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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英国人越来越富裕了。20世纪50年代的消费热潮从中产阶级延展至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生活已经发生转变，他们的生活现状是20年前无法想象的。1956年一名记者访问了维冈地区，奥威尔在30年代曾经描述了这一地区的状况，他把这里看作经济衰退而导致的人类苦难的象征。而现今“这一小镇景象已经由赤脚和营养不良转变为尼龙和电视，从空荡沉闷的无所事事变为匆忙兴奋的满足”。在当地的歌舞厅里有穿着无袖连衣裙的女孩和穿着浅紫色灯芯绒外套及漂亮的连衫裤的男孩。一位在俱乐部喝酒的人评论说：“工人阶级已经走了很长的路，现在他们不用再走很多的路了。”[13]另一位记者展示了埃塞克斯郡哈洛新城的一条马路尽头的生活景象，他描述了来自东区地区的工人移民的居家生活：在三居室的房内有电视机、虎皮鹦鹉和大规模生产的中式装饰品。他们阅读《收音机时代》和《世界新闻》以及刊登着诱人商品广告的时尚杂志。访问的记者做出如下总结：郊区中产阶级世界正吸引着一大群原来的都市工人阶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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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以往一样，较富裕的工人阶级想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一些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工党成员想了解，新的物质享受是否会改变工人阶级的政治态度。而传统的中产阶级政党——保守党，则希望新富裕起来的人们将扩大他们的阵营。1959年首相麦克米伦告诉选民：有大量的人“感到从未像现在这样好过”。正如他后来解释说，保守党人“带着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来自其所有权”，赞同更大范围地向一些家庭敞开大门——可以拥有汽车以及这个国家第一次出现的某些事物，甚至向更多的人敞开大门——让上百万的人负担得起国外旅游。[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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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汽车、贷款购房和国外度假成为互补性消费和信贷革命的组成部分，而且被证明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1950年有226万辆汽车奔驰在路上，到1970年其数量上升到1150万辆。到1989年，有85％的家庭拥有洗衣机，有70％的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从表面上看，历史得以重演，所有的人都负担得起照相机和自行车——但是除了19世纪最穷的那些人，这就像两次大战期间的情况一样，所有的人都负担得起摩托车和收音机——但是除了最穷的人。这场最新发生的消费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发展速度，伴随着这种发展速度，中产阶级有能力消费奢侈品了。1971年61万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而1995年这个数字达到2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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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象征身份的物品几乎一夜之间失去了效用。1962年，亚历克·阿丝戈尼斯——极受欢迎的迷你裙设计师——预言，由于技术发展和统一化的设计，在10年之内汽车不再是社会声望的体现。[16]这似乎是合理的推断，但它忽视了英国人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那就是虚荣和势利的混合体，在过去它被广告商所利用，而现在广告商将会用更多的聪明才智来利用这种心理。“高档”一词被附加于任何想要吹捧消费者自尊心的产品之上，它使消费者感觉到自己与普通人群有所区别。1966年福特卓越汽车广告展示这一品牌汽车载着一群人要去歌剧院。1968年凯旋先驱广告的背景是穿着条纹夹克的私立学校女孩和她的同学。而昂贵的地产广告版本显示它坐落于一个橄榄球场边线附近，两个公立学校的15岁少年正在球场上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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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奥斯汀·里德广告打出的标题是“每一个英国人心中的乡村绅士”以推销花呢夹克和骑兵斜纹装，画面中两个装模作样的乡绅在一头赫里福德牛边上摆着姿势，以庄园作为背景。1968年赫普沃思订制西装（22英镑起价）广告上的一个问句是：“在世上攀登？”一个年轻的、像模像样的精英人物穿着三件套西装，他的确像个精英，因为他身上有一个漂亮的女孩站在一辆跑车旁，他们正要开车去高尔夫俱乐部。1979年克龙比大衣被吹嘘为适合“军官和绅士”，也许穿此服装的人想象自己正从城堡出发去视察战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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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服装完全成为了身份象征。而且广告商以及媒体上此类事项的专家们还引导人们从炫耀性的表现转向阶级身份体现，“生活方式”或“格调”越来越成为一种中性的词汇。生活方式不可能与阶级身份脱离，只有天真幼稚的人才不这么想。J.沃尔特·汤普森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杰里米·布尔摩尔赋予奥克斯奥一种明确无误的中产阶级形象，从而使这一品牌摆脱了战后以来一直保持的廉价肉类制品印象。一个经久不衰的电视商业剧演示了固体浓缩汤料如何克服了“凯蒂”所面临的家务危机，“凯蒂”是一个拥有美好家庭和美味厨艺的中产阶级，生活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她操着女王式的口音，而这种口音在后来的30年里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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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中上层中产阶级的晚宴形式越来越多地被想提升身份的人们所模仿，这类晚宴的环境氛围有助于宴会达到完美效果，最终以一盒“After Eight”牌薄荷糖结束。这类广告的测试播放在约克郡获得成功，这一点令布尔摩尔感到吃惊，因为这个地区“是不可能受到这种优雅生活形式影响的”。[17]这种场合提供的精美的、常常是进口的美食很快成为日常食品。1978年的一个广告中，带有泡芙的法国布里白乳酪和卡门伯特软质乳酪问道：“为什么你要等待一个晚宴才能享受这些美食呢？”它们可以是午餐、茶点和野餐的理想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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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中产阶级从未像现在这样痴迷食品，以前的餐馆和烹饪书也从未提供过那么多种类的菜肴。一度被人不屑一顾的外国菜成为流行时尚，尤其在下层中产阶级当中。1962年的一本食谱在介绍花椰菜烹调方法时把传统的奶酪花椰菜与法国拉尼斯花椰菜做法并列。[18]70年代中期，1/8的英国餐馆专门提供外国菜肴，大多数是中国菜、印度菜和意大利菜，其中有半数餐馆提供外卖。[19]1976年中国外卖餐馆已超越“炸鱼与薯条”快餐店而成为最流行的快餐，然而，中国外卖快餐又受到了印度烤肉串店的挑战。[20]中产阶级热衷于掌握美食享乐主义的细枝末节，他们是在伊丽莎白·戴维和罗伯特·卡瑞尔这类专家的指导下学习这些知识。报纸和期刊有这类固定栏目，美食家们在栏目中建议那些不开化的人最应该去哪里吃饭。1968年伦敦的美食家告诫说，该市的第一家日本餐馆有着与西方口味完全不同的味道，值得向常年生活于大都市的人推荐。[21]装饰和环境与厨师的厨艺水平同样重要，然而更为经常的是，装饰和环境比厨师的厨艺水平更加重要。一篇美食评论称鲁伯特的食物一般，但维多利亚时代的绘画以及用餐过程中“灵巧飞舞的刀片”和类似猎狐时发出的“tally ho”喊叫令人印象深刻，从而使这里具有了上层阶级的放浪俗艳的氛围。[22]这些餐馆中特别服务和环境设置大多数都需要付费，而费用是从公司账户中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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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餐厅就餐还需要举止庄重，这一要求在《美食指南》——它初现于1951年——的评论文章中特别说明。许多中产阶级身份的就餐者，也许是绝大多数中产阶级身份的就餐者的餐费不能到公司报账，比如说专业人员以及公共部门的雇员。在1978年出版的一期《美食指南》上，一个记者讥讽地评论说：在一个极其宜人的乡村餐厅，午餐时间充斥着大量的“商人”。另一位评论者则懊恼地说，就餐被“突如其来的威尔士调的歌声”以及一群BBC雇员的涌入所打断，“他们中的某些人举止失当”。还有一些人抱怨餐厅里的管风琴音乐，[23]这类抱怨显示某些中产阶级就餐者还没有摆脱他们祖先所信奉的清教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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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饭店的入口处都有色彩鲜艳的标志，标明可以刷信用卡。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广告的不断灌输作用，中产阶级已经接受了便捷信用卡——它使“让期待不再等待”，这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哲学。持有美国运通信用卡显示了尊贵身份和可靠的信誉，这种信用卡确保持卡人在全世界的各种高档酒店受到热情接待。1966年出现的巴克莱信用卡在最初的5年里就承诺“让美好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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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形式的贷款也很容易获得，到1973年，个人债务的总数达到372亿英镑，而且数量还在上升。银行贷款达到50亿英镑，消费信贷为19亿英镑（包括租用购买信贷），抵押贷款190亿英镑，以及其他贷款105亿英镑。[24]节俭并未遭到扬弃，政府鼓励节俭。政府向中产阶级提供了贷款偿付、养老金和人寿保险的免税优待。这膨胀了私人资产的总量，1973年私人资产总量达到2520亿英镑，其中960亿英镑是房屋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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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扭曲了这些数据。1949—1969年期间，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3％的合理水平，1970—1983年期间平均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1％，其中1975年曾一度高达20％。零售价格指数从1962年的53点跳到1976年的157点。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幅度超过了通货膨胀。男性白领工人每周平均收入从1970年的25英镑上升到1976年的62英镑，同期女性白领工人的相应收入从13英镑上升到38英镑。中产阶级也享受了极大的就业保障，就如同他们在1930年代的情况相似。银行、金融和保险行业的失业人数从1971年的14.8万下降到1979年的14.5万，而同期总失业人数则从620000上升在1200000，这主要是由于制造业不断加剧的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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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不仅平安度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波动，而且其数量还在不断增长。英国社会人口构成的改变在战前就已经开始，1931—1939年期间，专业领域和商业领域的就业者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雇员数量所占人口比例从7％上升至11％。[25]战后中产阶级职业的数量规模以极快的速度继续扩张。1978年劳动力总数为2200万，其中1/3是妇女。超过600万的劳动力就业于专业领域和商业服务业（360万），社会服务业——包括医疗（100万）、教育（100万），保险、银行和企业服务（100万）以及公务员（48.2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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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0年里增长最为惊人的是金融、法律、医学、教育等专业和科学服务行业，这几个行业几乎增加了100万个工作岗位。制造业的劳动力数量则从1968年的800万减少到1976年710万，而且在20世纪的其余年代里继续减少。越来越多的男人和女人在办公桌和电脑屏幕前工作，而越来越少的人在操作台或装配线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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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以来，从未有过如此之大的就业类型的变化。有四个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化：金融行业的增长，精密科学技术延伸到工作领域，科学研究的需求，以及国家层面和地方性的科层体系的扩张。新增法律和国家管控扩展到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这就需要大量的行政管理人员。1935年大约需要2.3万名官员处理失业补偿金事务，而1978年需要42.9万名官员维持教育系统的行政管理运作。建立这一庞大的司法系统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和增加就业机会，从就业角度来说，中产阶级是这一过程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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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工业革命初期所发生的情况，工作岗位受到技术进步的威胁。像商店的蓝领工人一样，白领工人也会被机器取代。1979年巴克莱银行的报告声称100台点钞机可以取代80名职员的工作。[27]出纳和银行职员不能再以这类工作来谋生，但他们像他们前辈一样认为，中产阶级应该理所当然地具有职业保障，在新的商业世界中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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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技术和管理创新大部分从美国引进，这进一步提醒人们，英国现在是一个在国际视野中逐步衰退的国家。在1945—1970年期间，英国不再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曾经激发自豪感和道义责任感的大英帝国，现在则带着流血的伤口而被瓦解。1956年的苏伊士溃败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英国只是美国的一个小兄弟，而且一直都是如此。菲利普·拉金是少数几个有此疑虑的人。1969年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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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我们将把士兵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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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缺乏资金，这样做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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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中产阶级游刃于商业生活之中，享受着新的生活方式，没有过度关注帝国责任和荣耀的丧失，有时干脆丢弃这种责任和荣耀。消失的帝国成为电影院和新的周日报纸增刊中丰富多彩的怀旧片断。《阿拉伯的劳伦斯》（1962）、《祖鲁》（1963）和《喀土穆》（1966）吸引了电影观众，随后是电视观众。1972年BBC制作了一部耗资巨大的纪录片，以一种虚张声势的架势演示大英帝国的历史，另外还有一部每周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军团》，回顾了19世纪的帝国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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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金在其早期的一首诗歌《神奇年代》中以一种悲切心情思虑国民生活的另一种深刻变化，他称之为“宽容社会”的诞生和婴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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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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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六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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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有点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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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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