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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现代民主》（Modern Democracies），第二卷，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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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劳伦斯·厄洛尔（A．Lawrence Lowell）：《公众舆论与大众政府》（Public Opinion and Popular Government），参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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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政党》（Political Parties），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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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第二章 无法实现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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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试图想象完美公民是如何造就的。有人说，他肯定是由健康的胚胎组织发育而成的。在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洛思罗普·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以及其他一些复兴运动倡导者的书中，我曾看到某人与某人结合就会孕育出优秀的公民。鉴于不是生物学家，我对此持开放的和期待的态度立场。然而，总的来说，这种生物繁育人类智慧的观点与作者的科学声誉很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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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逻辑上来看，教育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因为150年来，教育已将民主命题写进了每一本持乐观态度的著作的最后一章。罗伯特·米歇尔斯，这位坚定的反悲观主义者，在他“最后一章的论述”中写道，在所有集体行动中，“社会教育负有提升大众智力水平的重大使命，这将使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阻止寡头统治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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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阅读了一些曾被学校用于增强民众公民意识的新版标准教科书。读后发现，没有任何受教育者能够摆脱百科全书式的灌输方式，而且他还必须有无穷多的时间。当然，他无需记住县郡职员薪水的确切数字和验尸官任期的长短。作为新时期公民，他要学习的是治理国家的大事，而不是纠结于细枝末节。我曾翻阅了一本为培养公民而编写厚达500页的教科书，书中涉及城市问题、国家问题、联邦问题、国际问题、信任问题、劳工问题、运输业问题、银行业问题、乡村问题、农业问题等无穷多的问题。在关于城市问题的11页篇幅中，分述了12个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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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未来的神圣公民步入社会后，应该怎样安身立命，怎样培养孩子，怎样享受生活，这本用心良苦的书并没有给出任何指引，只是不断地给他灌输大量纷繁复杂的社会难题。他被教育要保护国家的自然资源，因为自然资源数量有限；他被建议关注公共开支，因为纳税人不该为不断增长的不明开支买单。他，一位选民，一位公民，一位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显然被期待付出无穷多的公益精神、兴趣热情和努力。教科书的作者几乎涉及了他所能想到的一切问题，从城市下水道到印第安鸦片，唯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位公民几乎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关注所有公共事务，更没有一点研究理论学说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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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培养公民责任的教师从来没有为学生提供一个准则，帮他判断星期四这一天应该关注布鲁克林（Brooklyn）的地铁问题，还是关注满洲铁路（Manchurian Railway）问题。即使他自己决定，星期四，要在铁路问题上申明他至高无上的公民主张，但是，他仍然需要填补知识空白，以便应对早已排在日程表上的蒙大拿（Montana）乡村信用问题和英国在苏丹的权力问题。然而，他不可能花费所有时间去了解和把握所有问题，当他关注于某一个事件的时候，其他数以千计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非他能够准确判断，时间精力投向何处能够最合理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和特长，否则违背其固有的能力，做他不胜任的工作，他只能像一只小狗同时面对三根骨头一样，感到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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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说，学生了解当今世界重大问题，对他们的成长没有帮助。这会告诉他，世界很复杂，帮助他摆脱“一开口便是教条、信仰、给他人定罪之类的东西”(1)，让他学得谦卑。但是，很显然，他所熟悉的那位高明的作者在教科书中给出的1925年美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无法适用于十年后出现的新问题。除非在学习解决当下问题之外，他获得了一种超越当下的智慧，而这与教育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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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希望教育能够为民主政治的弊端提供解决良方的时候，总是失望。事实上，我想给学校的老师一个建议，您最好要运用一些魔法，在立法者和公民理想的鼓吹者们全权制定了详尽的社会管理规范后，让公民学会管理社会。改革者并不关心人们被教授的是什么内容，他们认为，人们应该被教授一切对治理现代社会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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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对教育寄予的期待，最终只会得到令人失望的结果，因为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层出不穷，速度之快老师们根本跟不上，更无法抓住这些问题变化的实质，并及时传授给众多学生。如果学校只试图教学生如何解决当下的问题，事实上已经落伍了。他们最多可以尝试教给学生思考和感知世界的方法，这将有助于他们在新时期应对新问题。但是，这些方法并不是老师创造的，而是政治理论学家提出的。教育过程中，一定不能首先假定公众是政治天才，他们只不过是普通的人，即使他们有一定天赋，也只能在公共事务上投入非常少的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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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恐怕道德家会非常赞同以下观点，社会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寻找眼前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是要找到适于解决所有问题的普遍性原则。我奉劝他放弃这种想法，治理现代社会仅有良好的道德是不够的，当困难的实质是为道德寻找方向的时候，道德无法指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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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试想，人类能够通过教育拥有良好的道德、礼仪、爱国主义精神，并以此轻松应对现代社会的时候，我想起了晨曦中一位沉思中的教授在林中漫步的故事。他撞到了一棵树。作为一位有教养的人，他摘下帽子，向那棵树深深鞠躬，并诚恳道歉：“非常抱歉，先生，我认为你是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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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道德角度来斥责他的行为愚蠢，这公平吗？他遇到了一棵树，谁能说他没有撞树的权利呢？如果他撞到的是一个人，他的道歉难道不够诚恳吗？在完美运行的秩序中，有一个道德准则，教授的问题不在于他缺少善心与原则，而只在于他忽视了事实本身。你可能会反驳说，他应该懂得对人和对树的道德义务是不同的。也许这没错，但是假设他不是漫步在林中，而是在参与投票，他遇到的不是一棵树，而是福迪尼关税条款（Fordney-McCumber tariff）(2)，你又怎能强求他了解事实本身呢？不要忘记，这位在晨曦中一边思考一边漫步的教授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遇到了他预想中的问题，并且尽了责，用他学到的方法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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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和那位沉思的教授一样，处理问题都不太老练。巴甫洛夫（Pawlow）通过对狗的实验证明(3)，给某个动物的胃部施加虚拟信号，同样可以让它感受到吃的快乐。而实验室里被欺骗的大量的老鼠和猴子仅次于对民主充满期待的公民。正如心理学家所言，人类也有习惯性的条件反射，因此会对玻璃鸡蛋、诱饵鸭、稻草人和政治宣讲做出反应。没有道德准则帮助他判断，是否在重大的现实事件面前，正确地运用了他的道德力量。苏格拉底（Socrates）很久以前就指出，知识是实用性的美德，判断对与错，首先必须明确是真实，还是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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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某一种道德准则成功地运用于实践，也无法拯救民主政治，毕竟道德准则实在太多了。在当下的生活中，在我们可以触及的社会环境里，也许存在被普遍接受的标准，但是，如果一位政治理论家要求某个局部标准获得普遍接受，那他只不过是想回避某个他应该解决的问题。虽然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判断标准可以成为政治组织的一个目标，但是，形成政见、构建政治组织的过程也难免与这样的标准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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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Darwin）讲述的猫与三叶草的故事(4)也许会对那些认为自己的是非观具有普遍意义的人们有所启发。紫色的三叶草靠蜜蜂传播花粉繁育后代，因此蜜蜂越多，来年三叶草长势越好。但是田鼠常常破坏蜂巢，吃掉蜂卵，因此田鼠越多，蜜蜂越少，三叶草长势越衰。但是邻村的猫以田鼠为食，所以猫越多，田鼠越少，蜜蜂越多，三叶草长势越好。村里慈祥的老奶奶越多，猫就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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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恰好不是印度人，也不是素食主义者，而是一个喜欢吃牛肉的西方人，你将受益于那些老奶奶。因为她们养的猫抓田鼠，蜜蜂多了，三叶草长得好了，牛的主要食物也就充沛了。如果你是一只猫，你当然也会喜欢这些老奶奶。但是，如果你是一只田鼠，那么，在宇宙中的这个特定区域中，又该如何判断是与非呢？那些养猫的老奶奶一定和养老虎的巫婆一样可憎，“老奶奶的危害”将在“田鼠安全联盟大会”上被激烈讨论。对于一只具有爱国精神的田鼠来说，根本无法想象，没有蜜蜂为田鼠们提供好吃的蜂卵，世界将会怎样，那将是一个没有法律和秩序的世界。只有那只具有极高哲学修养的田鼠才会认同伯格森（Bergson）(5)的观点，“混乱的思维为了便于语言表达而变得具体，令人失望的是，在变成有序思维之前，它完全是另外的样子”(6)。因此，我们所认可的良好秩序，只不过是能够适应我们自己的需要、愿望和习惯的秩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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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期望根本就不是普世的、永恒不变的，尽管我们常把它说成是美好的，但是，在具体的事件中，却很难证明，我们的期望如此正义。如果农民的购买力无法换取足够的大规模工业产出的食品，混乱和问题就会产生。但是，什么样的绝对标准可以判断1925年一蒲式耳（bushel）(7)的小麦比1913年一蒲式耳的小麦价值更多，相等，还是更少呢？有谁能给出一个准则，来判断农民或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速度和程度如何？当工作岗位供过于求的时候，雇主就会抱怨出现了社会问题。但是，有谁能给出一个准则，说清楚，剩余劳动力应该维持多少数量，劳动力价格是多少？同样，劳动力也会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那么，此时的工作岗位应该维持多少数量，薪资待遇又是多少？尽管问题会很尖锐，但是，没有任何准则来帮助判断，社会需要为多少机械师、职员、矿工、银行家或商人，提供多少相应数量的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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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引发了强烈的党派偏见和大量的自我欺骗，在农民与制造商、雇主与制造商、雇主与雇员、债权人与债务人，如此等等的关系中间，夹杂着某种畸形的群体正义。这些利益冲突的确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并没有道德模式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清晰合理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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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优生学无法造就理想中无所不能的至高无上的民主公民，那是因为生物学既不知道如何培育政治优才，也不知道政治优才是什么样子；如果说，教育无法培养民主公民，那是因为学校老师无法预见未来的社会问题；如果说，道德也不能为民主公民指引方向，首先，因为判断具体事件的对与错取决于对真伪的感知能力，其次，假设存在某种普世的道德准则（其实根本不存在），我们还有必要四处寻找造就合格公民的方法吗？19世纪民主理论学家还有一些其他的造就合格公民的理论方法仍在影响着持乐观态度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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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学校将“治疗民主弊端的良方是更多的民主”作为改革的座右铭。它的前提假设是，只要你接近公众，便会发现他们是智慧的、善良的。于是他们提议，扩大选举权，通过积极主动的争取，尽可能多地获得公民投票权、召回权，实现参议员直选，司法官员直选等。这是一种想当然，因为无法证明他们假定的公民意愿真实存在。自1896年布赖恩战役（Bryan campaign）(8)后，这种学派思想便在美国大部分州蔓延开来，并对美国联邦政府产生了深刻影响。自1896年起，有效选票数量增加了三倍，选民的参选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然而，同样是在大选年，1920年选民的投票率由1896年的80.75％锐减52.36％。显然，前面所说的“全体民众”都热切渴望参政，这一假设是荒谬的，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参与投票的选民对政治事务怀有任何真正的关切。政党机器在每一次选战后都幸存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选民无法把握选情细节（因为他没有时间、兴趣和相关知识），他就不会时常拥有高明的舆论主张，他只能迷惑而倦怠地更加倾向于遵从他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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