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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媒体的知识性特征在改变，这成为1990年安德鲁·尼尔诽谤诉讼案争论的根源，安德鲁·尼尔（毕业于佩斯利文法学校和格拉斯哥大学）是《星期日时代》的编辑，他诉讼的对象是佩里格林·沃索恩爵士——《星期日电讯》的编辑。沃索恩诧异于尼尔的“名人”生活方式，这包括与帕梅拉·博尔德——据称是一个妓女——的暧昧关系。严肃报刊的编辑认为花花公子的世界与严肃报刊编辑身份不相符合，严肃报刊编辑应该是一个文化人，建立与杰出人物——如坎特伯雷大主教、牛津和剑桥大学校长这类人物——的亲密关系。夜总会倒是可以去，比如安娜贝尔夜总会，因为沃索恩所仰慕的贵族们经常光顾那里。沃索恩诉讼未能获胜，这场诉讼是老的上层中产阶级与新的、凭能力上位的上层中产阶级之间的小争斗，这批新成员绝不会被那些老规矩吓倒。[20]尼尔与沃索恩的诉讼是一个信号，提醒人们阶级之间神秘而细微的差异还是存在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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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官司之后一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英国人——5/6的人——认为无阶级社会绝不可能产生。[21]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类似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结果，半数人口认为阶级区分是“合理的”，超过3/4的人认为阶级区分是“不可避免的”。[22]英国人对生活于阶级区分环境中没什么不满意，尽管战争期间和战后都有可怕的警告，声称阶级区分会阻碍进步。1978年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考察了英国动荡经济形势之后宣称：“只要你还保持着该死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你就永远无法向前走。”[23]然而，在这20年里，英国经济十分繁荣，而德国则受累于过度宽松的福利体制，这正如其批评者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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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1994年的一项分析，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复苏瓦解了社会等级制度。由德国和日本引入的新的企业组织结构鼓励“民主”和“平等”，这“模糊了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区分”。如果的确如此的话，那么公司忠诚以后会不会取代社会和种族认同呢？[24]这与撒切尔夫人的社会理念相一致。1985年她对伊顿公学的学生说，“我希望人们会变得不那么关注地位身份而更多地关注勤奋努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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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最近的相关研究也没有显示这种迹象。[26]1970年一位工人观察到，追求身份地位是定义中产阶级的主要特征之一，“他们看不起那些用手工作的人，他们把时间都花在考虑如何在西班牙度假，如何买一辆‘莫里斯1100’等这类事情上”。这一说法的后半部分也适合现今的情况，虽然现在的汽车都是“四轮驱动”，度假地点可能变为泰国或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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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的中产阶级还会“看不起”其他的人吗？在公共领域，中产阶级在口头上认同平等的抽象概念，但私下里他们还是倾向于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价值和智力的差异。这也是剧作家丹尼斯·波特感兴趣又困惑的问题。他是一个矿工的儿子，毕业于文法学校，然后上了牛津大学，在那里他发现周围都是来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公共学校毕业生。有一次，他把自己工人阶级未婚妻介绍给他们，过后他写道：“她的感觉一定像一个普通士兵进了军官食堂，这就像我之前的感觉一样……她跟他们在一起觉得不舒服，而他们也觉得不舒服。”波特对于他与他的服务生之间的关系尤其感到不舒服，他不想居高临下地对待他，但又担心他的服务生应该没有发现他的工人阶级背景。其他的文法学校毕业生则随波逐流，波特指责他们是“谄媚者，接受他们所能接受的牛津行为方式，好像这样就可能远离他们的过去”。“像大多数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人一样”，波特希望能逃离过去但又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原来的“认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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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由于直言坦承社会歧视而为自己赢得了名声，人们以往感觉到社会歧视但出于礼貌而闭口不言，这些社会歧视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促使他对停着的劳斯莱斯吐口水。波特在电视上吐露心声，还写了一本书（《光彩夺目的吉芬》）讲述他的经历。他的坦率可能会触及某些人的痛处，但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就像一位同样背景的女大学生所观察到的：“作为1950年代末期的工人阶级，我们对此加以夸赞而使其有很大影响。”[28]1960年《女王》杂志刊登了许多这类背景的年轻作家的作品，比如基思·瓦特豪斯（他的父亲赶着马车售卖蔬菜水果）和艾伦·西利托（他辍学去自行车厂工作）。[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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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一代工人阶级作家，他们的小说因为坦率和“勇敢”而受到欢迎，这正是北部工人阶级的直率性格，这种性格让人耳目一新而又有感染力。工人阶级出身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反而很有个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尼古拉斯·卡特——一个小企业主——在1976年宣称：“我很自豪我是中产阶级，但我不像那些那样……回避工人阶级出身。”他住在柴郡的威姆斯洛，并很自豪地断言，“即使那里没有一个中产阶级，至少我们是在英国，这就足够了。那里只有很少的左派‘大人物’，不是吗？”[30]卡特也很怀念中产阶级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那时英国可以号令全球，可以派出炮舰强制别国服从它的命令。他的观点并不少见，许多中产阶级还是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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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中产阶级是有野心的工人阶级所追求的目标，这种认知让人欣慰。然而，正如费迪南·芒特所说，这样的地位上升需要下层中产阶级拼命往上爬。他们与郊区之间的联系也不那么让人愉快，这就是为什么芒特说：“只有当人们成功地向上爬了，他们才会很高兴地说出自己出身于下层中产阶级。”[31]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上层中产阶级一直认为郊区是心胸狭窄的小市民的生长地。即使在上层中产阶级圈子里，也存在着地位和声望的细微差异。1985年，来自亨特利和帕默的戈登·帕默上校对伊顿公学的学生说：“人们愿意说自己是劳埃德的股票经纪人，但不会说他们是做工程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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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令人极其遗憾的是，人们的势利谄媚没有减少。这一直深深地根置于民族的幽默感之中。下层民众的无知、无能和拙于辞令引来伊丽莎白戏迷的大笑，它也充斥于18世纪的笑话集和庞奇漫画当中。中产阶级嘲笑那些乡下土老帽和蠢笨的仆人，而最近的嘲笑对象是埃塞克斯女孩，以及苏格兰的“小混混”。所有的年轻人和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习惯、口味和外表都受到毫不掩饰的嘲笑。嘲笑下层阶级习性，对下层阶级个人和群体表示蔑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不过，如果涉及种族，这样的行为被法律所禁止，这是2005年通过的法律，还有对宗教也不能嘲笑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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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夏嘲弄夹杂着屈尊娱乐了电视观众。一个电视节目（《你吃什么是什么》）表面上是说工人阶级的饮食习惯，但其荒唐程度令记者朗·利德尔感到震惊。它“把憨厚、无用和肥胖的英国下等人的行为种种暴露无遗”。观众有机会“大声嘲笑这些下里巴人，观看他们由于明显地不负责而受到聪明的中产阶级的一再击打”。其代表就是一个专横的女营养师，她严厉斥责超重的工人阶级伊冯娜，因为她愚蠢地饮用过多糖类食物。当她的粪便检查报告出来并被指责缺乏营养物质时，她被降级。一个速成节食很快产生出来，利德尔称其为“一个坚硬而庞大的中产阶级屎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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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阶级”并不可笑，恰恰相反，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他们占据着社会底层的位置，他们的暴力行为似乎威胁到中产阶级的安全。新闻媒体加剧了中产阶级的焦虑，而政客们则承诺会保护他们。1995年影子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宣布，他将清除街上“有攻击性的乞丐、酒鬼、吸毒者和擦刷器小贩”，守法公民可以不受滋扰地外出行走。1595年和1895年政府也有过类似的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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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里巴人的嘲笑以及媒体阵发性地担忧下层阶级的犯罪行为，表明21世纪之初英国还是一个等级分层的社会，但与90年前相比，甚至与50年前相比，它的分层特性明显弱化。许多表面性的阶级区分消失了，或者模糊化了。1931年有一则奥嘟罗诺除臭剂广告承诺，可以消除无法清洗的体味导致的“社交耻辱”，而20年后，工人阶级还是一周洗一次澡。[34]现今由于现代热水系统，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每日洗澡，虽然对保持“个人清洁”有些过度敏感。同样地，由于洗衣机和现代织物，衣物的清洁程度不再表明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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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你穿什么样的衣服还是可以表明地位身份，其原因很简单，服装还继续履行其古代功能——申明穿衣者的财富和地位。乔治·奥威尔保险推销员乔治·鲍林，身穿灰色西装、50先令的大衣和圆顶硬礼帽，这身打扮不会让人误会他是一位“绅士”。1986年在一场招聘面试中，一个身穿细条纹西装、头戴圆顶硬礼帽的年轻人给面试人员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受到良好教育”、“聪明过人”和“积极主动”的人。另一位身穿牛仔裤的候选人自然被认为是申请劳务性或维修性工作的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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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的社会语言一直就十分复杂。消费能力显然是重要的，1992年《经济学家》杂志就通过区分衬衫的等级类型指明了这一点：“滴干型”、“高棉含量型”和“全棉型”。[36]其他一些考虑也在发挥作用，尤其是来自同辈群体紧跟时尚的压力，年轻人和任何想显示其地位的人都痴迷于此。这些群体穿着戴有某位“设计师”标签的服装自信满满，这就等同于以往年代的人戴着丝绸帽子和羔皮手套、拿着镶银手杖，用这些物件装备的D.H.劳伦斯的弟弟给他以前的邻居留下深刻印象。背心口袋炫耀地露出的金链子和寻觅器，现今被“先进的”手机所取代。这两种东西都招来嫉妒和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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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阶级以及阶级内的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制服表明他们是谁（或认为他们是谁），并确保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被他们的同类所接受。出于同样的原因，年轻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制服，声明他们所推崇的流行音乐风格。中性的或“无阶级性的”服装，比如牛仔裤、T恤衫、棒球帽通常来自美国，但就像其他的现代服装一样，根据裁剪式样以及价格也可以分出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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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总是可以伪装或修饰个性。现今也可以通过硅胶或美容手术来造假。这类手术可以消除老年斑、保持某种程度的青春、塑造身体曲线和根据个人的美容理想来整形。2004年英国有大约65000例这类手术，其中9/10是女性做手术。这种手术费用十分昂贵，在下层中产阶级和较富裕的工人阶级中最受欢迎。人们整容所追求的最完美范式是想象电影女演员和女模特。[37]这样的仿效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显示当代人对名人的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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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流畅和词汇使用也可以区分不同的阶级，不过口音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20世纪30年代，T.E.劳伦斯作为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名士兵，有时受他的工人阶级同志们的怂恿，用他的“花花公子语言”去整他们的上司。语言是“他人”用来攻击“我们”的武器，当然反过来使用这种武器也能令人振奋。知道劳伦斯的人会记得，他用“具有优越感的口音”讲话，也就是说用BBC、后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公立学校、牛津和剑桥通行的发音，这种腔调是官方发音，BBC新闻主播和电影纪录片评论家就用这种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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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之后这种发音在电波中逐渐消失。它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有一段时间文法学校也在教学生这种发音，但后来综合考试不再包括这个内容。1963年人们注意到，萨福克的LCC（伦敦郡议会）寄宿学校的学生都采用“中性的戴维·弗罗斯特口音”说话，这让人觉得他们都“真正无阶级性”。有些人还担心，他们本身的工人阶级文化会“被消除”，但在这个时期去阶级性是一种时尚。[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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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些自相矛盾，当人们热衷于追求外表服装的身份差异化之时，却在语言发音方面毫不在意。现今中产阶级的口音只能在电视上播出的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刚结束时拍摄的电影中听到，中产阶级口音现在成了一种障碍，这样的口音传达出一种优越感，这是与当代平等主义精神相矛盾的。20世纪80年代寻求“酷感”的中产阶级青年模仿工人阶级口音和说话方式以获得“街头信誉”。这导致了“河口湾”英语盛行，这是南伦敦腔带鼻音的说唱，强调含混不清的表述，在每一个句子里都加进一些多余的词——比如“li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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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戏剧学校觉得无法忍受学生的语言状况，他们含混不清的语言表明他们不可以扮演古典角色。学校开设补救课程来教他们旧的标准发音。在新生中很难找到一个人可以扮演汤姆·布朗，出演他那个时代学校生活的电视剧。[39]最后，发现了一个公立学校学生，他可以按标准说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世纪30年代的汤姆·布朗可以讲着一口粗声粗气的德文家乡话。那些想赢得公众喜爱的人使用“中性口音而避免‘过于高雅’的发音”，据称“过于高雅”的发音会让自己孤立，那些通过教育而改变口音并获得自信的人会疏远自己。克莱门特·艾德礼为了进入公立学校和剑桥大学就改变了自己的高雅口音，现代工党政治家们都竭尽全力地隐藏自己原来的口音，不这么做的话就会有傲慢之嫌。2005年5月大选时，前保守党议员迈克尔·布朗就很赞赏地注意到，一个毕业于公立学校和牛津大学的工党候选人，穿着休闲服装——这样就看不出他的出身背景——进行拉票活动。在公共生活领域，像伯蒂·伍斯特一样带着冷淡语气讲话的人会有障碍，一位BBC制片人把一个很杰出的人排除在读书节目之外，因为听众可能对他的“高雅”发音有抵触情绪。[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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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产阶级的发展史上，上层中产阶级的独特口音的生命史很短暂。它的上升和衰落与时而爆发对“特权”的抵制相吻合。“特权”是左派思想家和作家通常采用的词汇，每当他们想揭露和消除他们所谓的社会固有不平等时，他们就会提到这个词。特权象征着不平等，尤其看重中产阶级口袋里的资源。他们有更多的钱，因此就能得到所有最好的东西，特别是教育。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这是一个被证实的普遍规律，即便如此，它却否认了一个事实：财富分配方式在发生改变。郊区的繁殖和路上跑的廉价汽车就很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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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及之后的统计数据都显示人数较少的群体占有极大数量的国民财富，这就证明“特权”还是存在的。社会其他成员所享有的其余财富数量在增长，而且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有所获益。20世纪50年代后期，工党议员和未来的部长梅林·瑞斯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及其对工人阶级成员的影响。拥有支票簿和建筑学会证书能体现出人们的地位。“他注意到，妇女深切地感受到了‘新的社会氛围以及如何做出回应’。”[41]一位做问卷调查的社会学家证实，他观察到一种趋势，妇女的社会地位提高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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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50年里，人们会越来越少地需要这些歪曲事实的陈述，中产阶级的数量在增长，前面我已经解释了其中的原因。目前中产阶级是一个不断伸展的大众群体，它也许占社会成员的2/3。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中产阶级，通过这种方式一种无阶级状态得以实现。这样的社会转型并未减少人们对特权的攻击。新工党可以接受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但它并没有完全抛弃工党历史传承下来的平等主义。一方面，它的政策鼓励竞争、私人投资、消费信贷、房屋所有权和客户选择，所有这些都是绝大部分中产阶级所喜爱的。而另一方面，工党领导人又会对中产阶级感到愤怒，因为他们利用手中的资源获取比现代国家所提供得更多的教育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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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所涉及的核心假设是，每一个人都分享或应该分享中产阶级的抱负志向。撒切尔夫人和托尼·布莱尔多次赞同和鼓励这种抱负，但它导致了政治问题。那些已经是中产阶级的人想让自己的孩子继续他们的身份地位，他们给孩子提供所有的优势（比如书籍、训练他们遵守纪律、给予他们鼓励），这有助于孩子们的进步。他们自发自愿地这么做，但在这一过程中，有时他们需要自我克制。只要左派提出“特权”或“优势”这类问题时，他们就得记住自我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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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党决定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迫使大学限制公立学校毕业生入学而不论学业成绩好坏。某些议案否决了中产阶级的信念——才能培养应该是免费的，但它们隐含在市场竞争规则之中（比如“目标”和“处罚”），这些也是中产阶级所推崇的东西。大学服从了国家的要求，但同时它们也有了通过提升学费的方式来对应市场压力的权利。维多利亚中产阶级做过许多努力把大学变为独立的公共机构，而现在它们都成了国家的收费代理人。2005年5月大选中自由民主党敏锐地感觉到了中产阶级的忧虑，它承诺让国家把一部分学费返回给大学，这可能有助于它争取中产阶级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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