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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二章 让美好生活更好：繁荣与自由，1951—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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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对中产阶级来说是一个被忽视的分水岭，在这一年，政治平衡开始向中产阶级倾斜，为了应对肉食缺乏和物价上涨而采取的平等主义和强制紧缩试验走到了最后阶段，中产阶级已经受够了。到当年的3月份，主妇协会的爱丁堡分支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现在到了返回自由企业的时候了。[1]到10月份，这种事情再次发生，这一理念的捍卫者——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在随后的13年里，保守党一直掌权。在此期间，他们终止了配给制，取消了许多控制贸易的政府机构，主导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一繁荣不仅使中产阶级变得富裕，也使他们的许多工人兄弟富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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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1年的英国节，中产阶级文化价值获得了短暂的成功。其编年史撰写者迈克尔·福瑞恩极具洞察力地把它描绘为绝对的中产阶级事物，它反映了这一群最繁忙的人物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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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节代表了激进的中产阶级的英国人：社会改良者，《新编年史》、《卫报》（曼彻斯特）和《观察家》的读者，请愿书的签名者以及BBC的骨干。总之，这些草食动物，或温柔的反刍动物，在绿草如茵的牧场——这是他们生活的自然场所，带着怜悯的眼光，俯看着那些不那么幸运的生物，对于他们自身的优势有些内疚，但通常不会停止吃他们的绿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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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其创办者用心良苦的家长作风，英国节混合着郑重其事的改良与刻意的马德瑞戈尔音乐和五朔花柱舞蹈的消遣，自威廉·莫里斯时代以后，这种方式一直受到像草食动物一样的中产阶级的喜爱。泰晤士河南岸的“探索圆顶屋”是现代世界的代表。它里面装满了丰富的展品以颂扬英国的开发者、介绍现代科学研究和有益知识的进步。此外还有绘画和雕塑展览，该展览展示了各类有代表性的作品，即使不懂行的人也可以通过其他作品来理解那些他搞不懂的东西，比如爱德华·帕奥罗兹的抽象结构。[3]成立5年的艺术委员会鼓励全国各地的微型展会分散开，松散地连接到每年的例行活动之中，比如，运动会、展销会、板球比赛，等等。在伍德斯托克有一个乡村舞蹈音乐节，在苏格兰有一些传统聚会，在威尔士有合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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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舒适随意的交往方式是非常英国化的，但是很少能吸引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的日常消遣更美国化，这对中产阶级的另外的亚种没有吸引力，福瑞恩把这些亚种称为“食肉动物”。根据他的说法，这些食肉动物信奉伊夫林·沃——他强烈反对英国节，他们是《每日快递》的读者，他们的名字被列入管理者名录，他们都属于中产阶级的上层，他们设想，“如果上帝不希望他们毫无顾虑地捕食所有的弱小种类，那么上帝就不会把他们创造成这个样子”。未来属于食肉动物，对于他们来说，英国节就是一种花费昂贵的放纵，其主办者总是把他们的想法和品味强加于其他人，而不问其他人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更为重要的是，也不问他们是否愿意支付这笔费用。英国节的支持者和攻击者之间的争吵最终导致了一个长久的文化裂痕，在这个世纪的剩余时期，这一裂痕把中产阶级区分为不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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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加剧了这一裂痕。电视最早出现于1936年，作为一种传播媒体受到欢迎，在塑造民族文化和道德认同方面，电视比无线收音机具有更大的潜力。由于这一原因，BBC拥有了电视传播的垄断权。1953年保守党政府提议停止其垄断权，为此引入美国式的由广告收入支持的商业电视台。全国60％的人赞同这一创新，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则对此骇然道：英国的文化传统正处于危险之中。一些文化名人，比如贝弗里奇和E.M.福斯特，与全国教师联盟和工人教育协会联合，捍卫BBC的垄断地位，打算把国家从低俗的、好莱坞制造的电视娱乐中拯救出来。许多老牌学校毕业的贵族保守党人参加了抗议行动，出于不满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并担心民族认同将面临毁灭。[4]有一个人在上议院宣称，我们必须是我们自己，他还加了一句：“我们不会与裸体金发美女扯上关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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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的朋友们在这场辩论中争辩说：BBC所提供的一些节目，比如儿童时间和宗教服务，有钱人是不会出钱资助的，但这些节目是公正的，是由值得信赖的人所管理。贝弗里奇呼吁，电视的作用“是使人们变得更有知识，更好地评价娱乐、音乐和其他事物”。瑞思则情绪激动地警告说，这是一种“道德伤害”，它将使整个国家受到损害，他还把商业电台比喻为“侵入英格兰身体的蛆蝇”。[6]议会内外的争论一直有这样一些断言，商业电影会污染它所触及的一切事物。为了吸引大量观众，商业电视台就得迎合趣味最低下的那一部分人群，这就成了平庸、粗制滥造和哗众取宠节目的保护伞。好莱坞电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庞奇》制作了卡通画，它演示了一个罗蒂尼斯奎式人物呆呆地盯着屏幕，上面的标题是“无思想的人”。[7]保守党人把他们的信念置于那些所谓的具有“好的辨别力和成熟”的观众身上。[8]其他的人则尖锐得多，他们指责他们的对手是傲慢的精英主义，剥夺了其他同胞的选择权，并暗示大多数人没有能力做出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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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电视台获得了议会批准，1955年9月，在一通自夸的演讲、艾尔加音乐和国歌演奏之后，独立电视台开始了它的首播，一支置于冰中的牙膏出现在屏幕上，一个上层中产阶级的声音声称它真是“刺激的新鲜感”。BBC对这种陈腐乏味节目的回应则是宣告格雷斯·阿切尔的戏剧性死亡——肥皂剧《阿切尔》的主人公格雷斯·阿切尔在从燃烧的马厩中挽救出马匹后死亡。在3年中，独立电视台确保了全国72％的收视率，正如杰瑞米阿斯所预测的，美国口味和模仿美国口味的本土制作节目的时机到来了。一位前BBC雇员注意到：“公众喜欢年轻的姑娘、搏击、轻快的音乐剧、智力问答和现实生活戏剧。我们就给他们播出哈莱管弦乐演奏……去当地消防站参观。”[9]这些迹象显示，BBC不久就加入收视率战争之中，想用一些迎合大众口味的节目把观众从独立电视台吸引过来，而其中有许多节目是从美国进口的。为了拍摄观众喜爱的肥皂剧，BBC从“第三套节目”中转移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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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业电视台的竞争之战是与中产阶级的两个信念相左的。一方面存在着一个自由的市场，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一直认定，他们最有资格监督国家的文化和教育生活，引导国家走向文明。这两种信念产生于19世纪，而后者体现在BBC的宪章中。它想当然地认为存在一个“优质的”文化，这种文化应该得到提倡，因为它提高了人们的心智和灵魂，而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个“劣质的”文化，这种文化仅仅是愉悦了无知。自由市场主义者采用相对主义态度来反击上述观念：所有的娱乐形式都具有同等价值，只要它们可以让人们愉悦。坚持某一种文化更优越，并把这种文化强加于整个国家，这是否定个人自由，有某种专制主义的味道，就像是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的“文化部”的所作所为。独立电视台的观众们所看到的就是如此。1962年由上层中产阶级所主导的皮尔金顿委员会试探性地建议，商业电视台提高其知识水准，《每日镜报》的一个标题宣称：“皮尔金顿告诉公众去地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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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经历了十年的强制性的文化说教，商业电视台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一股新鲜之风，电视广告有助于产生需求并创造繁荣。为了能抓住消费者，广告必须穿插在最有吸引力的节目中。到1961年，英国人平均每周花13个小时观看电视，电视发展成为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人们所观看的绝大多数节目都不是为了增长知识或激发想象力的。这种状况似乎验证了反对商业电视的人的预言：以追求利润为动机的文化是弊大于利。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中产阶级对商业领域及其价值抱有越来越多的怀疑，有时甚至是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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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于1957年的消费者协会及其刊物《哪一个？》大获成功，就体现了这样的新怀疑主义。这份刊物的追随者是“想要了解自己购买的是什么”，想要确保物有所值——这是中产阶级的永恒目标。《哪一个？》对各种各样的产品进行公正的、技术性的评估，这些产品从厕纸（“不是同性恋话题”也不是上流社会的八卦）到电热水壶、蛋糕粉和太阳镜。[11]两年内《哪一个？》就有了七万订户。并不是所有的订户都报告了他们的职业，但第一批订户中有203个医生、125个来自三个公务机构的官员、32个神职人员和10名教授。一个早期订户表示欢迎这样一个有“道德基准”的出版物。另一个订户则抱怨市面上的出版物“涌向消费者”而有1/3充斥着“侵略性广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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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伦理和市场营销技巧激起了专业领域和公共服务部门的中产阶级的不信任感，他们与商业世界之间有所脱节，他们担忧商业道德及其影响力的增长——即在规模上也在范围上的增长。这种怀疑情绪的后果之一是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环保运动致力于保护小城镇自然环境和田野自然风光免受商业开发的破坏，保护野生世界免受农业企业扩张而导致的退化。食草动物在进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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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英国人越来越富裕了。20世纪50年代的消费热潮从中产阶级延展至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生活已经发生转变，他们的生活现状是20年前无法想象的。1956年一名记者访问了维冈地区，奥威尔在30年代曾经描述了这一地区的状况，他把这里看作经济衰退而导致的人类苦难的象征。而现今“这一小镇景象已经由赤脚和营养不良转变为尼龙和电视，从空荡沉闷的无所事事变为匆忙兴奋的满足”。在当地的歌舞厅里有穿着无袖连衣裙的女孩和穿着浅紫色灯芯绒外套及漂亮的连衫裤的男孩。一位在俱乐部喝酒的人评论说：“工人阶级已经走了很长的路，现在他们不用再走很多的路了。”[13]另一位记者展示了埃塞克斯郡哈洛新城的一条马路尽头的生活景象，他描述了来自东区地区的工人移民的居家生活：在三居室的房内有电视机、虎皮鹦鹉和大规模生产的中式装饰品。他们阅读《收音机时代》和《世界新闻》以及刊登着诱人商品广告的时尚杂志。访问的记者做出如下总结：郊区中产阶级世界正吸引着一大群原来的都市工人阶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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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以往一样，较富裕的工人阶级想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一些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工党成员想了解，新的物质享受是否会改变工人阶级的政治态度。而传统的中产阶级政党——保守党，则希望新富裕起来的人们将扩大他们的阵营。1959年首相麦克米伦告诉选民：有大量的人“感到从未像现在这样好过”。正如他后来解释说，保守党人“带着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来自其所有权”，赞同更大范围地向一些家庭敞开大门——可以拥有汽车以及这个国家第一次出现的某些事物，甚至向更多的人敞开大门——让上百万的人负担得起国外旅游。[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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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汽车、贷款购房和国外度假成为互补性消费和信贷革命的组成部分，而且被证明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1950年有226万辆汽车奔驰在路上，到1970年其数量上升到1150万辆。到1989年，有85％的家庭拥有洗衣机，有70％的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从表面上看，历史得以重演，所有的人都负担得起照相机和自行车——但是除了19世纪最穷的那些人，这就像两次大战期间的情况一样，所有的人都负担得起摩托车和收音机——但是除了最穷的人。这场最新发生的消费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发展速度，伴随着这种发展速度，中产阶级有能力消费奢侈品了。1971年61万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而1995年这个数字达到2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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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象征身份的物品几乎一夜之间失去了效用。1962年，亚历克·阿丝戈尼斯——极受欢迎的迷你裙设计师——预言，由于技术发展和统一化的设计，在10年之内汽车不再是社会声望的体现。[16]这似乎是合理的推断，但它忽视了英国人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那就是虚荣和势利的混合体，在过去它被广告商所利用，而现在广告商将会用更多的聪明才智来利用这种心理。“高档”一词被附加于任何想要吹捧消费者自尊心的产品之上，它使消费者感觉到自己与普通人群有所区别。1966年福特卓越汽车广告展示这一品牌汽车载着一群人要去歌剧院。1968年凯旋先驱广告的背景是穿着条纹夹克的私立学校女孩和她的同学。而昂贵的地产广告版本显示它坐落于一个橄榄球场边线附近，两个公立学校的15岁少年正在球场上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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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奥斯汀·里德广告打出的标题是“每一个英国人心中的乡村绅士”以推销花呢夹克和骑兵斜纹装，画面中两个装模作样的乡绅在一头赫里福德牛边上摆着姿势，以庄园作为背景。1968年赫普沃思订制西装（22英镑起价）广告上的一个问句是：“在世上攀登？”一个年轻的、像模像样的精英人物穿着三件套西装，他的确像个精英，因为他身上有一个漂亮的女孩站在一辆跑车旁，他们正要开车去高尔夫俱乐部。1979年克龙比大衣被吹嘘为适合“军官和绅士”，也许穿此服装的人想象自己正从城堡出发去视察战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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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服装完全成为了身份象征。而且广告商以及媒体上此类事项的专家们还引导人们从炫耀性的表现转向阶级身份体现，“生活方式”或“格调”越来越成为一种中性的词汇。生活方式不可能与阶级身份脱离，只有天真幼稚的人才不这么想。J.沃尔特·汤普森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杰里米·布尔摩尔赋予奥克斯奥一种明确无误的中产阶级形象，从而使这一品牌摆脱了战后以来一直保持的廉价肉类制品印象。一个经久不衰的电视商业剧演示了固体浓缩汤料如何克服了“凯蒂”所面临的家务危机，“凯蒂”是一个拥有美好家庭和美味厨艺的中产阶级，生活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她操着女王式的口音，而这种口音在后来的30年里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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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中上层中产阶级的晚宴形式越来越多地被想提升身份的人们所模仿，这类晚宴的环境氛围有助于宴会达到完美效果，最终以一盒“After Eight”牌薄荷糖结束。这类广告的测试播放在约克郡获得成功，这一点令布尔摩尔感到吃惊，因为这个地区“是不可能受到这种优雅生活形式影响的”。[17]这种场合提供的精美的、常常是进口的美食很快成为日常食品。1978年的一个广告中，带有泡芙的法国布里白乳酪和卡门伯特软质乳酪问道：“为什么你要等待一个晚宴才能享受这些美食呢？”它们可以是午餐、茶点和野餐的理想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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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中产阶级从未像现在这样痴迷食品，以前的餐馆和烹饪书也从未提供过那么多种类的菜肴。一度被人不屑一顾的外国菜成为流行时尚，尤其在下层中产阶级当中。1962年的一本食谱在介绍花椰菜烹调方法时把传统的奶酪花椰菜与法国拉尼斯花椰菜做法并列。[18]70年代中期，1/8的英国餐馆专门提供外国菜肴，大多数是中国菜、印度菜和意大利菜，其中有半数餐馆提供外卖。[19]1976年中国外卖餐馆已超越“炸鱼与薯条”快餐店而成为最流行的快餐，然而，中国外卖快餐又受到了印度烤肉串店的挑战。[20]中产阶级热衷于掌握美食享乐主义的细枝末节，他们是在伊丽莎白·戴维和罗伯特·卡瑞尔这类专家的指导下学习这些知识。报纸和期刊有这类固定栏目，美食家们在栏目中建议那些不开化的人最应该去哪里吃饭。1968年伦敦的美食家告诫说，该市的第一家日本餐馆有着与西方口味完全不同的味道，值得向常年生活于大都市的人推荐。[21]装饰和环境与厨师的厨艺水平同样重要，然而更为经常的是，装饰和环境比厨师的厨艺水平更加重要。一篇美食评论称鲁伯特的食物一般，但维多利亚时代的绘画以及用餐过程中“灵巧飞舞的刀片”和类似猎狐时发出的“tally ho”喊叫令人印象深刻，从而使这里具有了上层阶级的放浪俗艳的氛围。[22]这些餐馆中特别服务和环境设置大多数都需要付费，而费用是从公司账户中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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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餐厅就餐还需要举止庄重，这一要求在《美食指南》——它初现于1951年——的评论文章中特别说明。许多中产阶级身份的就餐者，也许是绝大多数中产阶级身份的就餐者的餐费不能到公司报账，比如说专业人员以及公共部门的雇员。在1978年出版的一期《美食指南》上，一个记者讥讽地评论说：在一个极其宜人的乡村餐厅，午餐时间充斥着大量的“商人”。另一位评论者则懊恼地说，就餐被“突如其来的威尔士调的歌声”以及一群BBC雇员的涌入所打断，“他们中的某些人举止失当”。还有一些人抱怨餐厅里的管风琴音乐，[23]这类抱怨显示某些中产阶级就餐者还没有摆脱他们祖先所信奉的清教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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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饭店的入口处都有色彩鲜艳的标志，标明可以刷信用卡。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广告的不断灌输作用，中产阶级已经接受了便捷信用卡——它使“让期待不再等待”，这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哲学。持有美国运通信用卡显示了尊贵身份和可靠的信誉，这种信用卡确保持卡人在全世界的各种高档酒店受到热情接待。1966年出现的巴克莱信用卡在最初的5年里就承诺“让美好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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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形式的贷款也很容易获得，到1973年，个人债务的总数达到372亿英镑，而且数量还在上升。银行贷款达到50亿英镑，消费信贷为19亿英镑（包括租用购买信贷），抵押贷款190亿英镑，以及其他贷款105亿英镑。[24]节俭并未遭到扬弃，政府鼓励节俭。政府向中产阶级提供了贷款偿付、养老金和人寿保险的免税优待。这膨胀了私人资产的总量，1973年私人资产总量达到2520亿英镑，其中960亿英镑是房屋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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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扭曲了这些数据。1949—1969年期间，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3％的合理水平，1970—1983年期间平均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1％，其中1975年曾一度高达20％。零售价格指数从1962年的53点跳到1976年的157点。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幅度超过了通货膨胀。男性白领工人每周平均收入从1970年的25英镑上升到1976年的62英镑，同期女性白领工人的相应收入从13英镑上升到38英镑。中产阶级也享受了极大的就业保障，就如同他们在1930年代的情况相似。银行、金融和保险行业的失业人数从1971年的14.8万下降到1979年的14.5万，而同期总失业人数则从620000上升在1200000，这主要是由于制造业不断加剧的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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