句话一定被重复了很多次，也换了很多不同的形式。[11]然而，这句话并没有指出，孜孜不倦和百折不挠会换来成功与幸福的嘉奖。1913年，一则佩尔曼记忆培训学校的广告让人们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在进步吗？”答案不确定的那些人（肯定有很多）被邀请订阅保证能够“激发野心”的《脑能量》杂志。佩尔曼式记忆法的追随者们很快就发掘出了自己的新的进取心、专注能力和将与运气有关的因素排除在他们的进步之外的“说服力”。排除侥幸心理，需要人们参加一个包含简单的记忆测试和练习的课程，其中还包括跳绳运动。成千上万满怀希望的男女都纷纷加入了这个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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