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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相信，所有左派的，包括那些犹豫不决的，都将“无私”原则理解为高度克己，并附上一个源于人类生活的“人本主义”教条学说，直指个人意愿的净化与规范。(34)而“无私的完美境界”，李普曼断言，其实是“当今世界不可回避的”，因为只有它能够“解决当代道德的困惑”。事实上，无私是现存“高级宗教的核心”，是“智慧导师最深刻的洞见”，如耶稣、释迦牟尼、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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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也呈现在科学中，事实上，“纯科学是高级宗教的物化”，科学最重要的服务，即它的价值，在于成为一所传授无私的学校，“让人性成熟起来”，教导人们“不要将欲望、喜好和利益作为理解世界的钥匙”(35)。当今世界似乎已经让人们学会，从旧有的权威中解放出来，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不受制约地寻求情绪的发泄，从而得到快乐。但是，李普曼的总结却与众不同：我们需要学会与自我相分离，不仅与专横的“公众舆论”相分离，还需要与我们自身的欲望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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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分离、克己、纪律、幻灭，如此这些都是《绪论》的指导精神。李普曼确实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到20年代末，他已经从梅布尔·道奇（Mabel Dodge）格林威治村沙龙（Greenwich Village salon）的常客，成为赫伯特·克罗利执掌的《新共和》的编辑，再成长为进步统治的倡导者，最后修炼成人性具有可塑性的信仰者。事实上，李普曼克己的理想，更接近尼采（Nietzsche）的琐罗亚斯德哲学（Zarathustra），而不是进步改革主义，如克罗利，所强调的无私价值观。(36)但是，李普曼的无私如今催生出一种严肃的崇尚个人的（坦率地讲就是精英主义的）世界观；这是“一条崎岖的山路，前路很可能如同来路一样，寒冷、暗淡、荒芜”。这位理想中的人物必须“顺应世界，保持他内心的淡定从容……他将以坚毅面对痛苦，将痛苦赶出他的灵魂。恐惧不会萦绕在他的心头”。(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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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英雄气质，与反个人主义思潮和崇尚自我牺牲的社团理想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体现在从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到理查德·埃利（Richard Ely），再到约翰·杜威等思想者的著作中，他们都试图建立一种“公共利益”的标准。(38)不是那种会突然失效的公共利益或国家社团的概念。其中包含着一种赖以存在的智慧基因，罗斯福新政（New Deal）那段纷乱的历史中，能找到它们的踪迹，如在国家复兴管理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的努力中，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频频发起的司法改组战（the analogue of warfare）中——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统一，是自我超越号角的鸣响。(39)这种思想后来也继续出现在美国政治家的雄辩中，如吉米·卡特（Jimmy Carter）1979年发表了题为《信心危机》（“crisis of confidence”）的演讲，其中他警告说，美国正弥漫着“一种错误的自由思想”，并且正沿着“分裂与利己主义的”道路前进。卡特竭力主张，美国人民应“重建美国的统一和信心”，因为只有沿着“共同目标的道路”前进，美国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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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主义者”更为普遍地接受了《幻影公众》中率先使用的政治分析法，这恐怕是《幻影公众》这类著作的意外收获。20世纪，人们已经越来越听不进共同目标的呼求了，卡特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在多元主义被当作标准广为接受社会里，任何寻求建立统一准则、共同文化或共同目标的呼求，都会被当作霸权主义者设下的陷阱，因此李普曼对“公众”这个异想天开的概念进行的坚决而严苛的剖析，让人们感觉好熟悉、好亲切，尽管有人怀疑，李普曼可能从不曾像我们现在走得这么远。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李普曼的思想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与他从前的现实主义盟友决裂，进而拥抱作为公共道德壁垒的“更高级的”自然法概念，这体现在他的《美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1937年版）和《公共哲学》（1955年版）两本书中。和同时代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一样，李普曼逐渐意识到，对纯粹的真理和正义社会有效源泉的信仰，无助于对抗人类群体的邪恶倾向，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希特勒（Hitler）这种人想要成为超级人物（Ubermenschen）。(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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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对这样的转变如何评说，它并不能说明李普曼在民主观点上有大的改变。在李普曼看来，更高法的重要作用之一正是作为刹车，对抗鲁莽的大多数人（如那些允许希特勒掌权的人）的行为。在他的一生中，李普曼愿意改变，甚至牺牲许多他珍视的信仰，但是，他有关大众民主的观点却不曾改变。他如此顽固地崇尚“精英主义”恰恰是人们不断研究他思想的原因。在对政治家感到厌倦，舆论调查、主动倡议、公民投票以及所谓的“直接民主”小把戏被广泛运用的时代里，对《幻影公众》核心思想的根本性争论，仍像从前般顽固而痛苦地存在着：“公众舆论”不能，实在不能，治理一个国家，或者提供政策建议，也许只能在精英人士提出的不同建议中做出选择。拥护直接民主的人和对全体美国选民感到不满的人，将有助于深化这一问题的探讨，即使他们最终仍持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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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福雷德·M．麦克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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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fred M．McC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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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纳德·斯蒂尔：《沃尔特·李普曼与美国世纪》，波士顿（Boston），1980年版；约翰·莫顿·布鲁姆编：《公共哲学家：沃尔特·李普曼信札选》（Public Philosopher：Selected Letters of Walter Lippmann），纽约（New York），1985年版；理查德·怀特曼·福克斯（Richard Wightman Fox）：《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传》（Reinhold Niebuhr：A Biography），纽约，1985年版；罗伯特·B．韦斯特布鲁克（Robert B．Westbrook）：《约翰·杜威与美国民主》（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伊萨卡（Ithaca），1991年版；史蒂文·C．洛克菲勒（Steven C．Rockefeller）：《约翰·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John Dewey：Religious Faith and Democratic Humanism），纽约，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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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山（Fukuyama）的著作《历史的终点和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纽约：1992年版）就是一部民主自我批评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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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丹尼尔·沃克·豪：《民主文化与美国辉格党》（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American Whigs），芝加哥（Chicago），1979年版，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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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样的争论引发了立宪主义者们的思考，参见戈登·S．伍德（Gordon S．Wood）：《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1776—1787）》（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1776-1787），第469—615页；汉密尔顿的观点，参见福里斯特·麦克唐纳（Forrest McDonald）：《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传记》（Alexander Hamilton：A Biography），纽约，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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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斯蒂尔：《沃尔特·李普曼》，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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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纽约时报》，1925年10月25日；《新政治家》，19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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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斯蒂尔：《沃尔特·李普曼》，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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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杜威对《幻影公众》一书的直接回应体现在他《公众及其问题》（纽约：1927年版）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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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拉斯韦尔的观点可参见《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6年1月，第533页；其他的相关评论还有《文学评论》（Literary Review），1926年2月27日，第5页；《春田共和报》（Springfield Republican），1925年11月15日，第7页；《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1925年11月8日，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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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最出彩的章节名为《利益》，在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dgers）：《真理辩论：自独立以来美国政治关键词》（Contested Truths：Keywords in American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纽约：1987年版）一书中，第176—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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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詹姆斯·克劳彭伯格（James Kloppenberg）：《不确定的胜利：欧美思潮下的社会民主和进步主义（1870—1920）》（Uncertain Victory：Social Democracy and Progressiv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1870-1920），纽约，1986年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很好的探讨，特别是在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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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戴维·霍林格（David Hollinger）：《科学与无序：李普曼的〈放任与驾驭〉》（“Science and Anarchy：Walter Lippmann’s Drift and Master”），收录于《美国的行政区：历史和史学概念研究》（In the American Province：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Ideas），巴尔的摩（Baltimore），1989年版，第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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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纽约，19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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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沃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纽约，1925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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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上书，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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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沃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纽约，1925年版，第198页，英文版编者所做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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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沃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纽约，1925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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