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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一开始就要及时发现并排除假大众之名的利己之人，这很重要。我这样说，并没有任何指责利己主义者之意，这不会起任何作用，因为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会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情，这是必然的。在任何社会，建立在自我否定和个人牺牲基础之上的政治理论都毫无价值可言。它完全不能体现人们努力工作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人们为公共事业付出也是想获得其内在知识。而且，如果人们有充分的意识和非常明确的具体观点，那么，上述情况就更接近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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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任何公共决策中，富于启发能力的天才不会隐藏或审查个人利益，而是因势利导，帮助它找到航向。在我的定义中，真正的公众的概念，必须从利己主义群体中分离出来。这样做不是因为利己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如果每一个利己者都将私利伪造成公众意愿，那么，众多私利根本无法调和。如果真正的公众在事件处理中，只是为了个人利益的实现而被动员起来寻求主流态度，这样的事件处理是虚伪的；这无法呈现事件中各方的真实情况，问题也就无从解决。问题解决不了是因为真正的公众不会对所有事情保持常态的应对状态，当他们四散而去，重又关注那些虚华的个人利益时，公众被赋予的神圣权力便失效了。这就好比某个人认为六个警察可以对付一个杰克·登普西（Jack Dempsey）(1)，可是当警察们回家吃饭的时候，他就茫然了。这也好比法国因盟国战胜德国而扬眉吐气，而当盟国离开了欧洲，它就傻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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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私利群体中分离出来的公众不会得到私利群体的支持。我们可以确认，如果愿意，任何农场主、商人、贸易公会成员都会自称为公众。那么，他们隐藏的私利如何被发现呢？任何普通的旁观者都没有能力识别出私利与无私公众的结合。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也许也是让政府最头痛的问题，旁观者只能求助于辩论。可以想象，他并没有能力判断辩论的价值，但是，如果他坚持辩论的充分自由，那么，私利维护者就很有可能逐一显现。开放性的辩论也许没有结果，或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是，它有助于识别出党派偏见者与私利维护者。如果能够在真正的公众中识别出他们，辩论也就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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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事务中，不直接相关的人仍然可以与私利群体联合，并坚持自己的利益主张。但是，他至少该知道，他让自己成了一名党派偏见者。也许，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不太会将某个群体的目标错当成人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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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杰克·登普西，1919—1926 年世界重量级拳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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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第十一章 有缺陷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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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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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违反规则，还公然宣称他是对的。这是挑战规则合法性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此时，就需要公众做出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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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者宣称，他要按照一种比旧规则更好的新规则行事。公众该如何判断这新旧两种规则呢？我们大胆猜想，公众不会深入问题的实质做出判断。他们一定会问违规者，为什么不在破坏规则之前首先征得相关者的同意。他可能会说没有时间，这是危机中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对公众来说并不严重，他的同党既不会感谢他，也不会责怪他傻。由于这显然是特殊情况，他们也并没有真的建立起一个新的规则，所以如果相关各方能够和平地解决问题，公众也就满意了。但是，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在紧急状况下，违规者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征询相关者的意见，他明知该怎样做，却没有做。他当然会受到责难；其他各方也当然会坚持反对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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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权利不会作为现行原则受到保护；一个新规则，即使有非常好的设想也未必能施行，除非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得到与之相关的所有人的理解和认同。当然，改革者会回应说，他被片面的教条束缚住了手脚。这也许是事实。新规则必须获得认同，对这一原则的挑战，历史上不乏先例。许多政权起初都是强加于民，而后逐渐得到人民的认可和赞赏。与大部分规则一样，需要获得认同，这一规则也并不完美，然而，这是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一个前提假设。如果新规则的运用不需要征得同意，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建立起自己规则，那也就没有规则可言了。因此“需要获得认同”这一规则必须被保留，当然特殊情况下或者特殊人，也可能会凭借他们的力量，让任何教条的规则让路。但是，社会规则不可能建立在特殊案例之上，特殊案例需要自己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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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检验破坏规则的行为是否合理，关键要看是否获得了认同。于是问题变为，如何请某一位公众来检验是否获得了足够的认同。他如何判断这个政权是被强加于民的，还是真正得到了人民的认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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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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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知道是否缺少认同。由于存在着公然反对，所以我们知道的确缺少认同。拒绝认同其实是一种普遍现象。一个已经获得认可的现行规则不会引起反对或太多违抗。我们，作为公众，该如何把握反对的意义或者违抗的尺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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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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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少有人与之直接相关的事件中，公众最好的选择就是根本不要参与。多数情况下，提出异议者无人理会，除非他们对抗大众法庭，要求建立公众裁决来解决纷争。公众不要指望参与到所有人类重大命运的抉择中去，无论如何，那都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个别人之间的纷争不能看作公众问题，只有当大众法庭遭遇挑战时，公众才有必要介入进来，而且，只是因为这一事件需要另一种裁决方式。介入纷争时，公众必须信任那些检验矛盾双方行动的调解代理人。如果我们还记得，公众是由一天中只有半小时时间读报的大忙人组成的，保持谨慎的态度就很有必要了，我们无法相信公众能够深入细致地对事件进行公正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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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许多人密切相关的事件中，公众就很有必要介入了。因为这类事件不仅影响大，而且需要动员尽可能多的公众力量，争取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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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必须考虑那个涉及多数人利益的反对意见。但是，公众如何知道这样的一个反对意见已经形成了呢？这就必须要看发言人是否权威。如何判断发言人是否权威呢？也就是说，如何判断他能够在行动过程中代表人民表达赞成或反对意见呢？表面看似领导者的人是否是真正的领导者，这一问题对于公众来说无法深入实质明确判断。然而，他们可以用某种方式或者依据某种经验规则来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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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规则将举证责任交给了否认表面看似领导者的人是真正领导者的那些人。就像国与国之间，无论另一个国家的政府有多么厌恶，只要其国内没有公然反抗，公众舆论就不会追究。除非派人潜伏在另一国国内探查究竟，否则只能认为该国官员忠于职守。但是，如果出现了公然反抗，或者其他略温和的反对形式，或者选举迫近，那么最好避免与其制定长期协议，直到一个巩固的政权产生。但是，如果的确需要制定协议，那么，此协议必须是官方出面，而且应该在另一国首都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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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内部，相同的理论略加修正，就是大多数人秉持的理论。比如说，矿工协会的官员认为，雇主否认他们为协会矿工说话，真是蠢透了，他应该否认他们为非协会矿工说话。但是，如果有问题出现，需要协会出面代表矿工说话，那么，除非矿工成员对协会的领导提出异议，否则公众必须将他们视作权威予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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