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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陌生的幻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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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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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似乎失去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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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战争大规模屠杀后的幸存者充满了虚无主义情绪，自封的新穷人则忧心忡忡，由此人们判断，这个世界已经或者即将要天翻地覆。1890年前出生的人与这个新的、陌生的世界已经脱节。1931年一个高级中学的督察恳请年长的教师，在学生们提到“爵士乐”时不要流露出蔑视的表情，或者在学生们谈论电影或现代舞时采取回避态度[20]。美国电影和格雷泰姆音乐在战前就已经在英国出现，但这些事物与老一代人没有什么关联，他们对于所有的与现状相左的事物都加以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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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随着亚历山大的格雷泰姆音乐节奏而起舞的青年中产阶级夫妇，是那个无与伦比的进步年代的传人，那时所有迹象都显示这个时代将延续下去。然而，1918年之后，中产阶级不再那么自信了，在随后的20年里，摇摆不定的经济、大量的失业者和长期不稳定的欧洲世界，证实了他们的担忧。进步的步伐似乎停滞了，明日的繁荣完全无望。《寻觅一线希望》是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寻求一线希望的流行歌曲。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线希望真是难以辨明。战争弱化了人们的自信，正如伯特兰·罗索（Bertrand Russell）在战争爆发四十周年纪念日所观察到的：“大规模的战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它极大地降低了文明的普遍水平。”[21]菲利普·拉金在他召唤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的诗歌“MCMXIV”中写道：“再也不要如此单纯。”他还可以顺便加一句：“再也不要像以前那样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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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知晓应该如何处置事物。在随后的90年里，中产阶级男人和女人相信他们有责任与世俗融合，理性地面对一系列集体与个人的困境。他们是否应该勇敢地突破过去，容纳极左和极右派提出的令人兴奋的新意识形态，构建全新的道德、政治和社会秩序，就如同列宁的俄国或墨索里尼的意大利？1931年经济危机之后，中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所犯的错误已无法挽回，它的衰落趋势不可逆转，而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试图吸引中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一部分中产阶级向左派靠拢，对失业者的冷酷对待所激起的愤怒和怜悯，对工人阶级的直率表现及其活力的钦佩，进一步促使这部分中产阶级转向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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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的态度转变，像休·盖茨克尔和理查德·克罗斯曼——两人都毕业于温切斯特学院——这样一些人，成了上层中产阶级男女的精神后裔，他们受其良心驱动，把时间和才能投入对弱势人群的处置上。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常常具有两种恶习——急躁和控制欲，他们的工人阶级同僚对此心生厌恶。1953年前牛津教师克罗斯曼注意到，工党全国执委会的工人阶级成员把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当作“向外推的局外人”[22]。在工党执政期间这种反感情绪一直持续着。1969年在内阁讨论王室收入时，吉姆·卡拉汉为王室家庭辩护。他在声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愁善感”的演讲中争辩道：“我想菲利普（王子）是一个好小伙。”克罗斯曼十分震惊，他从未摆脱掉上层中产阶级教养的势利行为，从而认为克尔·哈迪就是一个天生的“贵族”，盖茨克尔是资产阶级，并且讥笑哈罗·威尔逊在唐宁街十号所做的“极其小资产阶级的”内政安排[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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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右翼思潮在欧洲大陆快速蔓延，对激进右翼的恐惧使中产阶级投向左派，激励着他们与右派做斗争。为了抑制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1936—1939年期间一些中产阶级志愿者前往西班牙与弗朗哥作战。四位反法西斯主义者——金·菲尔贝、盖伊·伯吉斯、唐纳德·麦克莱恩和安东尼·布朗特——走得更远，他们加入了苏联间谍组织。他们无可挑剔的学历背景——公立学校和剑桥大学的文凭，使他们可以进入外交机构和情报部门工作。这四人的行为既莫名其妙又令人不可想象，他们应该是接受了某种意识形态而敌视自身的阶级，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几代人对于他们的叛国行为迷惑不解。本土的法西斯主义难以吸引中产阶级，尤其缘于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的英国法西斯联盟不久就与东头地区（East End）的暴乱和攻击犹太人行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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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原地踏步，他们信奉原有的信条和政党，希望以往的某种东西能被保留下来，适应现代环境。如果顺其自然，也许通过国家的帮助，资本主义自身可以治愈它的顽疾。政治和经济试验都是危险的，尤其对于有产者。1929年一家广告机构为保守党人提出了“安全第一”的口号，它抓住了中产阶级的心态。绝大多数中产阶级投票支持1931年的拉姆齐·麦克唐纳的联合政府（主要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联盟）和1935年的斯坦利·鲍德温的保守党。根据时代新潮的民意调查，1940年2月超过50％的多数人支持保守党。在20世纪30年代，900万至1000万的工作者在不断扩张的郊区购买便宜的汽车和住房，小心谨慎成为了他们的座右铭。正如乔治·奥威尔对郊区汽车拥有者的观察，他们是“保守党人、应声虫和阿谀奉承的人”，为了把英国从共产主义手中解救出来而准备“战死沙场”[24]。在战争时期，他们一直投票支持中间偏右的政府，在1939年，他们为了拯救英国和欧洲脱离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而走向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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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代人渴望保存老的道德秩序，假装战争从未发生。威廉·乔恩森－希克斯爵士——前律师还是戒酒的狂热支持者，在1924—1929年期间任内政大臣，他一度想使时光倒流至昔日，结果却使自己成了傻瓜。他赢得了道德绝对主义者的喝彩，这些人在战争时期和这个世纪的余下时期都致力于阻止他们所恐惧的事物——会使整个国家走向颓废和滥交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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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直忙碌着，纠缠民政厅和警察局，给新闻机构写言辞激烈的信件。1930年在伦敦北部的威尔士·哈普水库，一群被怀疑是裸体主义者的人在日光浴和游泳，被一个外科医生描述为“人兽交”。海登的“匿名者”称此景观“肮脏、恶心”，围观者因看到“白人女孩”与两位“皮肤非常黑的男人”游到一起而惊恐地尖叫，于是构成了各种不堪入目的描述。每一个人都得充分遮住身体的部位以达到警察的要求。这之后遭受冒犯的郊区是哈罗德·文森特。一位被撤职的军官以“社会改革者”为职业，发起裸体主义运动，导致了许多早期的违法事件。有一次，他因裸体站在窗口并挂着写有“扔掉你的衣服”的标牌而被控猥亵暴露罪。格洛斯特镇的泼妇夫人（原文如此）未被说服而招来警察，抱怨说她的仆人能够看到这个裸体者[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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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刊及其读者对于日光浴和其他有伤风化事件极有兴趣并且津津乐道。1931年爱情小说家亚历山大·麦克考奎戴尔夫人，即芭芭拉·卡特兰，告诉《每日速描》的八卦栏目，她将要出版的小说《甜蜜的惩罚》里有一些“不遵守严格的道德准则”的人，她保证其中有违禁的刺激情节[26]。毫无疑问，这样的暗示使下层中产阶级蜂拥到收费图书馆阅读此书。1934年开始出版的《狂欢》杂志中的色情内容根本就无视道德准则——甚至是最宽松的道德准则，要求禁止此杂志发行的呼声闹翻了民政厅。在这些气愤的人群中有一位哈罗中学校长，他被一幅卡通画所激怒，这幅画上一对躺在床上的裸体夫妇，上面标有那个女人的一句话：“哦，亲爱的，如果不戴学校的领带，就像一个棒极了的流氓。”除了达特福德（Dartford）警察局对此有一个起诉，官方没有采取任何惩罚行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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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容忍水平在上升。《狂欢》杂志除了性笑话以外没有其他内容，在以中产阶级为目标群体的较有名望的杂志中，这本杂志不算什么。内衣广告变得更加大胆，身着新型的、暴露泳装的女孩随处可见。在1938年创刊的《照片集》上，穿着内衣、显示诱人身材的女孩照片成为这本中档杂志的基本特色，一位读者对于这本杂志的成功向其编辑表示祝贺，因为它“足够真实和敏感地展示诱人女孩的照片而又不让她感到害羞”。另一位读者则认为美国女摔跤手的图片有些过分，他认为这些图片“不适合让男孩和女孩看”。[28]25年前，在家里阅读的杂志上刊登穿背带式短裤女内衣的女孩照片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图片，以及对于男女性事的公开议论越来越大胆，象征着道德规范变得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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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者感受到了时代的气息，他们小心谨慎地开始重绘道德蓝图，建立新的风尚。教会领导人继续发挥国家道德法庭的作用，一些主教开始试探性地转向道德自由主义态度。1930年英格兰教会改变了对避孕措施的反对态度，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在福利性诊所提供避孕指导。具有现代意识的中产阶级父母也被劝导，当孩子询问性方面的问题时，要用医学知识诚实回答，避免考虑“道德性”而误导孩子。“知识本身不构成罪恶”。[29]1937年婚姻法修改也有利于妇女。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道德捍卫者都乐于见到原有道德规范的重新修订，1952年中学校长会议向皇家离婚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称：“对于不可能结婚的儿童进行婚姻时期的问题指导是毫无意义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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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禁制还保留着，而且还被严格地执行着。1928年拉德克利夫·霍尔（Radclyffe Hall）的女同性恋辩解书《孤独之井》遭禁。《每日快递》的编辑詹姆斯·道格拉斯（1867—1940）宣称，让他给那些“健康的男孩和女孩”一本“道德毒药”的书，还不如给他们“一小瓶氢氰酸毒药”。[31]《每日快递》的下层中产阶级读者几乎不知道女同性恋是什么。20世纪30年代警方对同性恋的监控和起诉不断增强。1933年伦敦的记述法庭被27个男人的狂妄态度所激怒，这些男人（多数是酒店的工人和侍者）被判在荷兰公园的一个房间里犯有同性恋罪，但他们自称没有做错事，并认为逮捕他们是“侵犯了他们的自由”，他们“以他们的羞耻行为而荣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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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公司，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具有极大潜力的正义力量，为堕落行为受到侵扰而不安的部分中产阶级消除顾虑。1922年宪章规定，每一个拥有收音机的人必须每年支付10先令以获得收听许可证，从而确保了BBC国内广播垄断权和资金独立权。最初，这样的支付规定是昂贵的（而且也不可靠），但是到了1939年，每一个收音机听众需要支付5英镑，而且可以分期付款。收音机被设计成一个家具的样子，放置在客厅里，其景象就如当时的广告片一样，全家人听着收音机。无线收听快速新闻成为家庭生活的一个新重点，这一直保持到50年代中期，由电视取代了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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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哪种娱乐形式能像收音机这样迅速普及传播。1931年发出了四百万的收听许可证，到1947年则达到一千万。《收音机时代》每周出版，提供BBC的节目日程安排，它的发行量在1930年超过百万，之后继续上升。BBC早期听众主要是中产阶级，1931年针对收听许可证持有者的调查显示，听众主要集中于伦敦地区，在东南部和米德兰地区有10％—15％的家庭拥有收音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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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所听到的BBC节目内容和风格反映了其总裁约翰·瑞思（John Reith 1889—1970）的思想。约翰·瑞思是一个天生的、后维多利亚时代所铸造的独裁者，他是一个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带有强烈的清教徒个性以及启蒙和拯救人类的使命感。在他的领导下，BBC秉持传统礼制，继承大众艺术画廊、博物馆、音乐厅和机械技术机构的传统使命，大规模传播文明。瑞思和他的继任者们都意识到无线广播的巨大影响力远远超过纸质媒体，它在大众生活中起到宣扬正义的作用。它可以型塑一个国家的道德和文化规范，就比如，播音员发出的“被广泛认可的发音”会成为符合社会和知识标准的、适用于每一个人的统一口音。尤其重要的是，大众的心灵被打开，有用的知识得以传播，而且是以令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感到惊奇和愉快的方式来进行。在这之前，精神高尚的上层中产阶级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去改变这么多的品位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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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愿景和优先考虑事物渗透于节目时间表里。一个星期的节目列表可以满足各种人的需求。1938年11月6—13日的节目单所列节目包括园艺讨论、“厨房中的经济”、在南非的传教活动、亚历山大大帝、人们如何得病以及来自美国人阿利斯泰尔·库克的一份报告。还有一个节目叫“一个冬天里的童话”，播送《回廊和壁炉》系列剧和《朋司先生的体育之旅》的每日阅读。古典音乐节目总是播送音乐会和独奏会，另外，BBC也不得不满足小群体听众的特别品位，播出舞蹈乐队演奏（曼托瓦尼）和影院管风琴等节目。每日还有祈祷和宗教服务。这一周唯一的室外播音是转播内维尔·张伯伦在洛德市长宴会上的演讲。[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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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平衡在1939年之后发生改变。民族士气所依赖的军人和市民，更看重的是他们所喜欢的事物，而不是所谓的有利于他们心灵的事物。轻音乐越来越受到欢迎，尤其是美国风格的摇摆乐队、喜剧表演、《家庭主妇选择和工人播放时间》，这些节目把轻松跳跃的情绪注入了家庭日常劳作之中。适当的礼仪总是被遵守着。乐队的领队杰拉尔多被要求改变一行歌词：把“为什么我们不更经常地这么做，就像我们今晚所做的？”改为“为什么我们不更经常地这么做，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35]新闻公告通常都是真实的、公正的从而也获得了人们的尊重。瑞思成功地维护了BBC的政治中立，这一点经常遭到强烈的反对。早在1935年保守党就满腹牢骚地报怨BBC带有左翼的偏见，并且认为BBC一贯如此。[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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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瑞思领导的BBC对大众品位作出了让步，但它在本质上仍保持着中产阶级品质。它尽其所能地履行其宪章义务——教育和改进整个民族，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一直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是重要的也是有价值的。BBC向听众提供的节目营养丰富，它致力于用有限的养料培养出适宜的品位。而喜欢另外品位的人则选择听卢森堡电台，这是一个商业电台，充斥着美国口味的商业广告和流行音乐，在迷恋好莱坞电影的工人阶级当中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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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还未受到文化相对主义污染的时代，BBC理直气壮地传播中产阶级文化，并且带有洞察力和想象力，这尤其体现在针对儿童的节目当中。1947年6月，“学校”节目包括了管弦乐音乐会；由杰出的考古学家雅格塔·霍克斯创作的《风车山庄的人们》系列短剧，它描述了最早的大不列颠人的生活状况。1946年和1947年的“儿童时间”（在下午5—6点播放）节目包括了《朝圣者的进步》系列剧和C.S.福雷斯特的《海军准将》，乌尔泽尔·冈米德杰无伤大雅的幽默和笑话以及《玩具小镇》。惊险猎奇节目则有诺曼和亨利·博尼斯的冒险（《少年侦探》）；还有吸引人的艺术节目，如《自然议会》和《伦敦动物园的新闻》介绍自然历史。这些节目与20世纪后半期各个层次的中产阶级对于环境问题不断增长的关注和兴趣相关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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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时间”是在“家庭服务”节目中播出，这是一个致力于培养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听众的节目，其风格类似于后来的“第四电台”。“轻松节目”则顾名思义，是一台放松心情来听的节目。而“第三套节目”（1946年开创）则在主题和风格上走高端路线，要求其听众具有极高的知识耐受力（3—4个小时无间断地播出），这档节目包含了大量的深奥知识。丹尼斯·波特是一个矿工的儿子和文法学院的毕业生，他觉得“第三套节目”带有“家长式说教”和“令人沉闷的自负”特征，但他也承认，尽管如此，这档节目还是激发了他的求知欲望。[38]在20世纪50年代，我还记得在听唐纳德·沃尔菲特（Donald Wolfit）播讲的马洛的《帖木耳大帝》时所感受到的兴奋。我也很喜欢喜剧节目和晚上播出的扣人心弦的节目——迪克·巴顿的“特别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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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创立以来，BBC一直被认为具有一种能力，能把整个国家团结起来。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国家的凝聚力是脆弱的。小说家兼播音员J.B.普里斯特利在1933年走遍了整个英格兰，在旅程结束时他总结说，他经历了两个国家，一个具有冲劲和活力，另一个则奄奄一息。前者的大地上充满着“交错的公路、车站和工厂”，“看起来像是建筑物的大展览，有巨大的电影院和舞厅、咖啡馆，带小型车库的房屋，鸡尾酒酒吧，沃尔沃斯大商场，大客车，无线通讯网，徒步旅行者以及看起来像女演员的工厂女工……”[39]沿着从哈默斯密斯至阿克斯布里奇的A4公路，大片的城市景观以艺术风格装饰的新埃及影院终结。顺着公路继续向北和向东，从塞文至亨伯之间则是另一个英国，这是由于贫困和绝望而被孤立的国家，是由于支柱产业衰落和长期失业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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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经济得到部分恢复之后，两个英国之间的鸿沟仍然保留着。1935年，在伦敦、南部和米德兰地区，8％—11％的劳动力没有工作，但在威尔士、北部和苏格兰则有20％—31％的劳动力没有工作[40]。两个国家的居民是两种不同的种族。1940—1941年期间，军队医疗服务机构注意到，来自南部、西南部和米德兰地区的新兵比来自前面提到的工业中心地带的新兵更高也更健壮[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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