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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亚历克斯是一个艺术夸张人物，但他是反映现实的最好的漫画人物。他真诚地相信，他的智力和努力值得丰厚的回报，生活就是达尔文适者生存的战场，有能力的人就会获得成功。而没有能力的人，依靠他人慈善生存的人都是寄生虫。以往以及现在有一部分中产阶级认同他的观点。亚历克斯会认为他的工资水平是合理的，因为他冒了风险，不仅是用他人的钱来冒风险，而且也用他自己的未来冒险。在后来的一集中，亚历克斯被裁员了（跟许多他的同类一样），只好去找新工作。乔治·韦伯的收入（1970年代后期大学讲师一年收入在5000英镑—8000英镑）远比亚历克斯低，但作为公共部门的雇员，他享有就业保障和丰厚的养老金。在后来的20年里，人们失去了就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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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和韦伯夫妇很巧妙地显示出中产阶级内部存在的重要而持久的区分。现实中的韦伯人数众多而且特征鲜明。1970年一位社会学家在其论著中把这些食草动物类中产阶级的特征描述为受过良好教育、有前途、开放、激进、把自己看成是局外人、敌视宗教组织、表面上轻视社会仪式并且不适应竞争。他们的嗜好就是丰富身体和心灵，包括诸如“牛奶麦片早餐、雷诺4汽车、互惠互助、黄铜拓印、桑拿浴、《哪一个》、讨论小组、尖果沙拉……在希丹兹的一小块农田、无痛分娩、全麦面包、交心治疗小组、手指画、涉足神秘之事、裸体”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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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韦伯夫妇一样，这些生物生活于波希米亚主义的阴影之下，大部分人作为国家的公仆来谋生，虽然他们更愿意选择“社区”这个词。他们参与公共事物，自认为有责任关照无家可归的人和伤残人士，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感到内疚，当他们发现不公正现象或环境危害现象就会大惊小怪。他们的影响力超过了他们的人数规模，他们沾沾自喜地认为他们是国家的良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2005年5月大量中产阶级因伊拉克战争而抛弃新工党并转向自由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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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一些理由使这些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获得了政治觉醒。他们所珍惜和为之工作的机构已经被企业竞争精神以及相关的执行、目标和“解决方案”所渗透，慰藉与怜悯不会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此外，还有一个涉及整个中产阶级利益的问题，国家未能兑现人们所期望的免费提供福利和教育。国家科层体制日益复杂，其成本不断攀升，这让人有一种感觉，国家机器的规模和复杂性已经使问题达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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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不会担忧国家是否提供这些服务设施，他掏自己的腰包来支付这些东西。他这类人还具有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冷酷无情的制造商和企业家，他们的冷酷无情表现得比17世纪和18世纪的商人和金融家更严厉。他们的拼命劲、敏锐感、野心和残酷继承于年轻的“宇宙主人”——20世纪80年代在伦敦中心区发了大财的人。他们大胆妄为和勇往直前获得了巨额回报，1992年一个伦敦投机家说，在汇率风潮当日他就赚了50万英镑。[4]这样的危机巨变只是例外事件，但日常的丰富回报足以吸引大批高智商人才。1971年有114位牛津和剑桥大学毕业生进入伦敦中心区，到1994年上升至446位毕业生追随亚历克斯进入此区。而进入教学领域和公共部门的毕业生数量暴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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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男女成为会计师、商业和企业律师、商业银行家，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极其富有的超级种群，他们是大都市精英。这些向上流动的人被称为“雅皮士”，下层人士对他们既羡慕又嫉妒。“果酱混蛋”（指被天上掉的馅饼砸中的人）和“你得到这么好的工作”是1988年人们对“雅皮士”现象的两种反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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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私有化过程中，那些处于管理职位的雅皮士购置股权，给自己颁发津贴，他们激起了人们的嫉妒与愤怒。英国天然气公司主席塞德里克·布朗极其贪婪（在1994年他赚了45.7万英镑），因此媒体给他起的绰号是“塞德里克猪”，像他一样的人被称为“肥猫”。布朗手下的销售总监诺尔曼·布莱克的收入是25万英镑，他不太明智地告诉车间工人，他们的报酬太高了。[7]同等收入的人为他们的高收入辩护，他们对公司有真正的价值，但这一说法却站不住脚，因为高收入管理者让公司利润下滑。人们对于无能和失败的高回报有着道德上的厌恶。喜剧演员亚历克西斯·塞尔代表了一种共同的而又愤世嫉俗的反映，他观察到，高层管理者之所以如此大方地给自己付高薪，其原因就如同狗舔皮球，因为它知道它可以这么做。《时代》杂志前主编西蒙·詹金斯的表述则较为温和有礼，他把这些人的行为描述为“对那些努力工作而获得固定报酬的人的侮辱”。[8]中产阶级的正统观念仍然很强，他们认为报酬高低应根据智力水平和努力程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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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和韦伯夫妇以及他们的同类，还有获得过高收入的管理者们，都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自1914年以来，他们一直觉得历史站在了他们的一边。他们所得的好处并不总是显而易见。有些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困苦，每当经济危机与工人阶级的好斗性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以及某些时期他们会紧张他们的未来。中产阶级具有一种长期保持的心态特征，他们想为自己和子女争取长期的保障，但又很容易陷入短期恐慌。目前他们对于穆斯林恐怖主义的担忧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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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赋是中产阶级的永恒烦恼，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危言耸听的预测声称，税赋会扼杀中产阶级，之后的90年里这类悲鸣一再重复，保守党掌控的新闻媒体一直如此。1985年《每日邮报》谴责工党的计划是“通过打击富人来帮助穷人”，它就如同一根“刺”会刺伤整个中产阶级。[9]人们很熟悉这样的论调，它使中产阶级处于一种防守状态，并成为保守党手中的武器，这可能解释为什么在最近的三次大选中新工党一直激烈争论要不要增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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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性爆发的关于中产阶级应该缴多少税的政治争论，其背后所隐含的是一个更加广泛而重要的问题，它所涉及的是社会性质问题。在1914年之前的几年里，自由主义者提出了立法的基础原则，即国家应该监督收入再分配，为了社会公平而把富人收入转移到穷人那里。自那以后，巨大的政治力量集中于推进体制变革，从而达到上述目标而使所有人感到满意。这并非是完全无法完成的事，因为中产阶级及其新闻媒体和议会领袖们都接受了这种所谓的社会正义的概念（有时也带些叹息）。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显示了一种妥协意愿，这有助于揭示为什么中产阶级在民主体制中能够比较安全地生存，而直到20世纪末期，中产阶级在民主体制中只是一个少数群体。认可受国家调控的社会公正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因为传统上来说中产阶级从未打算对穷人不管不顾。此外，20世纪后半期，中产阶级也依赖于国家提供的健康和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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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金钱从富人那里转移给最穷困的人是平等社会的核心内容，这也是社会主义者的梦想。战争期间和战争刚结束时期，多亏了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这样的目标达到了，国家法令决定人们如何花钱和吃什么食物。中产阶级不喜欢这种体验。左派把消除经济不平等看成是通往消除阶级差异道路上所迈进的一步。1943年在《女性的自认》连续剧“杰西卡的黎明”一集中，一个富有的女人十分震惊，因为他的儿子声称要与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工人阶级女孩结婚。她的朋友告诉她，反对他们的结合是无用的，“原来存在的阶级障碍、成功以及金钱已经不起作用了，现在要考虑的是性格、勇气和同情心”。[10]电影《像我们一样的数百万人》也讲出了同样的意思，在这部电影中，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女孩（安妮·克劳福德）与约克郡一个工人阶级工厂的领班（埃瑞克·波特）相爱。故事的结尾显示了谨慎的态度：当他们讨论结婚问题时，那个工厂领班提议等战争结束以后再作决定，因为到那时可以看清楚阶级区分是否是永久性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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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区分，以及支撑阶级区分的各种对人的价值评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明显存在的。1916年梅杰·达尔文——科学家达尔文的儿子，告诉优生论者同事们，从智力上来判断，“具有良好阶级背景的人”天生就优于处于经济等级底部的人。[11]1939年居住在马洛的一个中产阶级主妇（一个泥瓦匠的女儿）发现这里“极其势利”，不过她接受了这个小镇的鲜明等级体制。在等级体制的顶端是那些每周赚8英镑—12英镑的人，他们是所有人当中“最出色的”人，因为他们智商高，但不一定都有良好的教育。在他们下面是那些每周赚5英镑—8英镑的人，他们努力工作想拥有汽车以及汽车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在底层的人是“粗俗的、肮脏的和不负责任的”工人阶级。[12]那些震惊于她的等级判断的人指责公立学校在使这个严格的等级制度永久化。根据1939年《图片邮报》的说法，公立学校提供了“阶级教育和阶级观念”，直到1966年这些学校还在这么做，劳工作家泰德·威利斯指责它们是阶级体制的“城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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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遵从已经减弱，不过这一过程是慢慢推进的。1919年一个已经习惯于这种遵从的人抱怨说，人们越来越少地使用“先生”和“夫人”这样的尊称，即使仆人也是如此。[14]弗兰克·理查德——利比·巴特的创造者，猛烈抨击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灾难（包括大罢工和两性之间的争吵），并声称“至少在这个国家，贵族总体上是比平民更好的人，这实际上是一个事实”。[15]一些妇女似乎赞同这种观点。1945年大选前不久，《经济学家》杂志认为，女性店主和仆人相信“只有富裕和迷人的人才适合管理国家”，而且她们可能会投票支持保守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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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和迷人”的做作行为一直迷惑着中层和下层中产阶级，也许八卦专栏的受欢迎程度也可以做参考。1931年8月《每日素描》的读者可以读到里斯波利王子在亚得里亚海度假的消息，他是“好莱坞最英俊的男人”。国内新闻则可以读到，卡莱尔勋爵和夫人在那瓦斯城堡举办狩猎活动。[17]这种名人崇拜是一种新现象，但它的兴起有着社会根源。对于皇室的点点滴滴的描述简直是喜剧性的奉承谄媚。1954年把亚历山德拉公主描述为“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她从母亲身上学到了“优雅陪伴的艺术”。另一则新闻透露，查尔斯王子，已经6岁，懂得了英国人如何对待自己的狗，“我想小糖（狗名）渴了，得有人教她如何喝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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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以后，八卦专栏中国民对皇室的敬重（这暗示着他们处于社会等级秩序的顶端）逐渐消失，在随后的20年里皇室也困扰于各种窥探和嘲笑，自皇室摄政以来至1960年代，他们从未遭受过这种困扰。像18世纪新闻媒体一样，八卦新闻等同于丑闻。到1980年代末期，一类新的精英突然出现。他们是“著名人物”，主要是年轻人，其名声几乎都源于他们在体育（尤其是足球）、时尚、流行音乐和演艺界的造富结果，比如杰夫瑞·阿彻和尼尔·汉密尔顿夫人，他们都是声名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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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名人都赖于公共关系运作系统，它致力于把他们的名字保留在公众意识之中。《你好！》杂志，以及类似期刊和八卦专栏，记述着他们的生活，提供他们性冒险的小道消息，让公众嫉妒而好奇地探查他们的家居，了解他们的家庭琐事。有些名人自愿在一些电视节目中公开受辱，在节目里他们处于有损尊严的窘境之中。1991年《经济学家》杂志把这些人称为“名族”，他们已经取代贵族成为公众感兴趣的对象。[19]这种现象有趣的是，关于名人丑闻的报道也经常刊登在以上层中产阶级为读者群的严肃新闻报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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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媒体的知识性特征在改变，这成为1990年安德鲁·尼尔诽谤诉讼案争论的根源，安德鲁·尼尔（毕业于佩斯利文法学校和格拉斯哥大学）是《星期日时代》的编辑，他诉讼的对象是佩里格林·沃索恩爵士——《星期日电讯》的编辑。沃索恩诧异于尼尔的“名人”生活方式，这包括与帕梅拉·博尔德——据称是一个妓女——的暧昧关系。严肃报刊的编辑认为花花公子的世界与严肃报刊编辑身份不相符合，严肃报刊编辑应该是一个文化人，建立与杰出人物——如坎特伯雷大主教、牛津和剑桥大学校长这类人物——的亲密关系。夜总会倒是可以去，比如安娜贝尔夜总会，因为沃索恩所仰慕的贵族们经常光顾那里。沃索恩诉讼未能获胜，这场诉讼是老的上层中产阶级与新的、凭能力上位的上层中产阶级之间的小争斗，这批新成员绝不会被那些老规矩吓倒。[20]尼尔与沃索恩的诉讼是一个信号，提醒人们阶级之间神秘而细微的差异还是存在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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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官司之后一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英国人——5/6的人——认为无阶级社会绝不可能产生。[21]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类似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结果，半数人口认为阶级区分是“合理的”，超过3/4的人认为阶级区分是“不可避免的”。[22]英国人对生活于阶级区分环境中没什么不满意，尽管战争期间和战后都有可怕的警告，声称阶级区分会阻碍进步。1978年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考察了英国动荡经济形势之后宣称：“只要你还保持着该死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你就永远无法向前走。”[23]然而，在这20年里，英国经济十分繁荣，而德国则受累于过度宽松的福利体制，这正如其批评者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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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1994年的一项分析，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复苏瓦解了社会等级制度。由德国和日本引入的新的企业组织结构鼓励“民主”和“平等”，这“模糊了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区分”。如果的确如此的话，那么公司忠诚以后会不会取代社会和种族认同呢？[24]这与撒切尔夫人的社会理念相一致。1985年她对伊顿公学的学生说，“我希望人们会变得不那么关注地位身份而更多地关注勤奋努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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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最近的相关研究也没有显示这种迹象。[26]1970年一位工人观察到，追求身份地位是定义中产阶级的主要特征之一，“他们看不起那些用手工作的人，他们把时间都花在考虑如何在西班牙度假，如何买一辆‘莫里斯1100’等这类事情上”。这一说法的后半部分也适合现今的情况，虽然现在的汽车都是“四轮驱动”，度假地点可能变为泰国或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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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的中产阶级还会“看不起”其他的人吗？在公共领域，中产阶级在口头上认同平等的抽象概念，但私下里他们还是倾向于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价值和智力的差异。这也是剧作家丹尼斯·波特感兴趣又困惑的问题。他是一个矿工的儿子，毕业于文法学校，然后上了牛津大学，在那里他发现周围都是来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公共学校毕业生。有一次，他把自己工人阶级未婚妻介绍给他们，过后他写道：“她的感觉一定像一个普通士兵进了军官食堂，这就像我之前的感觉一样……她跟他们在一起觉得不舒服，而他们也觉得不舒服。”波特对于他与他的服务生之间的关系尤其感到不舒服，他不想居高临下地对待他，但又担心他的服务生应该没有发现他的工人阶级背景。其他的文法学校毕业生则随波逐流，波特指责他们是“谄媚者，接受他们所能接受的牛津行为方式，好像这样就可能远离他们的过去”。“像大多数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人一样”，波特希望能逃离过去但又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原来的“认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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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由于直言坦承社会歧视而为自己赢得了名声，人们以往感觉到社会歧视但出于礼貌而闭口不言，这些社会歧视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促使他对停着的劳斯莱斯吐口水。波特在电视上吐露心声，还写了一本书（《光彩夺目的吉芬》）讲述他的经历。他的坦率可能会触及某些人的痛处，但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就像一位同样背景的女大学生所观察到的：“作为1950年代末期的工人阶级，我们对此加以夸赞而使其有很大影响。”[28]1960年《女王》杂志刊登了许多这类背景的年轻作家的作品，比如基思·瓦特豪斯（他的父亲赶着马车售卖蔬菜水果）和艾伦·西利托（他辍学去自行车厂工作）。[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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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一代工人阶级作家，他们的小说因为坦率和“勇敢”而受到欢迎，这正是北部工人阶级的直率性格，这种性格让人耳目一新而又有感染力。工人阶级出身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反而很有个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尼古拉斯·卡特——一个小企业主——在1976年宣称：“我很自豪我是中产阶级，但我不像那些那样……回避工人阶级出身。”他住在柴郡的威姆斯洛，并很自豪地断言，“即使那里没有一个中产阶级，至少我们是在英国，这就足够了。那里只有很少的左派‘大人物’，不是吗？”[30]卡特也很怀念中产阶级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那时英国可以号令全球，可以派出炮舰强制别国服从它的命令。他的观点并不少见，许多中产阶级还是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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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中产阶级是有野心的工人阶级所追求的目标，这种认知让人欣慰。然而，正如费迪南·芒特所说，这样的地位上升需要下层中产阶级拼命往上爬。他们与郊区之间的联系也不那么让人愉快，这就是为什么芒特说：“只有当人们成功地向上爬了，他们才会很高兴地说出自己出身于下层中产阶级。”[31]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上层中产阶级一直认为郊区是心胸狭窄的小市民的生长地。即使在上层中产阶级圈子里，也存在着地位和声望的细微差异。1985年，来自亨特利和帕默的戈登·帕默上校对伊顿公学的学生说：“人们愿意说自己是劳埃德的股票经纪人，但不会说他们是做工程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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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令人极其遗憾的是，人们的势利谄媚没有减少。这一直深深地根置于民族的幽默感之中。下层民众的无知、无能和拙于辞令引来伊丽莎白戏迷的大笑，它也充斥于18世纪的笑话集和庞奇漫画当中。中产阶级嘲笑那些乡下土老帽和蠢笨的仆人，而最近的嘲笑对象是埃塞克斯女孩，以及苏格兰的“小混混”。所有的年轻人和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习惯、口味和外表都受到毫不掩饰的嘲笑。嘲笑下层阶级习性，对下层阶级个人和群体表示蔑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不过，如果涉及种族，这样的行为被法律所禁止，这是2005年通过的法律，还有对宗教也不能嘲笑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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