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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矿工成员对协会的领导权威提出挑战，公众该如何评判这种挑战呢？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其实无需判断反对者是否正确，只需判断领导者是否辜负了给予他们的委托。评判这种挑战，公众需要考虑，加入挑战的人数，挑战的意义，挑战者的决心，这些会在多大程度上动摇对权威的认同。但是，如果我们期待公众能够做出这些判断，那么，我们的期待恐怕是过高了。就算公众能够判断挑战的意义，那也只不过是粗略地，外在地。如果反对者并不意在挑战领导的权威，他们的批评意见也并不意在反叛，那么就与公众无关了。那属于协会内部事务了，一种警示而已，无需引起公众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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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案例中，如果领导者是选举产生的，他们将被赋予信任，直到举行新的选举。如果领导者不是选举产生的，又显然存在反对意见，那么，对他的认同只是暂时的。这些并非是评判反对重要性的原则，但是，作为面对反对的一种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可以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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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引入必要的修正，使普遍原则更具可行性，让公众可以简单地运用认同检验，并获得领导者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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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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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检验”（the test of conformity）与“认同检验”（the test of assent）密切相关。可以想象，对规则、习俗、法律、制度的开放式批评已经伴随着，或者即将导致对规则的逃避。可以有把握地假设，人们通常是希望遵从规则的；公开指出规则问题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理由；更为肯定的是，他们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将对规则的批评体现为不遵从规则。他们提出的异议可能是错的，给出的解决方案可能是愚蠢的，但是，以个人冒险的方式提出公开批评，这是规则不得人心的一个信号。因此，广泛的批评具有超越其自身价值的重要意义，从表面上预示规则的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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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规则被废除并非偶然，通常是因为这个规则有缺陷。它无法为期待遵循它生活的人们给出合理的行为规范。它也许看似高贵，但并不实用，无法协调关系，无法有效地组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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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明确地判断规则存在缺陷。我提出的“认同”和“遵从”两个方法可以帮助公众做出判断。但是，公众判断规则有缺陷，也许是因为他们错判了相关力量的平衡变化，或者是否忽略了某个要点或相关环境，或者由于规则本身的调节能力不佳，或者存在内在矛盾之处，或者晦涩难懂，或者阐释不清，或者缺少从普遍规则到特殊规则的推演，从而使公众无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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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又回到了公众能力的局限性问题上了。由于能力所限，公众很难判断规则的缺陷，随后求助于代理人，帮助完成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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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第十二章 改革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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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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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聚合的旁观者（即公众构成者），即使他们有心，也无力参与解决现实社会中的所有问题。他们偶尔能够起些作用，但是，我相信，他们对社会生活中复杂而充满变数的各种问题不可能保持长久的热情，不可能做出哪怕是最粗略的判断，甚至不可能有半点专业的样子。通常，他们把事务代理权委托给具有专业素养的公众中的杰出人士。绝大部分问题都在这些专业人士的能力掌控范围内，普通公众只能捕风捉影地了解到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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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各利益相关方和公众杰出人士的讨价还价中，不断推出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执政党便可以对治国充满信心。实际上，局外人跟随在掌握大局的局内人身后。但是，如果各利益相关方无法达成一致，如果问题演变成为骚乱或者持久性危机，那么，局内人中的反对势力将以国家的希望为名，动员旁观者站在他们的立场上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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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稳定的时候支持执政党，不稳定的时候支持在野党，尽管二者难分伯仲，但这仍然是大众治理的本质。经验表明，即使最聪明的公众群体最终也必将在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做出选择，由谁来执掌国家政权，组织国家和军队体系。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选择就不会形成民意政府，那将是独裁者和政治阴谋家制定规则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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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党派人士都习惯于将执政党与在野党描述得仿佛存有根本性的差异。但我相信，事实会证明，在稳定而成熟的社会中，两者存有差异是必要的，但是差异不大，否则被击败的少数派将不断地蓄意谋反。假设在每一次选举中，失败者的生活都变得无法忍受，而且还不得不隐忍自己并不赞同的政策，这样的选举将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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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欧陆国家，选举完全不是竞选者描述的那样。选举只意味着政治事务的管理中出现一些新面孔，也许政务管理的总基调会略有差异。执政党可能倾向于集体主义，而在野党倾向于个人主义；对外交事务，执政党也许更多地持有怀疑与不合作的态度，而在野党会表现出更多的热情与信任；执政党也许更注重工业利益，而在野党更关注农业问题。但是，相对于朝野双方在绝大多数问题上的相互认同、既成的习惯和不可避免的共存需要而言，这些不同的倾向实在是微不足道。事实上，可以说，只要选举没有导致任何激进的结果，则国家政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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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成熟而完善的社会里，总会存在某种虚伪而严肃的竞选战役。让人激动的不是国家命运，只不过是游戏的结果。有些人的激动是真诚所致，如同任何陶醉中产生的热情；更多人的激动是被煽动起来的，金钱的投入可以帮助广大选民克服惰性。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真正区别在于：执政党，在任期结束后，会立刻失去中立的自由判断，开始热衷于讨论具体政策和特殊利益，此时他们不可能再参与防止与其利益相关的专断行为了。轮到在野党执政，他们需要重新建立一种平衡。在政党交替执政的游戏中，在野党的价值在于，他们并不纠缠于已经被过度关注的具体政策和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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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执政党是否在有效地理政，只要看有没有出现棘手的问题就可以了。改革的必要性可以通过前一章节中提到的“认同检验”和“遵从检验”来判断。但是，我的观点是，绝大多数公众不可能在每一个问题上支持每一个改革者。他们看各种问题是解决了，还是严重了，以此为基础，在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做出选择。改革者通常在执政党内寻找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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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现了任何经过凝练提升的公众舆论，它必定源自对当前重大问题整体判断的具体拆分，源自那些局部的、具体的判断。并不是所有公众感兴趣的问题都包括在政治视野内，或者通过政党系统得以解决。因此，在具体论战中，构想出帮助旁观者判断的标准，看来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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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论战中需要一些明确的或粗略的客观检验来判断，谁是最值得公众支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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