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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Guardian，7 July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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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Woolf，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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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Saturday Review，4 July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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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Practitioner，December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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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Lancet，3 June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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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Notes on the English Character”，in Forster，Abinger Harvest，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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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Muggeridge，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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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Decorators and Painters Magazine，15 May，16 July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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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Hopgood，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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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Guardian，9 July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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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Miles，7，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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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四部 压力与生存：191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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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似乎失去方向的人们：连续性及其变化，1914—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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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4日以及随后的四个星期在特拉法加广场集结的人群，对着即将启程的士兵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大英联邦的旗子，其中很少有人对将要爆发的这场战争的性质有丝毫的意识，他们也未能想到赢得这场战争需要牺牲和纪律。那个8月的晚间，在伦敦的一个旁观者观察到，他周围的人们都轻松愉快地面对着“前景乐观”的战争，不断涌入征兵办公室的人潮表明不缺少乐于参战的志愿者。[1]爱国主义消解了阶级差异。或许昨天，戴着编织帽、衣着蓝哔叽的职员，会因为一个下等人用笨拙的手推攘他的胸部以体现自己的强壮而异常愤怒，而现在他会愉快地面带微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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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其色（军服）并不能证明众生平等，民间的社会秩序在战壕中得以再生。可以想象到的是，像鲁珀特·布鲁克这样的上层中产阶级成员——接受过良好教育、举止文雅、具有好的体能及热忱——自然就成了军官，这就如同以往的乡绅的儿子一样[3]。公立学校的希望就是如此，它们的理想在前线得到佐证。有人写道：“每一个公立学校的学生都在服役”，有1/6的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毕竟不能落入这样糟糕的境地”[4]。另一个人则坚称，工人阶级士兵“完全乐意服从于公立学校学生和大学生军官”的命令[5]。中产阶级的上层至少获得了与老贵族和乡绅一样平等的地位，他们证明了自己是“天生的”领导者，这要感谢阿诺德博士和他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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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战术水平和德国的军事火力使公立学校学生中尉很快丧失殆尽，营部指挥官只好让有头脑并具有主动性的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来取代他们的位置。这些“临时性的绅士们”掌控了排级及士兵。他们在餐桌上的粗鲁言行令公立学校的学生们十分吃惊，一位公立学校学生在休假时看到兄弟连队的军官与“女售货员”调情而震惊不已。处于如此混乱境地的人有时也成了变色龙。有一个人回忆说：“我接触了许多有意思的东西，尽管受过良好的教育，我还是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习染了某些习惯，还有与普通的伦敦人完全不同的口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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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身份状态随着军人复员而消失，临时的绅士们很快就发现中尉军衔并不是社会地位提升或获得好工作的通行证。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迫成为铁路搬运工、马车夫，有人还成了风琴演奏者。乔治·保林——欧威尔的《为天空而升起》中的英雄，总结了他们的困境：“我们从手持女王陛下委任状的绅士突然变成了无人需要的、可怜的无业人员。”临时绅士寻求工作成了报纸个人栏目的通常内容，他们大多是已婚男人，愿意接受任何工作。1920年4月一个前任军官，以前也当过推销员，满意地接受了一份仓库保管员的工作[7]。那些永久绅士也同样绝望。1919年10月，一个公立学校毕业的军官兼“全能运动员”恳求某人“大胆地”雇用他[8]。在《降落地面的英雄》一书中，开始谋生的中产阶级体验着与工人阶级同样的暗淡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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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影响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其社会效应已经被很好地分析[9]。从现代的视角来看，全面战争对整个国家和集体精神是一种考验，爱德华领导的英国表现得极好。大众的爱国主义支撑着人们的坚定信念，虽然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士气显现疲惫迹象。动员男性和女性的人力，以及国家掌控工业、农业和交通，都需要所有阶级的合作和服从。人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做政府要求他们做的任何事情，付更多的税款，并交出他们极为珍视的个人自由。最重要的是人们信任他们的统治者，不过后来有些疑虑。这些都反映在欧威尔写于1940年的战争回顾中：“粗颈的骑兵将军还是高高在上，而中产阶级下层和来自殖民地的人跑来救援。”[10]他还记得1914年职员们蜂拥着冲出办公室，加入基奇纳（Kitchener）自愿军的帕尔斯营和来自白人领地的军队。这些人拯救了贵族和中产阶级上层——他们的无能导致了战争这一后果。这是两次大战期间人们的共同看法，而且并非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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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使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经济正统观念得以回归，而这导致了一场大破坏。简约性政府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被废弃，指令性经济取代了它们的位置：政府主宰了所有制造和种植出来的产品、配给食品和能源以及确定价格。纳税额度疯涨，工资和物价也疯涨。中产阶级只能默许这种状况，但到了1918年许多人感觉晕眩并充满不祥的预感。他们曾经是经济系统的掌控者且获益良多，但现在他们成了经济系统的受害者，自身利益受损。歇斯底里情绪在某些人中蔓延，尤其在工会当中，通过人数优势和无情无义，工会确保其成员利益而享受越来越多的国家财富。现在“胜利的无产阶级”自信满满地面对着曾经“把奢华生活建立在对无助阶级掠夺”的人[11]。“霍布纳尔的工会”迫使中产阶级屈服。“战争毁灭了文明”[12]，还有更糟糕的是，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就在眼前——如果一个保守主义刊物的头条可信的话，在1919—1920年期间，许多人相信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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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错误的预警。爱德华的社会等级是完整的和健全的。根据卡尔特豪斯学校校长的说法，公立学校的未来是光明的，他在1919年预言，会有越来越多的父母来公立学校为其儿子寻求空缺[13]。其后一年，陆军元帅威廉·罗伯逊爵士（William Robertson）在卡尔特汉姆战役纪念馆的题词中告知下一代人：他们注定是“人们的领袖”——带着670位切尔顿阵亡将士的信念[14]。权力将会自然而然地转交到他们这些幸存者手中，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一天早上，人们会在白厅行走的高级公务员中看到他们的身影。到40年代至1965年期间，他们已是成熟的男人，“衣着讲究但不张扬”，就如同人们所期望的“有能力、有教养的上层中产阶级”的样子。初级公务员会比他们早半个小时到办公室工作，而这些初级公务员是从“一个松散的、人数较多的阶级中筛选出来的”——这个阶级就是所谓的“下层中产阶级”，他们稳重、有礼、亲切并值得信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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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更高的人应该获得敬重，事实确实也是如此。1931年的一份实习护士手册规定，实习护士要称呼医生为“先生”，并且对他们表示“适当的尊重”。对病人要“亲切”，“过于亲热的言辞”被禁止[16]。1931年的一份销售人员指南则告诫销售人员，“文雅、有礼和端庄”是基本要求。“这传达出你是一个绅士，而顾客通常也会如此对你。”[17]社会底层的人则应该不加疑问地保持逆来顺受的生活态度，如同一个工人阶级子弟所回忆的，“如果你出身于像我一样的阶级背景，你就得接受现状，表现出天生的顺从态度，不能嫉妒。如果一个煤矿主住在村子的边上……你就得接受。”官方也认同这样的规则。对学校教师应该脱帽致敬，对当地警察要表示“一种致敬”。“顺从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你就是这种身份”[18]。当极左派大肆宣扬阶级斗争以及罢工者和失业者与警察发生冲突的时期，这样的态度不再通用，但值得人们记住的是它们曾经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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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政等级体系和司法机构也对维持社会等级起到了辅助作用。这个等级体系的顶端是君主制，由于战争时期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王室获得了公众的敬爱。1914—1918年期间，乔治五世成为整个国家和大英帝国的象征，在随后的动荡年代，他代表了安稳和宁静。这个保守的、脚踏实地的、高贵的大家长具有极高的责任感，他还是个热心的集邮者，其个性特征就体现出老中产阶级的美德，他的许多中产阶级臣民也是如此。多亏了热情的、阿谀奉承的、唠叨琐碎的新闻媒体对王室活动的报道，王室家庭成为了所有家庭的楷模，虽然这不是有意而为之。国王与声名狼藉的威尔士亲王之间的冷淡疏远反映了战后的代际冲突——威尔士亲王所喜好的寻欢作乐生活方式受到青年人和富裕人士的推崇。其合理的后果是，1936年爱德华八世由于把感情置于责任之上而失去了王位和人们的爱戴，人们又在期盼更好的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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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王室家庭所代表的道德秩序在战争期间一度受到严重冲击。人类进步的世纪进程被粗暴地打断，乐观主义以及各种令人安心的维多利亚正统在战场上被毁灭。身着武器装备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罗伯特·格雷夫斯事后写道：“万能的上帝死了；盲目的机会主义主宰了世界。”那些在家里膜拜上帝并遵从美德的人的心灵裂开了口子，他们所信奉的美德——“如勤奋努力、谦虚、节俭、谨慎、清醒，受到作战部队的嘲笑”[19]。中产阶级的自信受到伤害，他们感觉自己就像在陌生的激流中漂浮，朝一个看不见的、令人恐惧的目标前行。诺诶尔·考沃德在他1932年的诗《20世纪的蓝》中表现了这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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