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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时期，这种思想让许多人深感苦恼。婚姻仍然是女人应有的最终归宿地，如果有必要，政府也会设法强化这一点。在操持家务与承担工作无法协调的情况下，女性公务员、教师和医生会被解雇。在战争期间女性承担了男性的工作，女性这样做是受到赞许的，但这只是紧急状态下的一种异常现象，它不是未来遵循的模式。已婚女性就业并剥夺男人的工作机会，这让人心里不舒服。男人自然还是养家糊口的人。出于这个原因，1923年朗达当地劳工部门解雇了23个已婚女性教师。[22]即使她们能保住了工作，法律也不允许男女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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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经济危机之后，已婚男性教师的工资被削减，他们只能与妻子讨论避孕来作为缩减家庭开支的一种途径。[23]生育控制在所有阶级中得到推广，1920—1924年期间，58％的已婚女性和她们的丈夫采用某种避孕方法，家庭平均规模下降到2.4人。对于中产阶级新婚夫妇，计划外生育子女将会打乱家庭预算平衡，占用分期付款和房屋抵押货款的偿还。一个替代选择是延长订婚期，在订婚期两人节俭储蓄并努力保持贞操。1920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年轻军官的妻子写信给玛丽·斯特皮，说她必须工作才能维持与其身份相应的生活水准。斯特皮博士指导她去哈罗斯百货店，那里出售避孕药。[24]经济学家则出于优生考虑而反对避孕。如果中产阶级生育较少的孩子，国家的未来堪忧。[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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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哈罗斯百货店购买避孕药或通过“保护隐私”的含蓄广告邮购避孕药的新婚女性可能并未想过男女平等的问题。她们推迟生育的决定可能会与丈夫进行协商。如果这些女性阅读了女性杂志上的婚姻观，她们就会意识到，现在的家庭就像是夫妻共同经营的企业，它的成功依赖于相互尊重和理解。这是20世纪产生的婚姻观，但它的传播是缓慢的和不均衡的。20世纪50年代初接受调查的年轻男性倾向于认为，婚姻是相互平等的配偶经营的一项“合作”事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发现自己的父母并没有这样的观念。[26]新娘总能意识到丈夫对于他们在家庭内的权限有很高的期望。在1951年的一则广告中，一个年轻的丈夫尝了妻子做的牛奶沙司后愤怒地责问：“你想毒死我吗？”然后妻子发现了克里默沃拉饮料，夫妻和谐得以恢复。在另一则广告中，一位未婚夫把咖啡洒在了新的枕套上，他未来的新娘根据杂货店主妻子的建议用瑟夫泡沫清洗枕套，当她把清洗干净的枕套呈现给他时，她未来的丈夫在她的手上吻了一下，他被她的主妇天赋所打动。[27]这样的婚姻一定会长久幸福，或者广告设计人员希望如此。他们用了一百年的时间了解如何利用中产阶级妻子取悦丈夫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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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妻子感到家务琐事既繁重又枯燥。1938年的《柳叶刀》展现了郊区家庭主妇的神经官能症的严重程度，这些主妇因单调孤独的生活而倍感无聊和沮丧。她们的症状常常是过度关注孩子的福利，痴迷于房屋内的秩序和清洁，以及临床上无法解释的疼痛。20世纪60年代的主妇也承受了同样的无聊和沮丧，然而这时又有一个新的压力来源。妻子们在郊区车站等待不定点的列车，担心晚餐彻底毁了——“烧焦的烤肉、干瘪的鸡和压碎的蛋奶酥”。1966年的一个例子也反映了其他人的情况。“路易丝”，一位29岁的前记者，与一位广告主管结婚，并有一个孩子，她坦承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让她绝望地崩溃。她试图通过阅读、听古典音乐和用魔法召唤性幻想等方法舒缓情绪。她花几个小时准备晚餐，等待丈夫归来；当他回来后，常常疲惫地在电视前昏昏欲睡。他们的性生活几乎停止，当丈夫的列车晚点了，路易丝就喝鸡尾酒。[28]与路易丝相同情况的其他人纠缠着她们的医生，要求抗抑郁药和镇静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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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感到做家务贬低了她的身份。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与她有着相同背景的已婚或单身女性——开始在家庭外追求事业，家庭主妇的身份地位越来越低。许多女性在工作领域与男性竞争，男人曾经认为这些领域是他们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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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女性认为自身获得了解放，她们是20世纪中叶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最终继承者。这场运动的思想根源来自受过教育的、开明的中产阶级理念，这种理念引导着运动的发展轨迹。妇女解放在本质上是对于自然公正的追求，获得解放的人也被期望去实现互惠互利的中产阶级理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20世纪20年代付费的萨顿中学女生被鼓励去追求精神升华而不是物质回报，她们准备把责任放在私利之上。这些追求事业的女性成为了教师、医生和公务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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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玛丽·巴特用“包在棕色纸袋里的一双明智的步行鞋”来总结她在圣安德鲁斯的圣伦纳德学校受到的教育。[31]从价值和实用角度来考虑，这双鞋适合许多中产阶级女孩。它吸引了威尼弗雷德·霍尔特比，她是约克郡农民的女儿，进了当地私立学校，1919年在她升入萨默维尔之前加入了妇女辅助军团，献身于公共事业。她发动一些运动（有时在海德公园角演讲）支持国家联盟、和平主义和南非黑人的权利，她是教育和福利工作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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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1919年和1928年的人民代表法案，妇女在理论上完全融入政治生活，在1929年大选中，女性选民数量比男性多一百万。她们在南肯辛顿占多数，在那里她们保住了一个保守党人的席位，这个人在最近的离婚案中被告通奸，这让某些人反感。[32]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妇女徘徊于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通过她们自己的游说团体在议会外开展活动。这些游说团体通常很有影响力，截至1939年圣公会和带有道德保守主义倾向的母亲联盟有50万成员，全国城市妇女引导联合会有3万成员。她们主要致力于与家庭相关的事务和公共福利。女性议员很少，1945—1983年期间下议院女性议员比例仅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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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议会的前排和后排只有很少的席位，妇女们还是逐渐地侵占传统上由男性占据的领地。根据一篇介绍工程领域职业女性的文章，1958年传统习俗以及相应的性别歧视还是很明显的。毫无根据的说法是女性无法理解数学和机械，因此老师和家长都劝告女孩子避开工程学。然而，大公司都欢迎女实习生和毕业生。其中包括英国电气和维克斯·阿姆斯特朗。[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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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经济力的作用与国家的支持共同促进了男女平等。1970年和1975年的机会平等与就业保护法以及随后的一些法规使工作对女性更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带薪产假待遇。女性职业经历不会再因为生孩子而终止，随着服务业和公共部门的扩张，对受过教育女性的需求也在增长。国家再次通过教育系统来发挥作用，大学录取的标准确定为成绩而不是性别。1965年，大约15000位女性进入大学，而相对地，进入大学的男性数量是38000人，总体来说，在1954—1968年出生的女性中，大约1/8获得了大学文凭。[34]在专业选择方面，语言、艺术和社会科学课程最受欢迎。女生在同等条件下与男性竞争，令人吃惊的是，在考试成绩上女生开始超过男生。1981—1982年，大约10％的女生中学毕业时获得3个或以上的A，而男生是11％。1992—1993年，男女顺序颠倒过来，女生是23％ 而男生是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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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跑运动鞋取代了步行鞋。充满自信、拥有能力和雄心勃勃的女性加入劳动力行列并且数量不断增长，她们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的工作岗位。她们甚至努力进入了壁垒森严的男性飞地——伦敦金融商务中心和出版业的高层。1971年44％的妇女全职或兼职就业，199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3％。夫妻双方都工作的家庭数量从1978年的830万上升到2001年的128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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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领域的革命必将带来社会领域的革命。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传统的中产阶级家庭模式——丈夫是唯一养家糊口的人——解体。妻子工作不再代表丈夫无力养家，相反它成为维持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婚前拥有的才智和经验不会被埋没，1975年一位企业家的妻子在建立了她的饮食公司之后坦承：“我想运用我的才智。”她的丈夫是每周按时上下班的人，因此她感到有必要把工作与家庭义务协调安排。[36]1991年对中产阶级家庭中妻子外出工作的调查显示，40％的人工作是因为需要钱来支付家庭开支和购买奢侈品，22％的人喜欢她们的工作，17％的人希望继续她们的职业，10％的人把她们的收入花在自己身上，略超过半数的人花钱雇保姆照顾孩子。[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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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对于这种新的妇女就业模式的反应存在着极大的不同。有些人坚持老的刻板印象，他们从小就接受了这种观念，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出生于世纪之交的商务旅行者坚持说，妇女的位置永远都在家里，但与他同时代的一位工程师则很高兴他们坐的飞机是由女飞行员驾驶。伦敦金融商务中心一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银行家认为妇女不适应金融世界，因为她们会被压力所压垮。一位中年的银行经理认为女性最好去教育小孩，还有一位理科讲师认为女人的头脑与技术不协调，尽管他无法解释其中的缘由。[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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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内的经济平等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家庭责任和家务劳动的分工问题。对于这一难题，人们有过而且现在还有着各种各样的回应，但大体上来说，经济革命并未推进家庭内部的革命。炉灶和水池仍然是许多有工作的妻子的天然活动领域，而她们的丈夫则对自己的开放胸襟十分自豪。在1991年，在妻子外出工作的丈夫中，大约36％的人承认帮助妻子购物，29％帮助做清洁，23％帮助做饭，只有19％帮助洗衣服。[39]鉴于孩子往往遵循他们父母的生活模式，在中产阶级群体中实现家务平均分配需要两至三代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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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女性主义者来说，不平等的家务分工证明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广泛存在，它根源于目前仍然顽固存在的男性主导传统。女性更多地参与国家经济生活并获得新的机会只是一种假象，在这种假象的背后，潜伏着男性优越论的历史假定，它依然如以往一样根深蒂固。澳大利亚学者和女权主义辩护者杰梅恩·格瑞尔所称谓的“父权制家庭结构”在1970年还普遍存在，事实上它还是整个社会架构的基础。[40]很久以前，女性被迫抑制自己的个性，遵从男性强加于她们的标准。许多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的经历证实了女性主义的观点，假使她们不把这些观点延伸到广泛的反男性的论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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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专制尤其令女性主义者恼怒，促使她们燃烧胸罩和穿边衫裤工装。“显而易见，这就是我所谓的动人身材，”1949年盯着女孩看的两个文雅男士当中的一个人说，“那儿让人赞叹不已……有基础成为一个JB”。[41]1966年另一个紧身衣制造商向一位孤独的中年妇女保证：“我们能让你的腰身看起来像是26岁。”[42]几年前，一位女设计师一再说，几百年来人们所知道的是：“只有体现女人的性感才是好衣服。”[43]服装设计师和广告文案人员都有意识地把女性看作“性对象”，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持有男性正统的基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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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者热切地希望妇女能改变传统刻板印象，通过发现她们自己的性欲意识来纠正性别观念。用杰梅恩·格瑞尔的话来说，“压迫女性人类的一个主要机制就是压制女性的性欲”。像许多当时的女性主义者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她正对着风车纠缠不休，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些作家——如玛丽·斯特普——讨论了女性性快乐能力，尽管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些小心谨慎。与此同时，女性对其身体不再遮遮掩掩，她们准备在沙滩上或游泳池边展示越来越多的身体部分，常常学着好莱坞模特的样子，穿袒胸露背的沙滩装。[44]不过，虽然健康的身体值得骄傲，但不贞洁仍然是一种耻辱，还有大量的中产阶级女性对性事十分无知，更别说如何获得性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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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0年性快感以及由此引发的失误（对于年轻人来说）越来越受到法律和医学的关注。在这之前的10年里，已有迹象显示传统的限制变得宽松。女性主义者所嘲笑的男性特有逻辑已发生改变，男青少年宣称，他们认为已订婚的男女朋友睡在一起是完全适合的，但同时他们又希望自己的妻子是处女。[45]到1959年，16岁以下年龄女孩怀孕（大多数是工人阶级子女）的人数几乎升了1/3，这被指责为缺乏性教育的后果。[46]那些负责青年指导工作的人不再相信强烈的道德警告和严厉的自我控制能发挥作用。1961年一位女治安官在青年领导会议上说，年轻人必须知道后果会有多严重，“我告诉年轻人，当他们玩笑着抚摸嬉戏时，一切没有问题，但真想要进一步的话就应该停止”。[47]的确如此，人在激情之中很难想到玩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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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中性的误解推动着离婚率的上升。1963年在英国法医学科学院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这一问题被深入探讨，得出的结论是，还有大量的女性从未理解性欲的动力过程，或者从未把它看成“正常的”。玛格丽特·普克森，一位杰出的家庭律师，告诉听众，性生活不完美比人们预想得更经常发生，有些丈夫担心破坏了妻子的“女性气质”而避免性生活。[48]一些私人医生依据他们的个人经验也证实了这样的事实。思想保守的中产阶级要求传统的治疗方式：让专家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额外指教，在当时相当开明的时代环境中，人们更愿意自由表达同情和理解而不是盲目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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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避孕药的出现极大地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1963年私人经营的布鲁克咨询中心开处方避孕药给未婚女孩，6年后计划生育协会也这么做了。这两个机构都通过国民健康服务诊所给求诊者开避孕药。口服避孕药被看作妇女解放的助推力：在未来，每一个女性都可以独自决定是否或什么时候要孩子，以及选择在什么时间、以什么频度和与谁发生性关系而又不用担心后果。避孕药法的反对者对此觉得耻辱，他们认同传统观念，担忧女性放纵性欲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而女性主义者则声称，它为女性提供近在眼前的机遇，至少它可以探索和开发她们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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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父母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在妇女杂志的咨询栏目中反映出了他们的困惑，这些咨询问题旁都列有一些解答：父母可以让孩子走多远。一个车库经理的妻子很高兴15岁的女儿可以接触避孕药，虽然她对年长女儿几岁的儿子的态度过于随和，结果警察抓到她儿子吸大麻。另一位母亲则严密监管女儿，担心女儿与男孩会面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怀孕、性病感染和流产。一位摄影师坚持要他的儿子服从他，包括发型以及其他一些事情。而他的妻子则不同意他的做法，她不希望“压制”男孩的个性。儿子顺从了父权，“最近，我成了基督徒，所以我越来越经常地服从于我的父母”。[49]没有绝对的解决之道，但会发很多次脾气，有时还会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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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监管法律放松，关于性技巧的劝告和建议就可以免费获得。《论坛》会提供这些东西，一个早期版本还激发一位清洁女工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她发现老板的办公室里有这种东西，让她觉得非常有趣，因为老板看上去像是一个很闷的人。这种东西值7先令6便士，很显然它是提供给中产阶级的，作为工人阶级女性，这些与她们无关，她们“忙着担心如何为丈夫餐桌上提供饭菜”。[50]她错过了一期，英国人道主义理事会主席和精神病医生杰姆斯·海姆，在这一期杂志中劝告读者，婚姻模式是多种多样的，他建议大家群体性交。[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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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工程师的妻子觉得这太过分了，1975年她以被要求在晚会上玩脱衣扑克和跳裸体舞的理由而成功地起诉离婚。[52]另外一些则不反对这类活动，在柴郡，一位中产阶级妻子用脱衣舞挑逗表演来结束晚宴，她的表演并没有让女主人不再邀请她。[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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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男人飘荡在充满新的快乐和恐惧的陌生世界里。1978年一位女记者预料，男人突然成为由其性表现来评判（并不总是好的评判）的“脆弱的、依赖性的、情绪化的人类”。[54]有些女性认为他们被贬得过分了。一位30岁的离婚女教师抱怨说，“现今，你与一个男人出去，就意味着你是随时会上床的解放女性”。罗曼蒂克都消失了。[55]到1988年有一个回归期，一项针对21000名单身女性——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的调查显示，仅有6％的人会与第一次约会的男人上床，接近半数的人会等数周或数月。[56]人们担心避孕药会为轻率的滥交行为打开闸门，这种担心过早了。1990年人们发现仅有1/5的女孩在第一次性交时服避孕药。[57]当然，这是在狂躁的官方对艾滋病恐惧宣传了5年之后，它导致了对随意性交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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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身女性的调查结果最令人兴奋的一点是，52％的单身女性认为婚姻是重要的，38％的人认为同居也同样重要，只有8％的人认为婚姻是没必要的。1993—1994年收集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了相同的结果：仅有5％的女性与未婚伴侣在一起生活，而56％都已经结婚。很明显，“生活在罪恶中”已经不再是耻辱，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教会权威的下降。更为悲观的教会追随者一再地预言婚姻以及其他的社会秩序即将崩溃，然而在离婚法逐步宽松的持续冲击下婚姻幸存下来了，而且近年来人们对性的态度有所回归，与此相融的是外出工作的妻子的数量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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