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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夏嘲弄夹杂着屈尊娱乐了电视观众。一个电视节目（《你吃什么是什么》）表面上是说工人阶级的饮食习惯，但其荒唐程度令记者朗·利德尔感到震惊。它“把憨厚、无用和肥胖的英国下等人的行为种种暴露无遗”。观众有机会“大声嘲笑这些下里巴人，观看他们由于明显地不负责而受到聪明的中产阶级的一再击打”。其代表就是一个专横的女营养师，她严厉斥责超重的工人阶级伊冯娜，因为她愚蠢地饮用过多糖类食物。当她的粪便检查报告出来并被指责缺乏营养物质时，她被降级。一个速成节食很快产生出来，利德尔称其为“一个坚硬而庞大的中产阶级屎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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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阶级”并不可笑，恰恰相反，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他们占据着社会底层的位置，他们的暴力行为似乎威胁到中产阶级的安全。新闻媒体加剧了中产阶级的焦虑，而政客们则承诺会保护他们。1995年影子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宣布，他将清除街上“有攻击性的乞丐、酒鬼、吸毒者和擦刷器小贩”，守法公民可以不受滋扰地外出行走。1595年和1895年政府也有过类似的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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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里巴人的嘲笑以及媒体阵发性地担忧下层阶级的犯罪行为，表明21世纪之初英国还是一个等级分层的社会，但与90年前相比，甚至与50年前相比，它的分层特性明显弱化。许多表面性的阶级区分消失了，或者模糊化了。1931年有一则奥嘟罗诺除臭剂广告承诺，可以消除无法清洗的体味导致的“社交耻辱”，而20年后，工人阶级还是一周洗一次澡。[34]现今由于现代热水系统，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每日洗澡，虽然对保持“个人清洁”有些过度敏感。同样地，由于洗衣机和现代织物，衣物的清洁程度不再表明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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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你穿什么样的衣服还是可以表明地位身份，其原因很简单，服装还继续履行其古代功能——申明穿衣者的财富和地位。乔治·奥威尔保险推销员乔治·鲍林，身穿灰色西装、50先令的大衣和圆顶硬礼帽，这身打扮不会让人误会他是一位“绅士”。1986年在一场招聘面试中，一个身穿细条纹西装、头戴圆顶硬礼帽的年轻人给面试人员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受到良好教育”、“聪明过人”和“积极主动”的人。另一位身穿牛仔裤的候选人自然被认为是申请劳务性或维修性工作的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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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的社会语言一直就十分复杂。消费能力显然是重要的，1992年《经济学家》杂志就通过区分衬衫的等级类型指明了这一点：“滴干型”、“高棉含量型”和“全棉型”。[36]其他一些考虑也在发挥作用，尤其是来自同辈群体紧跟时尚的压力，年轻人和任何想显示其地位的人都痴迷于此。这些群体穿着戴有某位“设计师”标签的服装自信满满，这就等同于以往年代的人戴着丝绸帽子和羔皮手套、拿着镶银手杖，用这些物件装备的D.H.劳伦斯的弟弟给他以前的邻居留下深刻印象。背心口袋炫耀地露出的金链子和寻觅器，现今被“先进的”手机所取代。这两种东西都招来嫉妒和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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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阶级以及阶级内的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制服表明他们是谁（或认为他们是谁），并确保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被他们的同类所接受。出于同样的原因，年轻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制服，声明他们所推崇的流行音乐风格。中性的或“无阶级性的”服装，比如牛仔裤、T恤衫、棒球帽通常来自美国，但就像其他的现代服装一样，根据裁剪式样以及价格也可以分出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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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总是可以伪装或修饰个性。现今也可以通过硅胶或美容手术来造假。这类手术可以消除老年斑、保持某种程度的青春、塑造身体曲线和根据个人的美容理想来整形。2004年英国有大约65000例这类手术，其中9/10是女性做手术。这种手术费用十分昂贵，在下层中产阶级和较富裕的工人阶级中最受欢迎。人们整容所追求的最完美范式是想象电影女演员和女模特。[37]这样的仿效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显示当代人对名人的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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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流畅和词汇使用也可以区分不同的阶级，不过口音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20世纪30年代，T.E.劳伦斯作为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名士兵，有时受他的工人阶级同志们的怂恿，用他的“花花公子语言”去整他们的上司。语言是“他人”用来攻击“我们”的武器，当然反过来使用这种武器也能令人振奋。知道劳伦斯的人会记得，他用“具有优越感的口音”讲话，也就是说用BBC、后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公立学校、牛津和剑桥通行的发音，这种腔调是官方发音，BBC新闻主播和电影纪录片评论家就用这种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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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之后这种发音在电波中逐渐消失。它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有一段时间文法学校也在教学生这种发音，但后来综合考试不再包括这个内容。1963年人们注意到，萨福克的LCC（伦敦郡议会）寄宿学校的学生都采用“中性的戴维·弗罗斯特口音”说话，这让人觉得他们都“真正无阶级性”。有些人还担心，他们本身的工人阶级文化会“被消除”，但在这个时期去阶级性是一种时尚。[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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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些自相矛盾，当人们热衷于追求外表服装的身份差异化之时，却在语言发音方面毫不在意。现今中产阶级的口音只能在电视上播出的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刚结束时拍摄的电影中听到，中产阶级口音现在成了一种障碍，这样的口音传达出一种优越感，这是与当代平等主义精神相矛盾的。20世纪80年代寻求“酷感”的中产阶级青年模仿工人阶级口音和说话方式以获得“街头信誉”。这导致了“河口湾”英语盛行，这是南伦敦腔带鼻音的说唱，强调含混不清的表述，在每一个句子里都加进一些多余的词——比如“li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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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戏剧学校觉得无法忍受学生的语言状况，他们含混不清的语言表明他们不可以扮演古典角色。学校开设补救课程来教他们旧的标准发音。在新生中很难找到一个人可以扮演汤姆·布朗，出演他那个时代学校生活的电视剧。[39]最后，发现了一个公立学校学生，他可以按标准说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世纪30年代的汤姆·布朗可以讲着一口粗声粗气的德文家乡话。那些想赢得公众喜爱的人使用“中性口音而避免‘过于高雅’的发音”，据称“过于高雅”的发音会让自己孤立，那些通过教育而改变口音并获得自信的人会疏远自己。克莱门特·艾德礼为了进入公立学校和剑桥大学就改变了自己的高雅口音，现代工党政治家们都竭尽全力地隐藏自己原来的口音，不这么做的话就会有傲慢之嫌。2005年5月大选时，前保守党议员迈克尔·布朗就很赞赏地注意到，一个毕业于公立学校和牛津大学的工党候选人，穿着休闲服装——这样就看不出他的出身背景——进行拉票活动。在公共生活领域，像伯蒂·伍斯特一样带着冷淡语气讲话的人会有障碍，一位BBC制片人把一个很杰出的人排除在读书节目之外，因为听众可能对他的“高雅”发音有抵触情绪。[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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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产阶级的发展史上，上层中产阶级的独特口音的生命史很短暂。它的上升和衰落与时而爆发对“特权”的抵制相吻合。“特权”是左派思想家和作家通常采用的词汇，每当他们想揭露和消除他们所谓的社会固有不平等时，他们就会提到这个词。特权象征着不平等，尤其看重中产阶级口袋里的资源。他们有更多的钱，因此就能得到所有最好的东西，特别是教育。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这是一个被证实的普遍规律，即便如此，它却否认了一个事实：财富分配方式在发生改变。郊区的繁殖和路上跑的廉价汽车就很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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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及之后的统计数据都显示人数较少的群体占有极大数量的国民财富，这就证明“特权”还是存在的。社会其他成员所享有的其余财富数量在增长，而且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有所获益。20世纪50年代后期，工党议员和未来的部长梅林·瑞斯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及其对工人阶级成员的影响。拥有支票簿和建筑学会证书能体现出人们的地位。“他注意到，妇女深切地感受到了‘新的社会氛围以及如何做出回应’。”[41]一位做问卷调查的社会学家证实，他观察到一种趋势，妇女的社会地位提高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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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50年里，人们会越来越少地需要这些歪曲事实的陈述，中产阶级的数量在增长，前面我已经解释了其中的原因。目前中产阶级是一个不断伸展的大众群体，它也许占社会成员的2/3。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中产阶级，通过这种方式一种无阶级状态得以实现。这样的社会转型并未减少人们对特权的攻击。新工党可以接受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但它并没有完全抛弃工党历史传承下来的平等主义。一方面，它的政策鼓励竞争、私人投资、消费信贷、房屋所有权和客户选择，所有这些都是绝大部分中产阶级所喜爱的。而另一方面，工党领导人又会对中产阶级感到愤怒，因为他们利用手中的资源获取比现代国家所提供得更多的教育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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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所涉及的核心假设是，每一个人都分享或应该分享中产阶级的抱负志向。撒切尔夫人和托尼·布莱尔多次赞同和鼓励这种抱负，但它导致了政治问题。那些已经是中产阶级的人想让自己的孩子继续他们的身份地位，他们给孩子提供所有的优势（比如书籍、训练他们遵守纪律、给予他们鼓励），这有助于孩子们的进步。他们自发自愿地这么做，但在这一过程中，有时他们需要自我克制。只要左派提出“特权”或“优势”这类问题时，他们就得记住自我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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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党决定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迫使大学限制公立学校毕业生入学而不论学业成绩好坏。某些议案否决了中产阶级的信念——才能培养应该是免费的，但它们隐含在市场竞争规则之中（比如“目标”和“处罚”），这些也是中产阶级所推崇的东西。大学服从了国家的要求，但同时它们也有了通过提升学费的方式来对应市场压力的权利。维多利亚中产阶级做过许多努力把大学变为独立的公共机构，而现在它们都成了国家的收费代理人。2005年5月大选中自由民主党敏锐地感觉到了中产阶级的忧虑，它承诺让国家把一部分学费返回给大学，这可能有助于它争取中产阶级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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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目前保持着政治平衡状态，它将要决定在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里他们是否可以生存和兴旺发达，这个国家行使着比以往和平时期都多的权力，并且也比以往政府更加专心致志地打着宗教激进恐怖主义开战的幌子。几乎所有的政治和个人自由都是通过中产阶级的抗争来加以确保，某些人认为，中产阶级的某些成分，尤其是律师，一直处于抗争运动的前列，抵制新工党最近提出的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威权宪法和法律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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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和征服伊拉克极大地触犯了中产阶级长久保持的社会良心，在2005年大选中专业性的和受过较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开始疏离新工党。之后，有些分析家怀疑托尼·布莱尔是否已经失去了他感知中产阶级情绪的本能天赋。此外，中产阶级对新工党的失望，并未促使中产阶级重燃他们与保守党的恋情，虽然保守党在英格兰东南部的中心地带已经取得一些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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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中产阶级仍然是有才华的较低阶层人员所追求的目标。演员迈克尔·甘本——以前是一个工具制造者学徒，针对别人指控他过于热衷于挣钱而为自己辩护说他不再关心这类事情。“我已经加入中产阶级，我已经接受了骑士勋章，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还是加里克俱乐部成员。”[43]这是一个永远都值得庆祝的成就，但是今天它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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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在国家继续演进过程中，中产阶级一直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有机体。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和代际等因素使中产阶级处于割裂状态。进入中产阶级一直是移民所追求的目标，有犹太人、意大利人、锡克教徒、印度教徒、非洲人、加勒比黑人和穆斯林中产阶级，最后两类人人数很少，但数量在增长。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常处于过渡亚种类，如斯隆流浪者或年轻的老古板——他们的品位和行为引起了时尚大师们的注意。1980年代的这些现象提醒人们，自成一派、随大流和模仿都是中产阶级生活的持续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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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念多样性方面也是如此。在风力农场问题上审美主义者与环境主义者争吵不休，而对于作为道德仲裁者的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世俗主义者与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展开战斗。部分中产阶级成员对于新事物采取开放态度，而另一些成员则惧怕新事物。亚历克斯们很高兴充分发挥市场力量，而韦伯们则想控制这种力量。品位也会引发怒气。2004年在蒂塞德的一个新房产中，一幢半独立式住宅的业主用圣诞灯饰装饰房屋，他的邻居气得中风，有人写匿名信说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而一个人则宣称：“你的房子看起来像是宾果大厅与妓院的交叉口。”[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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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当中的无数分歧具有欺骗性。这些分歧以及中产阶级发生突变的能力提供了某种灵活性，使中产阶级有可能在社会中保持其优势地位。中产阶级的权力仍然是巨大的而且是明显的，他们是社会的组织者和服务者，他们使社会运行。他们提供专业知识，运作国家机器，主导各类商业企业。中产阶级从来都不受单一的哲学理念所引导，总体上说，是实用主义和妥协驱动着中产阶级前进。然而，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有关中产阶级信仰的文章——其观点从来没有获得过广泛接受，解释中产阶级思想和行为背后的主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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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的一个信念是中产阶级代表了民族的进取心和精神，中产阶级懂得需要做什么和如何实现它。在其历史上，中产阶级相信个人自由，个人可以想和做他所希望的事（在不违背理性和法律的情况下以及获得政府认可的情况下）。中产阶级主张国家应该保护他们和他们的财产，而且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依据其才能而上升流动，也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对教育寄于极高的期望，他们想让其子女获得教育，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获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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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真实的或虚构的触犯个人权利行为以及阻碍个人进取心的企图，中产阶级都会加以抵制。他们津津乐道于消费的快乐，享受努力工作而获得的回报，但很大一部分人感觉到，他们的物欲满足是以他们的痛苦为代价的。良知中和了自私。最为重要的是，中产阶级对其自身有着超强的自信，这种自信也有充足的理由：500多年来，正是他们为这个国家提供了秩序、方向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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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immonds，Mrs Weber’s Diary，pa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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