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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以后，父母要做孩子的密友而不是疏远的支持者，有时甚至是固定律法的执行者，这种父母理念在中产阶级当中已获得普遍认同。《父母》——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一本启蒙性月刊——提倡了一种新的父母教养理念。这种理念提出，孩子不再局限于被看护的领域里——在这里他们由仆佣们监管着，吃着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食物。相反，孩子们的世界也由于收音机和汽车而变得丰富，父母被鼓励与孩子进行情感交流，共同游戏消遣。下班回家的父亲被要求给孩子讲睡前故事，孩子长大一点后，要与他们一起玩麦卡诺组合玩具、集邮和进行男性探险。1946年，为了弥补战争期间父亲职责的缺失，父亲们被劝告要让自己的儿子对“男人的事情”感兴趣，所谓的“男人的事情”包括足球、飞机模型和汽车引擎。当男孩要进入青春期的时候，父亲成为“可以与他分享任何日常话题的伙伴，与他的交谈内容可以深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7]以往庄重严肃的家长变成了一个富有同情心而睿智的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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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职责是把女儿带入女性世界，让她为成为母亲而做准备。与数百年前的女孩一样，现在的女孩也要学习制作面点、编织和缝纫。[8]对于每一个“家教良好的家庭”来说，还有一些教育内容是要培养孩子未来的“道德行为”。“直接简单的解释”是最好的，除了有关性方面问题的询问，解答这类问题要自然，绝对不要躲躲闪闪。青少年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要冷静对待。1958年《好管家》杂志劝告那些儿子即将上大学的父母们，同性恋并非都是心理异常，虽然有些是“极其恶意的”，“走得太远”可能导致危险。女孩子则被警告在激情状态下存在失去自我控制的危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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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们完全接受子女成长的分阶段定义：儿童期、少女期和少男期。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点，青年人的漫画和杂志分别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特点。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好友》封面显示了三个穿着板球和足球套装的男孩，其中一个男子还驾着摩托车，穿着摩托外套和护目镜。三个男孩中间有一本很大的书（集邮册），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一个帆船模型和一个火车头模型。这些就是12—16岁男孩的活动兴趣。杂志内容则是有关寄宿学校生活、体育活动和高度冒险活动的奇闻漫谈。对于女孩子来说，安吉拉·布拉齐尔及其模仿者则为她们提供了一些寄宿学校中的喧闹游戏。男孩和女孩都拥有一些极其秘密的冒险领地，大多在乡村中，由亚瑟·兰塞姆和伊尼德·布莱顿所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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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鹦鹉》和《著名的菲伍》描述的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马库斯·莫里斯牧师在1951年创建了《鹰》漫画，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持中产阶级的精神世界和品质。《鹰》漫画也是针对庸俗和暴力的美国漫画的一剂解毒良药。莫里斯向读者承诺提供“好的新闻、兴趣和娱乐”，这包括冒险系列小说和精心绘制而引人入胜的伟人图画传记，包括贝登堡和艾尔弗雷德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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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鹰》的读者来信栏目可以大致了解少年期儿童的心态，威廉·布朗以及此前的《男孩自己的报纸》的读者们都喜爱阅读这些来信。1954年，一群11—12岁的青少年报告说，在夏季他们组织了一个俱乐部，俱乐部的总部设在一个谷仓里，他们编辑了一份手写的报纸，扮演士兵游戏，为了筹集活动经费，他们还做一些临时工作，比如清洗窗户。这群小男孩经常做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游戏内容是关于“行凶抢劫”的故事：讲黑话的街头混混会帮助其他人，无私的英雄是一个11岁的跛子，他设法保护了文法学校，那是他病弱的母亲和6个弟妹的喜爱之地。[10]《女孩》——《鹰》的女孩版——的读者获得了有益于健康的食谱，之前的女孩漫画和杂志所集中强调的女性成就，在《女孩》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女孩》的卡通传记漫画包括苏格兰的玛格丽特女王玛丽·斯莱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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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伊丽莎白青年》是针对中产阶级青少年读者的月刊，其内容充满了个人的创造精神、充满活力的户外活动和自我完善的探求，刊物上还有一些时事文章、短篇故事、著名作家——如杰弗里·特雷斯——写的系列剧，以及奈吉尔·莫尔斯沃思对圣卡斯塔德预科学校的颠覆性评论。读者来信也反映出正面取向的关注：未来职业咨询，以及询问假期在瑞士儿童村工作和宠物养护等问题。有一个读者询问哪里可以购买灌丛婴猴，获得的回答是：在军人与海军商店里可以花15英镑10先令购买（这个价钱让父母吃惊），它可以养在膳食蠕虫、海绵蛋糕和水果里。[11]刊物上还有榜样形象的介绍，包括南极探险家，对于爱好冒险的人，罗利自行车向购车者承诺“冒险就在眼前”。刊物推荐的另外两种活动是坚持“花季日志”和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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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这个让个人奋发向上的世界拉响了警报，一个14岁女孩写的一首诗激起了中产阶级的热情，这个女孩心目中的英雄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和汤米·斯梯尔。“是摇滚乐让他们保持了生命”，她这样描写她同时代的人，这些人穿着“邋遢的针织衫和闪光的袜子”，“对连衣裙不屑一顾”。[12]在10年间，由儿童成长为成人过程的维多利亚式理念被取代。“年轻的成年人”被拖入不断扩张的“时尚”和消费世界。1961年的一则广告宣称“教室时尚”到来，这则广告提供了“实践美德与时尚风格”相结合的校服。[13]朱迪服装是针对“五至十几岁”孩子的时尚服饰，1966年对于这一品牌服装的吹捧文章警告说“管好你的儿子”。[14]第二年一位时装大师告知父母，“少年儿童们”再也不能用姐姐穿过的衣服来搪塞了，她们想要“迷你裙和时髦的衣服”。[15]自18世纪后期以来，孩子们第一次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打扮。零花钱的数量上涨，许多父母很高兴地默认孩子们追赶时尚潮流的要求。1969年一位广告经理感到羞愧，因为他“很丢脸地”行使父亲权力禁止14岁的女儿参加披头士音乐会。作为补偿他给女儿买了一整套的披头士唱片。[16]这种姑息政策很普遍，在某些方面，它也被认为标志着家庭崩溃的开始。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种值得欢迎的迹象，显示了专制的和男性主导的家庭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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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尚潮流，以及吸纳时尚元素而具独特性的青年流行音乐文化，还有享乐主义，都构成了不断加速的社会变迁的一个部分，这对中产阶级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一个长远视角来考察20世纪60年代（当时未对其进行考察），正是在这个时代，一系列的社会态度及习俗的修正和重新评估达到了顶点，自这个世纪开始以来，这些社会态度和习俗一直实行着。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最新变化的步骤，而是这种变化竟然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来取得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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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股相互对立的历史力量在发挥作用。第一股力量基本上是保守的，它把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和家庭秩序看作现代的楷模，认为这种模式不应改变。鉴于目前这个时代倾向于认为现在的文明程度高于祖先，想要维持以往不变是十分困难的。虔诚而勤奋的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极为蔑视18世纪，认为那是一个不负责和不道德的世界。这种看法是由萨克雷在他的《四个乔治》（1855）中提出的。利顿·斯特雷奇也同样事后聪明地嘲讽和怀疑老的时代，读者在他的《非凡的维多利亚》（1918）中感受到他对其祖辈所持观念的嘲笑。同样地，20世纪60年代的讽刺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在大学和公立学校中接受教育）也嘲弄前一代人所敬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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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笑老一辈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中产阶级当中年轻的、受过教育的成员很有吸引力，他们可以容忍年轻人的缺乏耐性，忽略他们无责任感的“小聪明”。下层中产阶级则没有那么乐观以对。他们更加顽固地坚持传统伦理价值，因为它是体现他们高尚地位的一个构成部分，每当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或嘲弄，他们就十分愤慨。然而，1918年以后给人这样的感觉，20世纪不再会遵循以往传统，这种情绪反映在中产阶级的上层部分，他们纯粹为了快乐而设计各种怪异的“放荡”活动。新的道德观使那些获得部分解放、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受益。1925年一位《女性》专栏作家宣称：“老的压迫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女性可以自由表达自己内心情感而不会感到羞耻。针对相同的问题，另一位作家把内衣的新时尚认定为解放的旗帜。“过往的”令人不舒适的内衣被丢弃，面对今日的黑色内裤，“她的祖母会惊得举起她的维多利亚的手”。“偏见”被击溃，内衣的“轻浮线路”带来更大的自由。[17]快乐在上升，而维多利亚祖母一再地被拍晕，查尔斯顿和女孩们吸着香烟，喝着鸡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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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就是1931年人们眼中的独立的“新”女性。她很年轻，未婚，每年赚五百英镑，在伦敦租有一套配备各种设施的公寓，包括电子炊具、冰箱、烤箱和煮茶具。她不耐烦清洁房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的爱好是驾车、飞行、冬季运动和集邮。[18]她有很多空余时间，与已婚女性一样，她们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现代的“电子化的”家庭里，有洗衣机、真空吸尘器、电子暖床器、加热手巾架、电子炊具、闹钟、煮茶器、仿燃烧木炭形状电子取暖器。[19]身体上的解放并不总是与心智上的解放相伴随。1924年，中产阶级母亲被劝告要鼓励“青春期的女儿到户外玩耍而不是静坐阅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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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自由还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维多利亚式的婚姻观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丈夫还是居于首位，判断妻子的标准仍然还是依据她所履行的母亲和持家职责。直到1965年，《时代》上的一篇文章评论说，许多中产阶级父亲还是根据其母亲制定的“女性标准”来要求他们的女儿，因而他们把女儿送到培养传统女性的“轻量级学校”。然而事情将会发生变化，这位作者预言，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公平竞争即将来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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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时期，这种思想让许多人深感苦恼。婚姻仍然是女人应有的最终归宿地，如果有必要，政府也会设法强化这一点。在操持家务与承担工作无法协调的情况下，女性公务员、教师和医生会被解雇。在战争期间女性承担了男性的工作，女性这样做是受到赞许的，但这只是紧急状态下的一种异常现象，它不是未来遵循的模式。已婚女性就业并剥夺男人的工作机会，这让人心里不舒服。男人自然还是养家糊口的人。出于这个原因，1923年朗达当地劳工部门解雇了23个已婚女性教师。[22]即使她们能保住了工作，法律也不允许男女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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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经济危机之后，已婚男性教师的工资被削减，他们只能与妻子讨论避孕来作为缩减家庭开支的一种途径。[23]生育控制在所有阶级中得到推广，1920—1924年期间，58％的已婚女性和她们的丈夫采用某种避孕方法，家庭平均规模下降到2.4人。对于中产阶级新婚夫妇，计划外生育子女将会打乱家庭预算平衡，占用分期付款和房屋抵押货款的偿还。一个替代选择是延长订婚期，在订婚期两人节俭储蓄并努力保持贞操。1920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年轻军官的妻子写信给玛丽·斯特皮，说她必须工作才能维持与其身份相应的生活水准。斯特皮博士指导她去哈罗斯百货店，那里出售避孕药。[24]经济学家则出于优生考虑而反对避孕。如果中产阶级生育较少的孩子，国家的未来堪忧。[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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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哈罗斯百货店购买避孕药或通过“保护隐私”的含蓄广告邮购避孕药的新婚女性可能并未想过男女平等的问题。她们推迟生育的决定可能会与丈夫进行协商。如果这些女性阅读了女性杂志上的婚姻观，她们就会意识到，现在的家庭就像是夫妻共同经营的企业，它的成功依赖于相互尊重和理解。这是20世纪产生的婚姻观，但它的传播是缓慢的和不均衡的。20世纪50年代初接受调查的年轻男性倾向于认为，婚姻是相互平等的配偶经营的一项“合作”事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发现自己的父母并没有这样的观念。[26]新娘总能意识到丈夫对于他们在家庭内的权限有很高的期望。在1951年的一则广告中，一个年轻的丈夫尝了妻子做的牛奶沙司后愤怒地责问：“你想毒死我吗？”然后妻子发现了克里默沃拉饮料，夫妻和谐得以恢复。在另一则广告中，一位未婚夫把咖啡洒在了新的枕套上，他未来的新娘根据杂货店主妻子的建议用瑟夫泡沫清洗枕套，当她把清洗干净的枕套呈现给他时，她未来的丈夫在她的手上吻了一下，他被她的主妇天赋所打动。[27]这样的婚姻一定会长久幸福，或者广告设计人员希望如此。他们用了一百年的时间了解如何利用中产阶级妻子取悦丈夫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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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妻子感到家务琐事既繁重又枯燥。1938年的《柳叶刀》展现了郊区家庭主妇的神经官能症的严重程度，这些主妇因单调孤独的生活而倍感无聊和沮丧。她们的症状常常是过度关注孩子的福利，痴迷于房屋内的秩序和清洁，以及临床上无法解释的疼痛。20世纪60年代的主妇也承受了同样的无聊和沮丧，然而这时又有一个新的压力来源。妻子们在郊区车站等待不定点的列车，担心晚餐彻底毁了——“烧焦的烤肉、干瘪的鸡和压碎的蛋奶酥”。1966年的一个例子也反映了其他人的情况。“路易丝”，一位29岁的前记者，与一位广告主管结婚，并有一个孩子，她坦承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让她绝望地崩溃。她试图通过阅读、听古典音乐和用魔法召唤性幻想等方法舒缓情绪。她花几个小时准备晚餐，等待丈夫归来；当他回来后，常常疲惫地在电视前昏昏欲睡。他们的性生活几乎停止，当丈夫的列车晚点了，路易丝就喝鸡尾酒。[28]与路易丝相同情况的其他人纠缠着她们的医生，要求抗抑郁药和镇静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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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感到做家务贬低了她的身份。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与她有着相同背景的已婚或单身女性——开始在家庭外追求事业，家庭主妇的身份地位越来越低。许多女性在工作领域与男性竞争，男人曾经认为这些领域是他们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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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女性认为自身获得了解放，她们是20世纪中叶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最终继承者。这场运动的思想根源来自受过教育的、开明的中产阶级理念，这种理念引导着运动的发展轨迹。妇女解放在本质上是对于自然公正的追求，获得解放的人也被期望去实现互惠互利的中产阶级理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20世纪20年代付费的萨顿中学女生被鼓励去追求精神升华而不是物质回报，她们准备把责任放在私利之上。这些追求事业的女性成为了教师、医生和公务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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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玛丽·巴特用“包在棕色纸袋里的一双明智的步行鞋”来总结她在圣安德鲁斯的圣伦纳德学校受到的教育。[31]从价值和实用角度来考虑，这双鞋适合许多中产阶级女孩。它吸引了威尼弗雷德·霍尔特比，她是约克郡农民的女儿，进了当地私立学校，1919年在她升入萨默维尔之前加入了妇女辅助军团，献身于公共事业。她发动一些运动（有时在海德公园角演讲）支持国家联盟、和平主义和南非黑人的权利，她是教育和福利工作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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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1919年和1928年的人民代表法案，妇女在理论上完全融入政治生活，在1929年大选中，女性选民数量比男性多一百万。她们在南肯辛顿占多数，在那里她们保住了一个保守党人的席位，这个人在最近的离婚案中被告通奸，这让某些人反感。[32]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妇女徘徊于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通过她们自己的游说团体在议会外开展活动。这些游说团体通常很有影响力，截至1939年圣公会和带有道德保守主义倾向的母亲联盟有50万成员，全国城市妇女引导联合会有3万成员。她们主要致力于与家庭相关的事务和公共福利。女性议员很少，1945—1983年期间下议院女性议员比例仅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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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议会的前排和后排只有很少的席位，妇女们还是逐渐地侵占传统上由男性占据的领地。根据一篇介绍工程领域职业女性的文章，1958年传统习俗以及相应的性别歧视还是很明显的。毫无根据的说法是女性无法理解数学和机械，因此老师和家长都劝告女孩子避开工程学。然而，大公司都欢迎女实习生和毕业生。其中包括英国电气和维克斯·阿姆斯特朗。[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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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经济力的作用与国家的支持共同促进了男女平等。1970年和1975年的机会平等与就业保护法以及随后的一些法规使工作对女性更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带薪产假待遇。女性职业经历不会再因为生孩子而终止，随着服务业和公共部门的扩张，对受过教育女性的需求也在增长。国家再次通过教育系统来发挥作用，大学录取的标准确定为成绩而不是性别。1965年，大约15000位女性进入大学，而相对地，进入大学的男性数量是38000人，总体来说，在1954—1968年出生的女性中，大约1/8获得了大学文凭。[34]在专业选择方面，语言、艺术和社会科学课程最受欢迎。女生在同等条件下与男性竞争，令人吃惊的是，在考试成绩上女生开始超过男生。1981—1982年，大约10％的女生中学毕业时获得3个或以上的A，而男生是11％。1992—1993年，男女顺序颠倒过来，女生是23％ 而男生是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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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跑运动鞋取代了步行鞋。充满自信、拥有能力和雄心勃勃的女性加入劳动力行列并且数量不断增长，她们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的工作岗位。她们甚至努力进入了壁垒森严的男性飞地——伦敦金融商务中心和出版业的高层。1971年44％的妇女全职或兼职就业，199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3％。夫妻双方都工作的家庭数量从1978年的830万上升到2001年的128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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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领域的革命必将带来社会领域的革命。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传统的中产阶级家庭模式——丈夫是唯一养家糊口的人——解体。妻子工作不再代表丈夫无力养家，相反它成为维持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婚前拥有的才智和经验不会被埋没，1975年一位企业家的妻子在建立了她的饮食公司之后坦承：“我想运用我的才智。”她的丈夫是每周按时上下班的人，因此她感到有必要把工作与家庭义务协调安排。[36]1991年对中产阶级家庭中妻子外出工作的调查显示，40％的人工作是因为需要钱来支付家庭开支和购买奢侈品，22％的人喜欢她们的工作，17％的人希望继续她们的职业，10％的人把她们的收入花在自己身上，略超过半数的人花钱雇保姆照顾孩子。[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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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对于这种新的妇女就业模式的反应存在着极大的不同。有些人坚持老的刻板印象，他们从小就接受了这种观念，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出生于世纪之交的商务旅行者坚持说，妇女的位置永远都在家里，但与他同时代的一位工程师则很高兴他们坐的飞机是由女飞行员驾驶。伦敦金融商务中心一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银行家认为妇女不适应金融世界，因为她们会被压力所压垮。一位中年的银行经理认为女性最好去教育小孩，还有一位理科讲师认为女人的头脑与技术不协调，尽管他无法解释其中的缘由。[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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