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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披头士的第一张唱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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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自由放任主义的道德观念以惊人的速度横扫英国。这个过程是如此之快，几乎没有遭遇什么抵制，这使人们好奇，中产阶级对于原有道德秩序的信奉到底是悄悄地被腐蚀了，还是根本就是一种假象。也许这就是一种假象，不过中产阶级确信道德规则是有序社会的凝固剂，这就决定了他们至少在公共场合遵守传统道德。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国家的道德监控者们还在叫嚷着提出警告。1952年英格兰教会宣布人工授精等同于通奸，应该被裁定为是犯罪行为。[28]布莱克蒲市的牧师所领导的一个店主委员会对兜售给游客的不雅明信片进行审查，在克利索普斯和黑斯廷斯也有类似的机构履行相同的职责。[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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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些道德监控是疯狂之举或毫无必要的人不得不小心谨慎。1958年，沃尔芬登委员会提议双方自愿的男同性恋行为应该是合法的，自由保守主义者R.A.巴特勒表示赞同，但他认为还是要谨慎对待。他提醒下议院，“人口中有一大部分难以接受同性恋行为，改变法律会冒犯这些人的道德意识”。[30]他的观点立刻得到一位保守党人的支持，这个保守党人告诉议会，同性恋导致了罗马帝国和纳粹德国垮台，这一说法引起了大笑。[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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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抵制情绪在50年前可能会很严重，但现在一种新的情绪正在抬头。这样一种情绪在1954年就可以探察到，极端保守的首席大法官哥达德向一个陪审团建议，要作为现代人来思考问题，而不要以“一本正经的、高尚的、绝对正确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方式”来看问题。[32]雷普顿校长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福劳格·恩·费舍尔感到忧虑，一些中产阶级忽略了以往他们所承担的维持整个国家道德基调的责任。1959年他严厉斥责“知识分子”光顾在音乐厅举行的十七八世纪“下流”音乐演唱会。如果连中产阶级都容忍这种堕落，那就难怪年轻人以一种恣意妄为的方式放纵“自然”本能。[33]这是一个泰迪男孩和摇滚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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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舍尔看来，中产阶级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没能成为道德楷模而背叛原则，他说的完全对，因为他的背叛者没有保持道德忠诚。这些人是上层中产阶级成员，他们支持进步联盟及其分支机构以及其他的类似组织，包括婚姻法协会、堕胎法改革协会和性教育协会。这些人员当中充斥着左翼倾向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思想源于后维多利亚和爱德华世俗自由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一点他们与大主教保持了一致：两者都确信道德就是与性相关的事务。1959年他们获得了胜利，一项法律修订案允许文学和艺术作品可以援引合法淫秽表现来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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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修订法在实施的第二年就在企鹅出版社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起诉案中得到检验。官方对此案的起诉并不太认真，起诉人加总计算了此书所用的“他妈的”这类词汇的数量作为起诉依据，就好像原来的法律条文还在实行，单凭语言就可以判定一本书犯了淫秽罪。由九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组成的陪审团读了此书，然后又听取了一位权威作家的证词，论证此书的文学价值。伍尔维奇主教约翰·鲁滨逊公然声称，D.H.劳伦斯对于性交的处理是把它当作“进餐一样的行为”来加以真实描述。这就是基督徒对待性的方式而且从不拿性来开玩笑。辩论的结果是，没有证据显示劳伦斯违反了艺术家的边界，最终起诉没有获得成功。[34]《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发行2万册并很快被卖完，买书的人并非全是中产阶级文学鉴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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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8年里，同性恋和堕胎成为合法行为，而同时宫务大臣由于仅仅承担仪式性职责而退休，对剧院的审查形同虚设。1961年科学界发明了避孕丸，国家健康服务机构同意把它作为处方药，新道德的支持者们欢呼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的到来，人们最终从人为的羞耻压迫中解放出来。国家不再扮演道德警察的角色，旧的规则和惯例被丢弃，但是21世纪初的英国却痛苦地发现，摧毁旧的道德并未带来新道德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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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宽容社会中出现了为了影响立法而游说议员的笨驴性质的工作，这类工作主要是由一小群精力充沛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所承担，他们确信他们正在推进个人自由。在没有治安官和神职人员干涉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被信任，他们能够明智地作出判断。人们还有一种很强的信念，那就是以往强制实行的道德教条极大地增加人类痛苦。1967我遇到过一个乡村律师，他大约有70岁了，他回忆自己曾经在教堂里祷告威尔士王子成为“一个好男人”。后来他还知道了爱德华七世是一个正派的人，很高兴见证了一直在进行的道德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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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一代的中产阶级赶上了这个好时机而过上了美好日子。1965年在富有的柴郡郊区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参加果汁汽水、高尔夫和鸡尾酒晚会的性冒险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周末休闲活动。[35]表述越来越直接的出版物和数量不断激增的杂志上刊登了大量的性自白，如果这些自白都是真实的话，那么在郊区换妻活动成为了联系人们的纽带。也许这并不是真实的，真正的性革命不是极大的性放荡，而是一种新的、毫无负罪感地自由展示个人经历和隐秘欲望的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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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信念所致后果还是与此无关的后果，中产阶级大众对宽容社会感到满意，在这种社会里，不断升级的感官享受与享乐消费主义交相辉映。舞台、影院和电影的裸体接踵而至，随后而来的是小报上三页封面女郎以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性描写的小说，还有《花花公子》和它的竞争对手们，它们信奉的哲学是性纯粹就是快乐，当然对于获得解放的年轻人更是如此，正如拉金在1967年他的《高窗》一诗中十分嫉妒地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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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一对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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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猜想他在与她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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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药片或戴着避孕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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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是极乐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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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当中也有一部分人尊崇原有道德秩序，这一对孩子的天堂对他们来说就是地狱。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判决激怒了这些中产阶级，虽然有过几次断断续续地针对宽松法律的有组织的抗议，但这些抗议只不过像是匆忙建立的防波堤想要阻止已经形成的浪潮。1964年一位施罗普希尔的女教师玛丽·怀特豪斯夫人发起了一场“清洁电视”运动，全国观众和听众联合会也加入了这场运动。它最初的目标是针对休·查尔顿·格瑞尼（1960—1969年任BBC的总监），格瑞尼是一个上层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大胆而挑衅性的创新激怒了那些把瑞思看作圣徒的人们。格瑞尼取消了“儿童时间”节目（在1964年），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无礼的年轻讽刺作家（其中一个是伯纳德·莱文，他把首相亚历克·道格拉斯·豪斯爵士称为一个“笨蛋”）和丹尼斯·波特的戏剧。全国观众和听众联合会在一年之内招募了三万名成员，怀特豪斯夫人自夸说，全国有三百万沉默的支持者。在公共生活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沉默的大众，他们的看法被少数发声者所压制，而他们的数量是难以简单估算的。对于怀特豪斯夫人来说，她的沉默的支持者是那些对“罪恶感”意识丧失而失望的基督徒。当一个女学生告诉她只要两人订婚的话婚前性行为就是可以的，怀特豪斯夫人意识到了某些问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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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观众和听众联合会发展成为一个福音教徒和天主教徒联合的基督教联盟，这些教徒都惧怕宽容社会危害家庭生活。后续的一系列运动带有某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特征。怀特豪斯夫人与一位年老的天主教徒朗福德伯爵联手调查色情出版物（绝大多数是公众媒体所喜爱的），之后他们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1971年反对新淫秽出版物运动的支持者在特拉法尔广场的节日之光举行抗议，至少有两万五千人参加，2/3是25岁以下的青少年。然而，这场运动从未拥有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十字军那样的冲击力，最终弱化成为一小群人抗议某些人的戏剧、电影或电视节目的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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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议员支持者所发的邮件反映出一种延迟的但强烈的反弹，这促使保守党政府决定一条界线，1973年底内政大臣罗伯特·卡尔提出了色情表演法案。这个法案的目的是阻止色情产品的快速传播。报刊经销人手中的色情杂志和地铁里的电影广告——像《工作着的丹麦医生》这类电影的广告，阿什福德保守党成员和《每日电讯》未来主编威廉·迪兹警告说，这些都是预示着更大范围的“社会秩序崩溃”的征兆。有趣的是，这一法案打算禁止“淫秽声音”，比如电影中瑟奇·甘斯布和简·伯金性交高潮时发出叹息和愉悦的喃语，“我爱你…呣嗯（重复）”。[37]一些风趣的人好奇，是否放屁的声音会被认定为非法，不过这个法案溺死胎中，因为第二年初爱德华·希斯政府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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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道德绝对主义已经过时，中产阶级并未对此感到多大悲哀。天主教徒分裂了，新教牧师则不太赞同怀特豪斯夫人提出的“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她希望通过媒体来推广这种生活方式。许多圣公会和长老会牧师自认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很高兴可以摆脱坚守道德教条的责任，因为他们以及其他的教会人员认为这些教条是错误的和压抑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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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最初加入争取道德宽容之战的知识分子感到幻想破灭，因为他们发现文学作品为了谋利而平庸陈腐且哗众取宠。剧作家罗纳德·邓肯有一部著作在旧法律时期而被禁止，他惊愕地发现，在斯特拉特福出品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居然穿插了一段同性恋情节。许多新的剧作纯粹是无聊，就像《裸体营中的一天》，演员脱光衣服只剩下无花果叶片，其中一个女孩则完全裸体。[38]这类情节就是所谓的现场“即兴表演”，对于作者和演员来说，这类时不时来一下的“即兴表演”是有意义的，但观众并不总是能够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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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由的推进伴随着一个文化实验和变化骚动不安的时期。生活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一直提醒自己，他们居住在一个乌托邦里，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事”而无压抑和愧疚。新一代的希巴利斯青年沉醉于市场化的流行音乐和不断变化的时装潮流，青年与新颖成为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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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姿多彩的伦敦是新时代的缩影和北极星。它魅力四射，令人兴奋，而且在1965年还有一批所谓的“新贵”或“新阶级”为其添彩。“新贵”成员包括流行音乐明星、模特、摄影师、设计师、室内设计师、艺术家、发型师、电影制造商和时尚大师。他们大多在30岁以下，许多人曾经是工人阶级，比如演员特伦斯·斯坦普，虽然也有零星几个来自公立学校的人，比如斯诺顿勋爵。他们混杂在一起而形成了一个小社会，在这里工人阶级出身是一种时髦。1966年《塔特勒》杂志的日记作者“珍妮佛”说，披头士乐队出席聚会将会造成比德比勋爵更大的轰动，而她的确说对了。[39]想得深远的人会好奇，是否工人阶级的人才爆发证实了这样的理论：阶级体系的确制约了自然能力，所以它必须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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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创意的新精英把上层中产阶级和贵族们撂在了一边，他们的地位丧失遭到了粗野的嘲笑。在1961年首播的《私家侦探》及1962年冬天和1963年播出18个星期的BBC深夜讽刺节目《这就是那个星期》中，上层中产阶级和贵族们的邪恶及陈词滥调受到原公立学校学生的嘲笑。由于普罗富莫丑闻和爱德华被隔离于麦克米兰，讽刺老的上层人士变得十分容易。吉尔雷和克鲁克尚克的顽皮捣蛋精神再次流行，上层再也不能命令下层服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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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在1961年首演的约翰·奥斯本的《愤怒回顾》中，中产阶级的信念和习惯受到痛斥。阶级之间的界限妨碍了有能力的人，从而使国家在道德上和知识上陷于绝境。流行音乐没有阶级区分，在粉丝们当中无阶级区分成为时尚，粉丝们创立他们自己的部落群体。穆兹、摇滚、嬉皮士、光头党以及1970年代后期出现的朋克等纷纷涌现，各个群体都是以他们所穿的服装和所听的音乐来加以区分，但所有群体都认为把他们冠为中产阶级是一种侮辱，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中产阶级。郊区青年的自我憎恨转化成流行音乐的歌词，嘲笑郊区生活和郊区居民的沉闷空虚。[40]然而时代精神也侵入了郊区。在1970年代后期，一个模特乘坐列车从苏塞克斯的西福德到切尔西，她在那里的薇薇恩·韦斯特伍德的性商店工作，她经常穿着丝袜、吊带和“橡胶顶”乘坐列车。“一些乘客穿得更加野性，他们喜欢这样”。[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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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轻人形成他们的独特风格时——通常是短暂的，有时其内部还会有相互敌对的部落群，一种新的、更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分割出现了，那就是种族分割。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移民高潮，来自印度次大陆、远东和前西印度殖民地的移民大量涌入。新来的移民从事低收入的工作，他们主要集中于贫困的伦敦内陆郊区以及中部和北部的工业区，他们涌向那里是因为经济压力和对共同体的忠诚。他们是一直待在那里，还是会重复这个世纪早期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的老路？犹太移民刚来的时候停留在贫困地区，但当他们发达了以后，就转向伦敦北部、曼彻斯特和利兹的中产阶级郊区。1968年股票经纪人及布罗姆利前市长预测，这种移民模式将被重复。“在十年之内中产阶级非洲黑人将会移往郊区社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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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贫民窟向中产阶级郊区的流动的确发生了，但它只是一股涓涓细流，这是因为白领职业数量的增长，而大部分移民还是从事体力性的工作。1970年中西部的印度和西非移民从事专业、管理和职员工作的比例低于1/5，其比例比白人低一半。[43]移民人口中也存在社会分割，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非裔亚洲人（许多人是1970年代被乌干达驱逐的专业人员和企业家）当雇主、经理和从事专业性工作的比例是22％，而白人是19％。与此相反，来自巴基斯坦和西印度群岛的移民从事此类工作的比例只有10％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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