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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之后，这样一种公立学校和牛津剑桥名校毕业生的男性刻板形象逐渐衰亡。在两次大战间隔时间，他所代表的社会等级及天然权威的系统和认定遭到怀疑。他盛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新的一代人嘲笑他那僵硬的上唇。社会的不和谐之声越来越多，公立学校和牛津剑桥的毕业生受到指责，因为他们持续了社会分裂，并把中产阶级当中少部分人的价值观强加于整个社会。他们固守于陈旧的思想，尤其是他们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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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学校也遭到同样的攻击，它们几乎被这些意识形态的攻击所压倒，尽管根据1944年教育法它们已经对所有有能力的孩子开放。教育法通过两年之后，曼彻斯特文法学校高级专家艾瑞克·杰姆斯博士，为他们这类学校进行辩护，声称这些学校对国家是极其有用的，它们通过严格的训练培养了杰出的人才。一个受过培训的、想要保持国立小学“一致性”的大学校长声称，培养少数优选人才的论调与这个“普通人”的时代格格不入。年龄稍大点的小学生需要吸收社会意识、社会知识和社会服务而不是锻炼他们的智力。[6]很少有人再提什么领导能力，尽管武装军队还是首选公立学校和文法学校的毕业生作为为国家服务的军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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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是应该服务于创造一个精英社会还是创造一个平等社会，这场争论陷于暴躁的争吵而不可能达到什么结果。一方面，中产阶级有一种传统观念，把自由教育看作开放思想和促进有才华的穷人上升流动的机制，从而使他们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这样的社会才能繁荣昌盛，因为有能力的人获得了奖赏。另一方面，一种新出现的、基本上是政治性的教育概念，把教育看成一种冲击夯，它可以冲破社会障碍，为完全平等之路清除阻碍，左派人士认为这是对于战时牺牲的回报。这是中产阶级工党政治家——比如雪莉·威廉姆斯（1967年—1969年任教育部长）——和工会领袖们所倡导的理念。用综合性学校取代文法学校的政策开始实施，保守党也默许了这种做法。到1996年86％的中学生都上了综合性学校。精英人才选拔被指控为维护社会隔离，因为中产阶级的孩子比工人阶级的孩子更多地通过升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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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教育最终目的的分歧争吵进行的同时，有关教育内容的性质的争论又重新开始。教育的存在以及花费公共经费只是为其本身利益，还是应该为实用性和经济需要来量身定制？渗透于牛津的纽曼精神在这个世纪极为盛行，但葛擂硬的后人则对此提出批评，他们考虑的是金钱的价值。1934年一位牛津大学的学生注意到，极少有导师了解商界事务，也没有向学生提供这方面的指导，而职业培训则完全不予考虑，因为牛津的存在是为了培养杰出人才，培养他们“获得和使用知识的卓越能力而不是使用平庸的技术设备”。这一取向得到了企业界的赞赏，他们把牛津和剑桥看成优异品质人才的储备库而不是专业领域专家库。[8]然而，二战结束后不久，人们对于英国企业效率的担忧，导致了态度的极大改变。1951年国家煤炭局说服利兹大学为学生开设管理学课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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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同的现象不断发生，在随后的50年里，基本上实用性的课程加倍增长。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各个大学都面临财政压力，它们被迫提供越来越多的令商业赞助者满意的课程，而学生们则把职业学位看成是获得未来工作岗位的签证。“市场取向”和“需要引导”的课程完全忽视纽曼的大学理念，它在政府规划事务中毫无地位。左派对于这些有着某种特权味道的机构一直持保留态度，而右派和左派都对那些晦涩难懂的课程不屑一顾。“出于装饰的考虑，我不介意有几个中世纪问题研究者，但是国家没有理由为他们埋单”，2003年教育部长查尔斯·克拉克宣布。克拉克毕业于低级公立学校和剑桥大学，他读的是数学和经济学，他的思维模式充满了葛擂硬的老式传统市侩主义。他的言论代表了工党和保守党内部许多成员的心声，他们认为教育就是为严肃的企业工业做准备，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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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没有那么教条。他们还是把文凭看成是检验知识水平和推理能力的一种手段，而经典和历史课程学习则被认为有助于提升综合素质——在2003年牛津招聘会上至少有一家全球性的大银行对此表示重视。[10]现代雇主偶尔会对较低文化水平的应聘者表达不满，认为中学毕业生的文字和算术水平很糟。已很明显的文字和算术水平的下降，是导致中产阶级忧虑的部分原因，在过去的50年里，中产阶级有时对此感到愤怒。1951年柯林·布罗根引用军队食堂中聚餐和宴会用语，以证实工人阶级的文字水平下降。英国军队士兵是新式教育理论的受害者，这种教育理论放弃了强制学习理念，让孩子们只是在想读书的时候才读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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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中的进步派对此表示认可，1969年伦敦当地小学管理机构开展了一项调查，把汉普斯特德小学描述为“无结构的”且“无竞争的”，因而也是适应于当地条件的。[12]在汉普斯特德受欢迎的教育方式却让其他的中产阶级感到害怕，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只有在教师的压力下才装模作样地表现，当然在家里装模作样地表现会更加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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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众多的中产阶级成员来说，教育会决定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状态。20世纪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即使不比19世纪更强，也应该差不多。子女的成就是中产阶级父母的骄傲，是他们自我满足的持续源泉。至20世纪末，中产阶级家庭在圣诞节很风行的一件事，就是寄出一封通函，它记录了家庭成员在过去一年里的各种活动。在这些扬扬自得的、波特雷斯奎式的陈述中重点突出的内容是，子女的学位获得、考试通过、音乐等级提升、学校戏剧表演中的演出、慈善活动比赛、运动场上的获胜、登山以及访问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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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对子女的期望与遵循因材施教理论的教师相左，因材施教允许孩子根据自己的进度、确定自己的水平来提高他们的程度，往往给予最少的监督和校正。中产阶级父母所说的“好”学校，指的是这些学校能让孩子在有秩序的环境里愉快地学习，这些学校有现代化的设备，有相互竞争的氛围，最聪明的孩子能冲在最前面。在某种程度上，文法学校具有这些特点，能让中产阶级父母满意。通过开学考试就可以确保有能力和勤奋的男孩与女孩获得学校证书，这之后还能通过普通和高级水平考试，而这是确保未来教育或白领就业所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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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国立学校都纪律严明，在许多学校，学生被诱导使用“国王式的英语”。1938年一位杰出的演讲治疗师要求所有的教师在课堂上都使用“正确的”英语，消除方言（在这不要有任何的威尔特郡口音）和美式英语——它源于美国生产的电影，比如“Okay”。这位专家还总结说，在就业面试时，再多的学历文凭也无法抵消浓重口音的影响，他说得很对。[13]1944年一位作家在谈到这一话题时，对于没有进行毕业离校英语口语测试而深感遗憾，他还认为，“文法学校的英语”不适应新的现代中学。[14]一个人的说话方式还体现了这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与背景，这也就是为什么下层中产阶级父母要把年幼的孩子送去上私人开办的演讲课程的原因，这些课程通常是由原来的演员讲授。1946年的一篇文章针对这些课程向父母们提出建议，它还提到有些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学的是“高于他们身份”语言。[15]这种担心虽然有些过分，但在这个时期女王式发音在舞台上是通行的，因此，这样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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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通过了开学考试的学生申请新学校面试时，好的听力和清晰的发音无疑对他们有所帮助。总体上，考试有利于中产阶级，他们可以付额外的学费，可以奖励自己的孩子，奖品通常是新的自行车，他们也负担得起校服、书包、词典、成套的几何文具和游戏包，这些都是文法学校学生所需要的。带着这些装备出现在新的学校里，学生们发现他们所存在的世界仿制了公立学校的模式。教学是非常正式的，需要死记硬背，学生按能力分班。1947年议会秘书向教育部长解释这种教育模式的目的是产生“具有业余爱好特点的专家”（即不自作聪明的人），学生们沐浴于“精神的阳光”和艺术之中。[16]文法学校的体制和等级制度仿制了公立学校。有宿舍、级长（有时戴着装饰穗子的帽子）、制服、越野赛跑和团队游戏。新入校的男生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羞辱，会被起善意的或恶意的绰号，软弱的老师会被捉弄，不良分子会受到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体罚和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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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和智力决定了能否通过升学考试。文法学校随机分布于全国，升学考试通过的人越多的地区，文法学校越多。196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文法学校特别集中于伦敦、米德尔塞克斯和威尔士，这几个地区升学考试的通过率在26％—40％。沃拉西的通过率是32％，而伯特昂特伦特的通过率只有13％。[17]文法学校的不平衡分布使R.A.巴特勒的梦想无法实现，他的梦想是最终消除迪斯雷利的“两个国家”，正如他们一直批评的，升学通过率的平衡会更激励中产阶级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抱负。[18]进入文法学校的人数从1947年的49.21万上升到1958年的59.9万，上新式现代中学的人数从75.8万上升到140万，数量的上升部分反映了战后不久的生育高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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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着这些平衡，但机会均等的原则还是打破了公立学校毕业生在专业性职业、高级公务员、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别军人中几乎垄断性的地位。1989年全国大约40％的企业领导人在文法学校接受过教育，24％来自私立学校。[20]对许多人来说，文法学校教育提供了向更高社会等级逐步流动的机会，1968年一位社会分析家的作品描述了一个工人阶级孩子通过升学考试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15岁的他带着必备文凭离开学校，进入了一家办公设备公司，成为旅行推销员，27岁结婚，他和妻子在郊区有了家，家居是典型的下层中产阶级装饰风格，“在前面的草坪上有一个粉红色的塑料鹈鹕”，室内是“毫无品位的现代斜面砖墙”。他刚刚加入当地的保守党分支，他的孩子进入了私立幼儿园，这表明了他们对其子女的未来志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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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装饰有助于显露附庸风雅的品位，这是根深蒂固的，其他一些形式也以公然的或隐含的方式加以表达。学校的选择性维持了社会等级界限，就像其捍卫者所声称的那样。左倾的中产阶级在理论上赞同综合性学校，但对于毫无选择性持保留意见，至少对于他们自己孩子所上的学校是如此。他们必然会发现自己的孩子与那些父母毫无志向的孩子在同一班级，甚至会与一些来自都市地区的孩子同班，而这些孩子的父母对于教育毫不重视。对于学生不分班——这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时尚，中产阶级父母也有疑虑，他们指责说，不分班使低能的学生束缚了最聪明的学生的进度。此外，许多中产阶级父母希望他们的子女与和他们有相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一起，虽然中产阶级不太好意思承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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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角度来说，1980年的教育法缓解了这些问题，教育法允许父母在可能的范围内自由选择当地官办学校，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这是可以操作的。这一法律使中产阶级父母处于道德困境之中，他们不得不分析学校的社会地理分布和他们的个人哲学。1985年记者玛丽·肯尼反映了一种广泛的疑虑，她抱怨当地官办学校“向不足7岁的孩子提供同性恋权利和多种族信仰的咨询，教师必须同等对待斐济泛灵论与莫扎特弥撒曲”。[22]劳动委员会推进民族和宗教包容性之举虽然是善意的，但常常是鲁莽的尝试，这被认为是“政治上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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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育的这种新的疑虑得到波西·西蒙斯的回应，这体现在她创作的有关中产阶级道德习俗的一本著名漫画之中。在漫画中，有一位母亲把女儿从当地综合学校转到一所私立学校，面对她的左派朋友温迪，她心虚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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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你会震惊……知道你会认为我们背叛了原则…但请你理解……我们很担心她在弗莱彻的状况。那所学校太大了，老实说，温迪，她似乎不堪重负……总是不能很好地适应……那里的男孩子……有些很迷人……而且塔拉很亮眼……她的确很招人……要远离那种事……而且我非常担心她的英语……不是她的口音！……虽然他们都有相当可怕的发音……不，我的意思是她的母语。你也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对吧，温迪？还有……你了解我的，我完全赞同文化融合……但是在弗莱彻……似乎有些过分了，你知道的，多种族的孩子在一起……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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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在国立学校有太多的工人阶级子女和有色人种孩子，这令中产阶级父母感到不安，尽管他们像这位母亲一样不太好意思直接说出来。更令人不安的是，原有的强制性纪律——尤其是体罚——在国立学校逐步消失，却没有找到替代方法能够管制反叛和残暴行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媒体不断报道恐吓学生和教职员、打架、毒品交易、破坏公物和骚扰课堂等事件，显示学校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摇摇欲坠。暴徒们大多来自“下层阶级”——这是对老现象的一个新命名，下层阶级是工人阶级当中最贫穷和最边缘化的一个部分，他们的生活状态就处于犯罪边缘，其成员常常来自连续几代失业的家庭。少数几个来自这种家庭背景的学生会破坏课堂秩序，干扰大多数学生的学习进度。这个问题一直非常棘手。近期所提倡的理论是，不守规矩的学生转入风气良好的综合学校，据称这样一种混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培植学习爱好和激发上进心。许多中产阶级父母对此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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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学校的社会构成极大程度地决定了它的基调。1990年在非常成功的布里克斯顿综合学校的男生们——他们来自约翰·梅杰上过的文法学校，坦承他们自己是中产阶级。有一个人还说他的父母是“开明的中产阶级”，这意味着国立学校的政治承诺。[24]他们都承认他们与同龄的公立学校的学生不同，有些人感觉到某种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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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父母通过学校指南来选择学校，学校指南对各个学校的判断后来发展为学校的排名表，学校排名表是基于公共考试成绩来评估国立和私立学校。父母们找到一些好的学校，然后他们设法在这所学校招生覆盖区域购买房产，或者采用其他手段确保子女在这个学校获得一个位置。1989年学校指南建议父母们集中游说班主任、省长和地方当局，甚至贿赂一位有同情心的医生，让他声称一个孩子的健康将会受到损害，如果他不能被一所已超额招生的学校接受的话。[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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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代理催升一流学校覆盖区的地产价格，相应地房产价格上升。圣公教和天主教小学因纪律严格且注重学业抱负而受到欢迎，那些对孩子寄于期望的中产阶级父母纷纷加入当地教会，想以此提升他们孩子进入这些学校的机会。2004年由《星期日电讯报》与铁路公司联合出版的一本长途通勤指南，把伦敦近郊各县与相连郡区学校以显著的方式加以强调。赫特福德郡“充斥着好学校”，在剑桥郡有一些“一流的综合学校”，科茨沃尔德有许多优秀的文法学校和综合学校，这对中产阶级具有吸引力。城市的行政主管下决心购买昂贵的火车季票，乘着不定时的火车来回穿梭，为了确保他孩子能上可靠的学校。不然的话，他就要压缩家庭预算，投资公立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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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学校被自动地列入《星期日电讯报》指南，由于想要进入的学生源源不断，他们可以从中获取巨大利润，而进入国立学校的过程是如此艰难，引起中产阶级父母的极大愤怒。1944年教育法实施立即导致进入文法学校机会的激烈竞争，1947—1965年，私立学校学生比例急剧下降。[26]在随后的15年里，私立学校所面临的经济威胁消退，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父母抛弃了综合学校，私立学校市场逐步扩张。到2005年，全国990万名中小学生当中有6％进入了私立学校，他们进入的学校都在新的学校排名单上位于前列。1996年千所A级学校当中1/5是需要付费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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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出是一项很好的投资，是中产阶级家庭除了购房以外的一项最大支出。私立教育成本飙升，1947年学校的寄宿费在120英镑—174英镑（在哈罗），而日制学校费用只是其1/3或一半。20世纪50年代，学费平均约400英镑（相当于一辆家庭轿车的成本），在随后20年，学费翻了一倍。这之后的10年，学费又翻了一倍，到1990年，寄宿学校一年收费在1700英镑—3500英镑，日制学校收费在700英镑—2500英镑。学费上涨一直持续，到2004年寄宿学校收费高达2万英镑，日制学校收费为8000英镑。2005年一家新公司——全球教育管理系统，承诺它的学校是低收费的。根据其创建人的说法，这所最便宜的学校（年收费5000英镑）是针对那些“想让自己孩子上好大学的父母”但对于额外附带条件——如高尔夫或壁球场——不感兴趣。[28]孩子能否进入大学是现在的中产阶级父母最关注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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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种愿望的花费是昂贵的，虽然教育费用上升与工资增长幅度大致相称。几乎所有的私立学校都很乐意参与骆驼交易，尤其是兄弟姐妹都加入，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方式的补贴。战前就有的一种方式是，父母可以通过参入保险来支付子女学费，在孩子出生后的12年里每年缴纳保险费34英镑，保险公司就可支付五年私立学校学费每年100英镑。[29]1979年工党政府取消了对文法学院的直接经费支持，两年之后，保守党政府又通过资助寄宿学校和日制学校来加以弥补。1996年这一资助计划耗资1.15亿英镑，超过2/3的受益者是中产阶级家庭。[30]支付子女教育费用还有另外一些方法，即祖母可以提供一些帮助，精打细算地勤俭持家，放弃一些奢侈性消费——比如海外度假，也许用妻子的收入来支付这笔超常开支是最常采用的方式。20世纪七八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和职业培训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其附带后果之一，就是中产阶级家庭有可能不用丈夫工资而单独支付子女教育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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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父母们广开财源以应付子女教育开支时，公立学校为了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生存也不得不想方设法。以前，许多人可以心满意足地闲庭漫步。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奥克姆中学（一年的学费是145英镑），在50年里没有什么变化。突然有一天男孩们——绝大多数是被称为“奥阿克斯”的农民子弟——都成了寄宿生（这个词被定义为非公立学校学生），学校的体制是斯巴达式的，而且是以战后实行的节衣缩食的标准。食物是乏味的，住宿条件恶劣肮脏，年级长的管理，低年级学生要服侍高年级学生，偶尔发生暴力、欺凌和“同性恋阴谋”。游戏狂热十分流行，但这个学校的校长比大多数校长有想象力，他培养学生的业余爱好，如集邮、考古、制作手工模型和木偶。与其他类似学校的毕业生一样，大多数男孩到16岁拿毕业证离开，18岁服完兵役，这是奥克姆老男孩要承担的义务，如果你没有成为军官，那么“你就令人失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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