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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欣然接受这种自由，两次大战之间汽车销量猛增，1945年之后，工人阶级中较为富裕的部分也开车行驶上了中产阶级的道路。1950年在路上行驶的私人轿车有250万辆，到1970年这个数字翻了四倍多。绝大多数汽车都比较便宜。20世纪30年代一辆两座奥斯汀8价值125英镑，相当于30年后的400英镑。二手车只用一半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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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大众化创造了一个弗兰肯斯坦怪物，它威胁到它的创造者，在20世纪20年代，当汽车和它的拥有者剥夺了英国乡村的平静和隔绝——这是乡村的魅力之所在，它的潜在恶果就已明确。新干线道路导致了沿途的开发：连片的难看的房子、加油站、巨大的广告牌以及为汽车驾驶者、摩托车驾驶者和大游览车乘客而建的花哨的路边住屋。斯劳象征着恐怖的汽车新景象，就如约翰·贝杰曼所痛斥的那样。1926年建立的保护乡村英格兰理事会企图阻止事态的恶化。它的早期明信片显示圣乔治用长矛插向一条巨龙，上面的标语是“香烟、汽油、茶、肥皂和药丸”，这张图片以车库作为背景（标示在所有的路边广告牌上）。[4]中产阶级的神经由于激增的工人阶级游客而受到刺激，对于这些工人阶级游客，乡村就是没有人行道的小镇，他们带来了上了发条的留声机，演奏爵士乐、跳舞、丢弃垃圾。反对噪音和垃圾的运动开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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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拯救乡村成为中产阶级主要的关注点，而且这个关注点在这个世纪的余下时间里一直保持着。战争结束之初，环保主义者把他们的信念置于国家和地方规划机构的框架内，但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需求与美学价值的平衡纠结之中。此外，让环保主义者十分愤怒的是，中央政府用它的权力驳回地方的要求，即使这些要求有最激情和切实的理由。60年代中期一场尚未完成的消耗战正在来临，中产阶级加入反对派阵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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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分子取得了一个胜利（1970年阻止了拆毁一部分伊丽莎白时代防御工事的方案）之后，他们声称他们代表了“真正的人民的呼声”。这个呼声是以中产阶级的腔调来表达，它的主要反对者是地方历史协会和贸易商会。[5]1971年《生态学家》的一篇分析文章显示，新环保杂志读者59％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教师和科学家占有很高比例），1/3是大学生和中小学生。远超过半数的人读《时代》、《每日电讯》和《卫报》，2％的人读《金融时报》。[6]读者人群缺少来自商业背景的人，这一认知是有益的，但并不令人吃惊。在《生态学家》较早的一期中，一位读者声称：“产业的存在是有赖于利用环境而创造利润。”[7]这一断言在绿色运动中被广泛加以接受，那些生活于商业世界之外的中产阶级运动同情者也接受这一判断。2004年9月在苏格兰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地方当局以及环保和社区团体对于更高层机构通常基于经济考虑而作出规划决定，偏向于进行抗辩申诉。这些抗辩申诉的对象是一批行业利益集团，包括英国石油公司、国家农民联盟、养鱼业、机场当局以及苏格兰商会等。[8]环境的未来变化分裂了中产阶级，表面上来看，是浪漫主义者、自然爱好者和唯美主义者对抗市侩的掘金者，尽管也有一部分土地所有者和农民在保护他们自己产业中的野生动物，也有一些公司为都市再生计划提供资金。有些公司想让中产阶级相信他们也赞同环保。20世纪30年代后期，壳牌公司曾资助过环保卓越的县出版手册（由约翰·贝杰曼和约翰·皮普主编）和学校野生动物图册。1970年高速气体公司在一个广告中宣称：“我们相当喜爱乡村”，广告上的画面是乡村景色中的挤奶女工，它告诉每一个人，天然气管道“不会破坏这一景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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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和机场也是如此，他们制造了噪声和污染，由此激发了中产阶级的抵制情绪。交通行业的政治游说把自己看作经济运行的命脉，1972年乔·班福德宣布：“我们想要的是五十吨的重型卡车”，班福德是农机公司和土方公司的主席，他认为，取代“更大、更好和更快的卡车”就是对其行业的欧洲竞争者的让步。[10]环保主义者则通过“证明这些怪兽破坏了小镇、村庄和不稳定的古建筑”而加以反对，1977年人们担心他们会把约克墙推倒。[11]中产阶级还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反对铁路扩张建设的运动，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铁路扩张在城镇中导致了大面积的财产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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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当中极有影响力而能发出声音的那一部分不再认同他们先辈所信仰的进步理念，他们希望约束进步的速度。经济优势不再是一个不惜代价而追求的目标。右派分子不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束缚企业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作机会减少（一个有力的证据是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上升）和经济停滞。在左派阵营中，出身公立学校阶级背景的工党政治家和斗士在1971年声称，环保主义分子是一个富裕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小集团，他们干扰国家的经济增长而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12]中产阶级环保风潮的后续历史变成了一场与商业利益集团和政府机构——它的职责是创造工作岗位和为公众提供畅通的公路和航运交通——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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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面临着一个困境：他们是否应该让进步继续，尽管会有可预期的可怕后果？或者他们应该要求进步停止，即使这将阻碍生活水平提高？个人行动在这两个极端选择中提供了一个替选方案。1970年刚刚成立的“地球之友”在吉百利·史威士公司总部抛砸一次性玻璃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别让他们的史威士…在英国”。在20年里，玻璃以及其他许多物品的回收成为一种时尚，这也获得地方政府和国家的鼓励。绿色运动还发动了针对企业界的舆论宣传战役（例如1972年向力拓锌业公司提出在斯诺多尼亚开采铜矿），以及用身体阻挠道路施工和新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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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秋在林肯郡的富尔贝克，抗议者拼命阻止核工业公司把核废料掩埋在他们的家园附近，《时代》把这些抗议者称呼为“来自中部英格兰的中产阶级和中年流氓”。激进的好斗分子包括一个农民乡绅、一个壁球场制造商、一个当地牧师和女邮政局长。参与者涵盖了所有的党派人士，包括当地保守党副主席。核工业公司想换一个地方掩埋，但由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在几个月之前刚发生，他们发现掩埋企图再次受到中产阶级活跃分子的阻挠。抗议者组织大规模的通宵警戒和人墙封锁，有些抗议者还把自己绑在机械设备上。在贝德福德郡的爱尔斯多，一位退休的警备督察长把当地中产阶级动员起来，他们举行会议，刊登新闻，组织一批杰出的科学家驳斥核工业公司的攻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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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业公司对一些知道姓名的示威者发出法律强制令，有些示威者被警察拘留，有些被捕。其中一位示威者宣称：“我没有触犯法律，如果我再投保守党的票，我就去死。”当富尔贝克教区长看到法庭撤销“和平示威”，他感到非常震惊。[14]撒切尔夫人当时还是那里的一个小女孩，她让自己远离这些中产阶级对抗资本主义的行动，《时代》极其自负地把这些行动称为“把地方利益置于国家政策之上”。他们都是核废料处置的既得利益者。之后，托尼·布莱尔着重强调他赞同转基因作物试验，因为这涉及国家的重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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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镇和乡村守护者的中产阶级并没有被这些言辞所感动，他们问道：什么是国家？它难道就是商业利益，或者只是一个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抽象概念？1996年上千人采取行动，保护考古遗址、两个古战场、一些独特的风景区、獾和稀有蜗牛的栖息地，这些都会被一条纽伯里的支线道路所毁坏，通过保护这些事物，他们维护了过去、保存了现在。对于采用特殊策略的“环保斗士”——他们栖息于树木上或在地下挖洞，许多中产阶级表现出同情。住在附近的校长对其他人的回应是：“到底谁拥有这个国家？”一个监守现场的警察评论说：“我感到内疚，我们这一代人让这些事情发生。”[15]环境成为道德问题，环境的保护者是在维护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质上是浪漫的英国，这个国家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是嵌入乡村之中的。就像两百年前的福音教派一样，环保运动在精神层面吸引着中产阶级。拯救地球提供了做好事的机会，可以把社会上的其他人从愚蠢和罪恶中挽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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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反对态度已被普遍接受，但是一旦示威者的后院起火，中产阶级对于环境威胁的反抗就常常被诬陷为自私自利。对于环保团体提出的观点是否是客观无误的也有一些指责，这些团体提出什么是好的科学，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难看的，什么是不难看的。战后沿着海岸线形成了长长的拖车商队驻地，而这成为拖车商队所有者的快乐之源（1960年大约有450万辆拖车），他们难以理解为什么从美学角度来考虑这些拖车要被限制。有关这些事务的争论是在BBC和商业电视上的争论的延伸：社会上的一小部分人是否可以垄断品味和智慧并把它们强加于其他的所有人？而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那些声称他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人正在阻挠其他人获得工作、房屋和娱乐。如何做才能达到利益的平衡，使一个入海口既可以让上千只鸟在冬季聚集于此，同时又可以满足一个机场的需要，让数以千计的工人阶级家庭在夏季搭乘飞机去西班牙海岸便易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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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乡村未来问题的争论，以及那里应该种植什么和应该担心哪些问题，就像踢到了一块铁板。基于道德或实用原则谴责童工现象或者开通下水管道是比较简单的事，但是要告知拖车所有者他违反了美学原则简直是难上加难。当主妇们叫嚷着要便宜食物时，想要说服农民密集种植会毁坏脆弱的生态系统，也同样困难。这些批评指责认为乡村已经达到了某种阶段，它已经不能承受进一步的演进，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乡村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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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者提出卓越的审美标准，他们在人们的耳边唠唠叨叨，想让所有人都认同他们的审美标准。1962年在萨福克的拉文纳姆，村民把这些人描述为“时髦而装模作样的一群人”，他们反对房屋过度密集，反对在当地建立一个新工厂。这里有迷人的中世纪和都铎时代的民居，吸引中产阶级来此居住，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退休。村里的一个小伙子抱怨说：“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有90岁，都需要猎场”，小伙子感到十分愤怒的是，他们还抱怨当地酒吧里的点唱机[16]，因为这不符合上层中产阶级所期望的乡村酒吧的切斯特顿氛围。由于规划中的工厂可以为当地人提供35个工作岗位，而当时由于农业机械化而排挤出大量剩余劳力，拉文纳姆的未来发展路径导致了阶级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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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紧张的另一个常见原因是中产阶级保护其家园环境的愿望，这一愿望是可以理解的。1972年在邓巴顿的杜拉托有55户家庭联合起来阻止了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有一个住户声称这个“平庸房地产”开发项目将会终结他们“田园牧歌式的远离尘世的生活”。这些示威者都是“高级专业人员”，包括大学讲师、银行管理人员和汽车销售人员。这样的抗议活动让开发商和地方当局困惑而愤怒。1981年在达拉姆的兰利公园，一群中产阶级占领了维护良好的维多利亚式村舍的台阶，抵制对这一建筑的拆迁计划，一位工党议员评论说：“在你和我之间，相近得可以敲一下门就能换妻！”为什么这些业主宁愿居住在以往的工人房屋中，还要维持这些房屋，而不愿意居住于现代化的房中，这个议员的确难以理解。[17] 同样地，科茨沃尔德村的当地工人阶级也不明白，为什么拥有中产阶级收入的人愿意花高价购买腐朽败坏而没有什么设施的村舍。而工人阶级用挣到的钱购买设备统一的现代化房屋也刺激了中产阶级的审美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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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马牌自行车的骑手们经常发生碰撞，21世纪之初美学爱好者与绿党在风力发电场问题上针锋相对，前者认为风力发电场极其丑陋，而后者认为风力发电场可以防止全球变暖。观鸟爱好者与刺猬爱好者在是否要清除赫布里底群岛的刺猬发生争执，在那里刺猬会吃稀有涉禽的蛋。中产阶级当中的一些势利者也加入其中，在2000年，“帮助阻止全球变暖的特大交通工具”，成为清除汉普斯特德四轮驱动车运动的一个口号，一个所谓的示威者声称：“这种轿车破坏了汉普斯特德独特的、自由的、敏感的智慧面孔”，这个示威者充分意识到，这种轿车的拥有者是“城市神童”，他们的习俗（和财富）让左翼的中产阶级感到不快。[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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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环境问题的同时，到乡村寻求娱乐休闲的人数迅速增长。到20世纪末，有超过五百万的垂钓者、观鸟者和徒步旅行者，这些人受到杂志和电视节目的慷慨资助，聚焦于环境污染危险和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威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原来的有关鸟类、蝴蝶和野花灭绝的传说得到了科学调查的证实。中产阶级的报刊定期公布濒危物种名单，这些物种常常被描述为集约农业的受害者，这种农业由于实施大规模铲除灌木篱墙而受到指责，1970年乡村英格兰保护委员会和英国鸟类学信托基金会声称，每年有10000—14000英里的灌木篱墙被摧毁。农业部计算的数字只有1000英里，全国农民联合会毫不令人吃惊地赞同这个数字。[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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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主要是由中产阶级所构成的一个群体，在丰富食品需要与生态学家要求保护景观与野生动物的压力两者之间，他们左右为难。市场需要在养鸡房中饲养的鸡下更多的蛋，但环保主义者认为这种饲养方式太残忍。此外，在一个经济不稳定的环境中，农业由于国家和欧盟的补贴才得以生存，即使在撒切尔式自由市场革命期间这种体制也一直保持着，尽管农民也意识到了中产阶级对于有机食品和“自由放任种植”食品的潜在市场需要，这类食品既可以满足购买者的良心又可以消除他们对于“不健康”食物的担忧。“自然的”就是健康的，而采用各种“科学的”干预方式产生出来的食品则令人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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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居住于乡村的人的视角来看，乡村被强制地服从于那些无情的、占人口多数的都市人的标准，他们把乡村当作是威洛的温德河畔与托尔金笔下的哈比人的梦境家园之间的一个入口。20世纪90年代，一个虚构人物涅尔夫人体现了城市干预的精神，涅尔夫人是一个来自阿彻郊区的爱管闲事的中产阶级，她带着帮扶计划条例，致力于保护安布里奇和它周围的环境。有一次，她象征性地发动了一场抗争，反对格伦迪竖立起来的一个临时性的、丑陋的谷仓，格伦迪是一个总是有办法从土地中谋利的人。1997年爆发了一场乡村抗议运动，反对涅尔夫人和她所代表的乡村联盟。它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级运动，接近半数的参与者是上层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阶级，3/5投票支持保守党。[20]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农业周讯》的读者，还有同样多或者更多的《乡村生活》的读者，这本杂志的目标群体是在他们的周末乡村别墅里追求适宜仿古装饰的中产阶级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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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联盟所关注的是便宜的乡村房屋、邮局、商店和交通设施，这种关注被野外运动场所，尤其是猎狐场等问题所掩盖。1998年和2002年在伦敦爆发了大规模示威反对带狗狩猎禁令，这一禁令最终在2004年底得到通过。这是一场情绪失控的争论，混杂着阶级战争的言语和想象，乡村联盟的说法带有一定程度的公正：它的敌人是出于对攻击者的憎恨而进行反击，并不是为追求目标而驱动。议会的溃败促使激进分子宣称要引发一场内乱。狩猎禁令争论之前曾经有一场小摩擦，乡村联盟的支持者冲击下议院审议程序，而外面的示威者帮助警察维持秩序。以往针对过于暴力的示威者的禁忌边界在新的、中产阶级的狂怒情绪下完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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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环保主义者一样，和平主义者也确信他们是全球拯救的先知。他们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对于核裁军运动（CND）成员的一个统计显示，其成员83％是从事非体力工作的人。[21]10年后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90％和3/4的成员具有专业资格或学历。20世纪80年代CND成员人数还在上升（1985年总数达到85000），随后的加入者主要是英国人，有1/3居住在东南部。几乎所有成员都受雇于公共部门，2/3投票支持工党。[22]简而言之，CND是左倾教师和社会工作者的家园，他们对政治有极大兴趣，并且尽可能地积极支持绿色和平运动和地球之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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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少数几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拒服兵役者组织，以及20世纪30年代136000人签署的和平宣言，人们没有进行相关的社会分析。这两个组织都具有很强的基督教元素，贵格教派和非英国国教新教教徒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成为其中的领导力量，这些人确信，像他们一样的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他们都认为战争是极其不道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如此可怕，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它发生，但对此类观点，媒体极少给予支持。1935年的和平投票，虽然获得了几个市长、建筑师、医生和上流社会人士的支持，但《时代》、《每日电讯》和《早报》只有很小篇幅的报道，而《每日邮报》则完全忽视它。[23]欧洲发生的一些事件压制了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运动，最终导致它的瓦解。纳粹和法西斯的入侵以及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迫使左翼和平主义者重新思考他们信奉的甘地非暴力主义，以及战胜残酷势力的可能性，这股势力想要创造一个所谓正确而个人毫无价值的世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操纵英国的和平主义，到1939年和平主义者内部分裂，一部分人转向右倾，另一部分人则因德国扩张而感到愧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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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D建立于1958年，它吸引了战前和平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就其目标和方法来说，它可以算是最后的维多利亚道德十字军。一方面它类似于反谷物法联盟，相信可以通过公共辩论、演讲和编制宣传小册子来达到目的；另一方面类似于反奴隶制运动，认为一旦英国在道德上先行一步，世界的其他部分就会追随其后。通过拒绝核武器库，英国将恢复其传统道德的权威地位，并逐步把世界从自我毁灭中拉回来。像获得中产阶级支持的环保运动一样，CND也存在着很强的反美主义倾向，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当中。1984年8万名CND的支持者聚集伦敦，抗议里根总统访英。两年后，当美国导弹第一次安置在莫尔斯沃思时，同样数量的示威者集中在那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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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D制造了新闻头条，但没有改变中产阶级大众的观念，像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一样，他们把核栽军看作在一个已经岌岌可危的世界增加了一个风险。媒体再次对此不予支持。工党玩弄了一阵单边裁减核武的把戏，他们只是增加了一些选举障碍。冷战后国际关系局势缓和，和平运动基本上对政治生活产生不了影响，虽然英美入侵伊拉克又重新激发了这一运动，示威者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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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环保主义一样，CND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它反映了中产阶级的一种担忧，担忧这个世界就要失去控制。前面的道路就像是一个充满食人魔的空间：全球资本主义、消费支出、气候体系的瓦解、毫无特色且干旱的乡村、被科学污染了的食物，以及由于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瘟疫，甚至世界末日。1952年的新喜剧《鹰》的第一场“丹·戴尔：未来的引导”包含了对未来的乐观主义，它预示会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在这里全球联邦政府保障了“个人自由和平等”，而全球联邦政府则由一个廉洁的联合国警察部队所护卫。人类的智慧和科学专注于消除“贫困和丑恶”。[24]这个乌托邦永远也不会到来，在接下来的50年里，《鹰》的读者先后受到人为危害的可怕警示攻击，作为人类老朋友的科学和技术成为新的敌人，理性——曾经的可靠盟友，不再可靠。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中产阶级不再担心未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阻止或转移前进的方向。许多人退回浪漫的田园之中，这表现在70年代劳拉·艾希礼的面料和服装上（让人想起凯特·格林威），以及杰姆斯·赫里奥特小说里描述的战前约克郡的一个兽医所经历的简单世界，它后来被拍成了一部很受欢迎的电视系列剧。自此以后，中产阶级通过吃有机种植和人工饲养的食物，努力地想重返以往乡村的健康生活（顺便也促进了他们自身的健康），虽然这些食物比“工业化”食品更昂贵，但明确的良心值得这个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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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yrne，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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