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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着打扮和遵守礼仪是中产阶级社交休闲的组成部分。了解规则是至关重要的，违反规则的人，不论是有意或无意，都可能遭受谴责甚至排斥。因无知而导致的尴尬，成为漫画家H.M.贝特曼和“定向地雷”刻薄社交幽默的核心内容，他们模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产阶级习俗。有一次，“定向地雷”揭露了一个业余板球选手丢脸的事，他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出现在俱乐部的赛场上，而没有按规定要求穿配套的条纹运动衫并佩戴校队球帽和领带，完全不顾与其队友服装的协调。[14]这个无知的人不知道规矩，就像H.M.贝特曼笔下的著名人物，在市政厅宴会的宣誓前点着了他的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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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规则已经失效，现在夹克、背心和领带被丢弃，穿着吊带裤出现在晚餐舞会上或舞厅里，大多数是年轻人这么做。然而，对于礼仪细节的过分紧张仍然困扰着中产阶级。正如H.M.贝特曼和“定向地雷”所理解的，适宜特定场合的行为和衣着显示了身份和教养。由于这一原因，供中产阶级阅读的报纸和杂志一直让专栏作家回答读者有关礼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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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礼仪和与场合相配套的服饰令人焦虑，其他难以弄懂的尴尬情境也同样令人烦恼。20世纪90年代中期，《旁观者》杂志的一位读者询问，瞥一眼房间的访客记录是否“失礼”。对性问题的坦言直率也带来新的问题。有一位听众注意到，社交礼仪的两大布道者——《第四电台》和《每日电讯》——都使用了“鸡巴”这个词，他想知道女性相应部位现在应该用什么词表述符合礼仪。[15]老的难题依然存在，1999年有人要求《时代》杂志的社交礼仪大师为如何恰当地处置用脏的餐巾制定规矩。[16]现代中产阶级关注细节，他们把举止正确放在首要位置。只有少数胆大妄为的人表示异议，背离规范，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成是超越习惯约束的波希米亚人，另一方面他们是如此自信反而忽视礼仪。而其他中产阶级宁愿遵守安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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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一直是中产阶级社交的润滑剂，也许其他任何时候都没像社交时如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阶级的酒水饮料消费都在增长，这一期间葡萄酒的消费量猛增，进口量从1964年的279万加仑上升到1977年的664万加仑，到2001年其总量是原来的三倍，达到953.4万升，现在还在继续上升。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年人均酒精摄入量几乎翻了一倍，超过9升。[17]中产阶级购买者引领了葡萄酒的大众市场，但他们小心谨慎地向前走，敏锐地意识到葡萄酒世界的势利风气。指导意见随手可得，它们来自非常专业的报纸和杂志专栏作家，他们负责回应读者的消费力。在连锁商店——如奥古斯塔斯·巴特尼连锁店——和超市里出售的葡萄酒通常受到审查。“晚会尺寸”的瓶装葡萄酒和成盒的罐装葡萄酒被一个专家评级为“可接受的”或“良好的”，另一个专家评论斯克特·巴多利诺酒是“夏季餐饮的完美搭配”。[18]这是与吃饭和社交酒会相搭配的日常消费，尤其是女性消费者，她们现在喜欢为来访的朋友提供一杯酒，作为茶的替代品。[19]葡萄酒作为一种开胃酒选项，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鸡尾酒和烈酒，这成为招待会上的规则。20世纪80年代，300个私人画廊在伦敦举办的展览每年消费两万瓶葡萄酒。在这种场合以及其他一些场合，侍者被鼓励要充分地扩充雇主的进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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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是极其趋炎附势的消费品，因此品酒专家们向那些追求声望地位的购买者提供晦涩难懂的知识、品位和体验。像他们18世纪前辈夸耀自己的克拉雷红葡萄酒和波尔图葡萄酒一样，现在邀请客人到访的主人也向客人展示自己的选酒品位来吸引客人注意，并要求客人给予评论。中产阶级对于食品纯净度的要求很快扩展到葡萄酒。如同对食品一样，市场也给予了回应，到1995年“有机”葡萄酒上了货架。[21]饮用葡萄酒以及各种酒精类饮料还存在其他一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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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全国酒精中毒理事会主席声称新的“娱乐自由”带来了醉酒现象蔓延。[22]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导致的报警持续升级。到1996年，一位高级警官声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2/3的犯罪行为与饮酒有关。[23]以往的噩梦重现困扰着中产阶级：醉酒青年在街头打架，威胁路人，损坏公共和私人财物。2000年夏季一个星期五晚上在毕晓普托福德的郊区住宅区发生的事件在全国各地一再地重复发生。小混混们在大门口痛饮啤酒，投掷酒瓶，打碎玻璃，还大喊着“露出你的奶子”以及其他的淫秽话语。还有几个女孩也加入男孩子当中，其中有两个是律师秘书。[24]虽然这类场景在过去五个世纪里一再出现，但它还是十分令人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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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加斯的英国重现令另一些观察家感到高兴，他们推测英国的民族性格回归到了19世纪之前存在的“民族类型”，在那个时候英国人是以毫无约束的狂放兴奋而闻名。城市里繁荣昌盛的“俱乐部”生活，以及喧闹的——有时是粗犷的——餐厅聚餐，都证实了这种民族性格。中产阶级恢复了享受快乐的能力，或者说似乎就是如此。[25]欧洲大陆咖啡馆社会在英国得以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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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老中产阶级清教主义复活了，但它是以一种变异的方式复活。清教主义曾经关注的是灵魂救赎，但现在却致力于身体的救赎——把身体从饱和脂肪和垃圾食品的可怕后果中拯救出来。中产阶级对于健康的过度关心有着漫长的、间歇性的喜剧历史，在18世纪和19世纪出版物上刊登的数不胜数的专利药品、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滋补品广告显示了中产阶级对此的执着。对健康的担忧使中产阶级极度轻信广告商的夸大言词，轻而易举地接受毫无价值的骗人秘方。这些夸大宣传逐渐被法律所禁止，但并不针对某种特定症状的滋补药剂得以保留下来。根据连环漫画及相配的吹嘘文章，路可查德可以恢复精力，荷里克斯可以克服“夜晚饥饿症”，这些滋补品拯救了许多萎靡不振的上班族。1954年短暂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令人愉快的治疗神精衰落的方式：“极度疲倦。”[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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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健康服务没能动摇中产阶级的如下信念：个人负责自身的健康幸福。1984年的一项调查证实了这一点，中产阶级受访者表示，希望通过戒烟、定时锻炼、高质量食物、节食和少饮酒来获得健康。[27]有关日常食物中的化学添加剂警告更加强了中产阶级的这种信念，绿色运动不断散布这类警告，这之后的10年里，又持续出现一系列令人惊恐的事物：鸡蛋中的沙门氏菌，牛肉中的疯牛病，各类产品中的过度胆固醇，尤其在大规模生产的廉价和方便食品中。糖类食品成为恶魔，1983年糖被指责为鼓励犯罪，吃太多的糖会导致犯罪，与以往一样，这一假设得到统计数据和化验数据的支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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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时而恐惧时而困惑。一方面，他们对于实证科学结论一贯表示尊重，这让他们接受了吸烟与癌症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受到绿色运动和新时代主义的反理性原理的蛊惑，他们对科学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这反映在人们普遍不相信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科学保证。人们一致认同，个人最终主导着自身的新陈代谢，通过知识和自律，有可能设计“一种健康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由锻炼、节食和少量饮酒构成。与此相关的各类指南铺天盖地，包括节食（配有诸如卡路里这些主要物质的科学信息），有时是来自国外的绿色食品（几乎每个餐馆都把沙拉作为配菜）和按科学原理制订的锻炼计划。有些人每天都去健身房，在私人“教练”的指导下进行锻炼，私人教练既可以提供健身指导也可以提供节食建议。布鲁塞尔的立法者坚持要求每一种包装食品必须附带一个说明，让购买者了解他们所要吃的食物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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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两条并行的路径，一条是现代中产阶级对于身体健康的固恋，另一条是其维多利亚祖先对于精神救赎的关注。中产阶级在这两条并行的路上都走到了极端，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又被输入群众运动，想要引导和转变无知而冷漠的工人阶级。当今的营养学家告诫穷人多吃水果，这让人联想到古斯塔夫·多尔的著名雕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客栈里一个牧师对着无家可归的人阅读圣经中的内容。发现了健康生活好处的中产阶级，觉得有义务让他人分享他们的好运。政府也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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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初的一个电视系列节目反映了中产阶级实现这一使命的最强烈愿望，在这个节目中“大腕厨师”杰米·奥利弗为伦敦的工人阶级学童设计了营养餐。起初营养餐遭到抵制，因为学童们更喜欢他们所熟悉的工业化食物（“土耳其多滋乐快餐”），这很适合他们。媒体准确地感觉到了中产阶级的家长作风。[29]政府针对青年肥胖而发起的战争也反映出类似倾向，青年肥胖现象似乎主要是由于不计后果地摄入糖类和脂肪以及静坐于各类屏幕前数小时而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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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国家”的现象又重现了，现在是用腰围和超市手推车里的物品来区分两者。2004年记者玛格丽特·德里斯科尔在哈克尼超市购物时，观察到通往中产阶级餐桌的手推车里是香菜、水果和帕尔玛火腿，而另一个手推车里装着可可波普饮料、白色长寿面包、“今晚鸡”和几瓶探戈酒，这些东西将在市政平房中被消费掉。[30]这一观察结果也得到了统计数据的证实：平均来讲，中产阶级比工人阶级更瘦、更匀称也更长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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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期间也总是存在“两个国家”现象。维多利亚时代延续下来的旅游胜地社会隔离模式保持下来，并且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前往海外度假，这种隔离现象也扩张到海外。西约克郡的领班和中产阶级待在莫克姆，而工人阶级去黑泽。士嘉堡也有自己的分区，上层中产阶级占据着这一旅游胜地的北部，其余的中产阶级在北湾，而工人阶级则在渔港周边地带。[32]地方当局利用他们的权力来维持这种社会隔离。1921年韦斯盖特禁止庞奇和朱迪表演以维持这一地区的高尚形象。[33]旅游作家一直在告诉读者度假时会遇见什么人和什么事。1936年“旅行者入侵”威胁到怀特岛的宁静世界。[34]在国外，中产阶级珍惜那里的平静、离世、纯真，而工人阶级则喜欢海滩、阳光、廉价酒水和他们在家时能享受到的娱乐（和食物）。总的来说，中产阶级到别处总是感到惊骇和变化。1987年一位旅游作家抱怨说，“迈阿密和贝尼多姆风味正在渗入”越来越受欢迎的加勒比群岛。不过，尼维斯还保持着“未受影响”的状态以及兴高采烈而恭敬顺从的土著人。[35]空中旅行越来越便宜，易于识别的度假者侵入以往难以进入的偏远地区。1999年的爱琴岛已被糟粕污染，一位记者曾梦想在那发现真正的“希腊”，但他在米科诺斯被“旅游者地狱缩影”所震惊，那里的摩托车出租店比食品杂货店还多，酒吧和餐馆的数量超过了教堂。[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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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之后中产阶级国外度假的老模式得到回归，乘豪华游轮游览（25英镑7日尼罗河游览和8几尼6周加勒比游览），更便宜的是一周或四晚的法国、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旅游套餐。更为传统的洲际酒店则提供网球场、槌球草坪和邻近的黄金旅游线路。航空旅行也可缩短旅途时间，1937年从克罗伊登到杜维尔的飞行缩短了一个小时，而价钱减少了5英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对旅行津贴的管制打断了航空旅行和国外度假的总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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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机票价格降低和飞机越来越大——但飞机舒适性下降，中产阶级再次涌往国外探险。工人阶级紧随其后，他们拥有与中产阶级一样的梦想：持续的阳光、沙滩和廉价酒店。1954年去西班牙海滨度假地的游客每人只需花一先令就可获得一天的食膳，还可以用一先令购得一瓶当地的红酒。[37]相反，英国的海滨公寓一天的平均花费是30—40先令，还不能保证有阳光。旅游业的变革很快就聚集了动力：1963年霍泰尔派兰集团推出十五天科斯特的布拉瓦酒店住宿而机票价格仅为35英镑。[38]在这之后的30年里，由于有了喷气式飞机，追寻阳光而外出的潮流一直持续，这股潮流蔓延到异常遥远的地方如泰国和印度果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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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分中产阶级十分着迷于他们度假时的新发现。在热门的度假地及周边区域，他们购置养老房产或“按时间段分享”的混合房产，结果产生了一些小型的外籍人社区，在那里他们能享受国外的气候，又通过一些英国式的点缀物——如销售吉尼斯啤酒的酒吧、高尔夫俱乐部和进口的美食，把自己包围在一种“屯军飞地”的气氛之中。一对英国夫妇在法国多尔多涅购买了一个乡村小店，他们发现外籍人小区的中产阶级长途跋涉来他们的小店购买西瑞德麦片和沃克薯片。[39]这些购买者必定是维多利亚旅游者的直系后裔，他们要用自己的茶杯，不习惯吃当地小吃。就像是海外旅游一样，中产阶级移民致力于要领先于普通大众，排他性消费品的价格是高昂的，2005年想在克里特岛寻求“田园诗般的、悠闲的、便宜的”生活的人预先被告诫，他们要能说流利的希腊语。[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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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还一直痴迷于有教育作用的度假，它把娱乐与指导相结合。20世纪70年代，在宜人的乡村环境中的工艺学校向业余爱好者提供织造、铸陶和铁艺的专家指导。[41]业余艺术家受邀学习专业知识，而且还是在宜人环境中学习。1989年一则广告刊登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土耳其的绘画度假游。这类度假游是昂贵的，阿西西的十一日游接近800英镑，4晚的中国游几乎达到2000英镑。[42]还有一些是专门针对音乐爱好者的旅游，安排旅游者前往中东欧和意大利，提供一流的住宿和一系列的音乐会和歌剧演出。通常这类旅游还安排游客参观博物馆、画廊和历史建筑，这样的旅游像是以前上流社会子弟毕业大旅游的现代版。游客获得了精神和身体的充分放松而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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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告数量来判断，观鸟类度假主导着度假市场的改进，考虑到休闲时间惊人般增加，这一点不足为奇。1939年鸟类保护皇家协会的成员不到5000人，而1965年其成员总数达到29000人，此后数量持续增长，1973年为10万人，1998年达到100万人。[43]大约9/10的新成员加入协会的原因是担忧常见鸟类数量的下降，它们是集约化科学农业耕种的牺牲品。由于大众旅游而导致的环境破坏和经济紊乱，让崇尚绿色理念的中产阶级烦恼不已。一些专业性旅游公司，如羚羊旅行社和李察兰达尔旅行社，强调他们对环境问题的敏感性以及对当地发展项目的贡献，这让中产阶级的担心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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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旅游总是会破坏山水风景，海边度假的黄金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后期，这股风潮之后丢下了一连串的拖车公园和海岸小屋。传统的英国海边度假，以及相伴的各种装备——铲子和水桶、沙滩小屋、小码头和棉花糖，最终变成一片衰败景象。这类度假从来都没有真正吸引中产阶级，在喧闹的人群中他们感到不舒服。中产阶级寻求在家的感觉，他们选择康活尔、诺福克和萨福克等地风景如画的渔村，那里与世隔绝而又具有单纯的魅力，苏格兰也有类似的地方。这类地方都被中产阶级所占据，各种各样的熟食店、美食酒吧、餐馆、艺术画廊和古董商店，充分满足了中产阶级的需求。这些场所还采用某些名称来标榜它们以前的经济功能，比如“老面包房”或“史密斯家”等。许多较大的度假胜地——如伯恩茅斯和托基——还包含中产阶级退休人员的居住地，而且通过提升语言学校和会议中心来努力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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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期的度假经历是媒体怀旧的主要内容，这成为电视节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与海边相关的节目（《弗尔塔》和《嘿，嘿》），还是更为亲切、更加纯真的播出时段（《皇冠上的宝石》、《再访故园》以及简·奥斯丁和特罗洛普的戏剧版）。像20世纪50年代所预言的一样，电视成为各个阶级娱乐生活的主要来源。电视时代的到来也带来了一种暗淡的预测：读书终将会越来越少，有一段时期图书馆的借书量下降，1963年之前由于非小说借阅数量惊人增长，导致借书量一度上升。[44]在此期间，超过一千四百万人每个星期日晚上都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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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输给了电视。电影票销售量在1956年上升至顶峰达到1亿英镑，随后30年里逐步下降。与电视一样，电影也通过吸引大批观众来谋取生存，由于这一原因而落入上层中产阶级的文化媚俗之中。1947年《观察家》电影评论家C.A.勒琼断言，电影不再是艺术，而是提供“让人愉快的娱乐”的“庸俗与无知的垃圾”，只要它提供了浪漫内容并让人逃避现实就算是成功了。“我认为把痛苦加入我们的娱乐毫无意义”。[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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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有时甚至是愤怒，逐渐地渗入电影、戏剧和电视中，就像是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新现实主义戏剧。有关工人阶级的剧情和年轻的“愤怒”戏剧家的正义刺激了中产阶级戏剧爱好者的良心，甚至把他们变成了社会人类学家。1964年丹尼斯·波特的电视剧《投票，投票，投票给奈吉尔·巴顿》因其粗鲁的诚实而受到广泛称赞。[46]这个戏剧的结尾是这样的：晚餐舞会上保守党候选人阿奇博尔·莱克队长发表完他的陈腐演讲之后，剧中英雄把两个手指戳到了他的脸上。此剧还有续集，续集中一位工人阶级主妇告诉巴顿：“嗯，我们是劳动者，我们都是为了驱除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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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中产阶级的敏感神经徘徊在20世纪70年代的宽容情绪之中，而剧院经理们则担心朝这个方向走得太远。他们拒绝了《胡子》（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部超现实主义戏剧，剧情围绕着简·哈洛和小家伙比利之间的舔阴行为，但是他们又接受了《哦！加尔各答！》中的裸体场景。一位演员对此潮流评论说：“我是一个演员，我不想因为我那家伙的大小而成名”。[47]感谢BBC二台，先锋派剧作家们可以不顾及商业性的导向，这个电视台播出约翰·阿登、乔·奥顿和丹尼斯·波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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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以后机构对于艺术的投入赞助在增长，其最强大的教父性机构是艺术理事会，它建立于1945年，由此使战争时期对艺术的资助永久化。到1970年，这个由中产阶级所主导的机构年预算达到900万英镑，其附属的各类委员会专门针对某一领域的艺术——如音乐、戏剧和文学——进行赞助[48]。一些公立和私立机构对艺术的赞助额不断膨胀，中产阶级在这些机构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1961年新林肯画廊出售的现代画作的主要买家是县政务局、大学和中小学。[49]1989年受托管的陶瓷雕塑在学校操场、教堂、图书馆、火车站、一个火葬场、一所医院和一个会计事务所办公室展示。[50]这是针对所有人的艺术，但是艺术作品的选择是委托给一些委员会来实施，而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数是中产阶级。20世纪末，新出现的一类专家来帮助人们选择艺术作品，1977年城市大学开始培养“艺术评论与管理”专业的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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