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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所学校，自称具有革命性，将民主觉醒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所有权就是权力，只有经济权力的分布像选举权一样广泛之时，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我相信，没有哪个严肃的学生会质疑社会主义者的前提假设，即断言公民个人资产的所有权性质比抽象的法定公民权更具有社会影响力。但是，这些社会主义者有关经济权可以通过国家集权来进行分配的结论，工人阶级的广泛参政将催生英明的大众决策的结论，对我而言同样是一种想当然。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相信，通过投票来决定如此多的事务，就可以展现迄今为止从没有被发现过的公民才智以及他们的潜在兴趣呢？社会主义者有关民主的设想，在根源上存在误区：他们认为，所有的人都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更不可思议地认为，给已经无力承担现有负担的人们增加新的使命，会让他们更加胜任承担公民责任。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假设是一个无止境的公民责任的怪圈，是一团由本已经非常复杂的政治利益扭成的乱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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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种种优生的、教育的、道德的、平民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弊端疗法都假设，选民们与生俱来拥有直接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而且他们正朝着这一理想不断前进。我认为，这是个虚假的理想。我并不是说这是不受欢迎的理想，而是说这是无法实现的理想，如同一个大胖子想成为一名芭蕾舞蹈家。理想所表达的应该是一种可以实现的目标，否则它将颠覆真正可能实现的目标。在我看来，将公民视为无所不能、至高无上，是十分虚假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追求这样的理想只能误入歧途。追求它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失败催生了如今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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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公民并非对所有的公共事务都有自己的主张。他不知道怎样处理，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将要发生什么。我也无法想象，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些。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支持神秘的民主主义者的想法，即无知个体的混合体能够给予公共事务持续的引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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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洛根·佩萨尔·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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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22年美国开征的福德尼关税（Fordney Tariff），它恢复了1909年的《佩恩-奥尔德里奇法案》（Payne Aldrich Act of 1909）所规定的高额进口关税。耐用品的平均进口关税提高到了38％，而在1920年这个数字只有16％。——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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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俄国神经学家巴甫洛夫（Petrowitch Pawlow，1849-1936）做了一个著名的条件反射实验。将狗关在笼子里拿肉给它看，它流出口水。摇铃给它听，它不会流出口水。但是，如果反复使肉和铃声同时出现，然后再让狗只听铃声，狗也会流口水。巴甫洛夫称，铃声为“制约刺激”，因铃声流口水称为“制约反应”。——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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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瑟·汤姆森（J．Arthur Thomson）：《自然科学纲要》（The Outline of Science），第三卷，第6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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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伯格森（Bergson），法国哲学家（1859—1941），他认为世界的本体是“生命冲动”，或称“意识绵延”，它是宇宙的主宰和动力，客观存在的万物是其表象。人对世界之本体的认识不能凭理性，只能靠直觉；理性分析只能围着对象转圈子，抓不住本质，而直觉却能打破空间设置在创作者和创作对象之间的界限，从而把握住智力所不能提供的东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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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物进化》（Creative Evolution）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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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蒲式耳，谷物和水果的容量单位，相当于8加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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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96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他极富激情，能言善辩，主张金本位，有著名的“黄金十字架”演说。在当年的竞选中被麦金利击败。两党游说选民参与投票的激烈竞争也由此变得异常激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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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第三章 代理人与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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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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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公民获得选民资格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理论上已经成为一名至关重要的统治者。他没有参与组建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治理机器，这个机器拥有50万联邦政府官员和难以计数的地方行政组织，他对其知之甚少。在他还没有搞懂一切之前，便被各种合同、债务、条约和法律束缚住了。他并没有为治理国家日夜操劳，他只是偶尔注意到其中的一些小片断。然而，当他站在投票亭前的那一刻，他忽然成为一名具有高度智慧和公益精神的选民，甚至能够洞悉两个政党中哪一个更适合执政，并把自己的选票投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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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社会治理是由专职人员完成的，他们对大量具体问题进行安排和处理。这一过程普通公民几乎无法触及。在漫长的选举间隔期，社会治理是政治家、官员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人来做的事情，他们与其他的政治家、官员和有影响力的人达成一些共识。公民大众只是偶尔了解、评判或影响他们达成的某些共识。它们实在是太多、太复杂、太晦涩难懂了，无法成为公众舆论持续关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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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严格的或书面的规定要求处理日常事务的人对广大选民的意愿负责。除特殊情况外，他们只对具体事件中的直接利益相关者负责，即其他的政治家、官员以及有影响力的人。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既不能被所有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也无法让所有人都能搞清楚它是如何持续性发展的。其中的某一部分能被某个特定群体的人们注意到，另一部分能被另一个群体的人们看懂，其他部分也自有能够读懂它们的人们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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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这种认知层面上，也只有对相当规模和复杂性进行深入事实调查的代理人才能够理解局部事件(1)。即便如此，这些代理人也只能给广大公众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因为他们的发现对于心不在焉的人们来说太错综复杂了，而且看起来也总是那么无趣。事实上，如今普遍存在着对专家和专业统计判断的厌倦和轻蔑的情绪，这正是管理现代事务的中枢机构需要完全忽视的东西。难道不是政府部门、社团、行业联盟及行业协会，自身存在着内在的管理需求吗？它们受制于其他的社会组织，记录、评估、公开自己的行为，并对这些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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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社会中，不仅需要公之于众的信息，还需要持续不断的信息公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认为信息公开的目的是为了告知所有选民，那便严重误解了这种需求。我们只不过处于信息公开极为初级的阶段，事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以铁路部门公开的信息为例，我们会阅读这些铁路专业的研究结果吗？几乎不。只有少数分散于各处的主管人员、一些银行家、执行官员、货运代表等相关人员才会去阅读。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对铁路部门公开的信息视而不见，并且给出了充分的理由：还有其他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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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可能阅读所有放在门阶上或者投递到家里的报纸上的文章。即使通过收音机，每个人都拥有了解所有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大事小情的可能性，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毫无疑问，人们又有多少时间能够去关心，或者想要去关心与他们毫不相干的“偿债基金委员会”（Sinking Fund Commission）或者“地质勘探”（Geological Survey）呢？人们可能会调换频率，关心一下威尔士亲王（the Prince of Whales）的行踪，或者干脆失望地关掉收音机，在没有任何干扰的世界里寻求一丝宁静。如今有一种很糟糕的情况，头天晚上印刷的晨报、早上印刷的晚报、九月份编辑出版的十月份杂志，以及电影、广播，在这些媒体信息的轮番轰炸下，人们头脑中充斥着各种演讲、辩论和不相干的各种事情。需要公开的所有信息对于公众的接受度而言，实在是太多了。生命太过短暂，无法追求无所不知，想要数清所有树上的所有叶子，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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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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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的人都时刻为国家大事而思虑谋划，那么，显然，世间的其他具体工作就没人做了。人们不会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考虑具体问题。农民考虑的是种植小麦还是玉米；机械师考虑的是去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工作，还是去伊利（Erie）工作；在有限的预算内，是买一部福特车，还是买一架钢琴；如果买福特车，是从艾尔姆街（Elm Street）的车间直接购买，还是从寄来广告的代理商那里购买。做这些决定的时候，他的选择非常有限。全世界范围内可供他选择的工作机会，不会比全世界范围内可供他考虑选择结婚的女人更多。这些琐碎的日常选择积少成多，成为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它们也许被忽略了，也许被解决了，不管他有意还是无意地遇到了它们，它们都是具体而明确的，只有少量解决方案可供选择，只会产生一个最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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