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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培养公民和公民意识的教育应该从公职教育中清晰地分离出来。公民权与公共事务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需要用完全不同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来面对。公众舆论是盲目而热情的、间歇性的、简单化思维的、表面化的。它需要引领，如同我尝试在以上章节中所呈现出来的方法，一种新的明智的方法将为它提供适用于它进行判断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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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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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社会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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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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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虚假理想只能走向幻灭和好管闲事的暴政。如果民主不能为公共事务指引方向，那么，擅长于此的哲学会当仁不让，鼓励人们大胆尝试他们不可能承担的使命。虽然这必将失败，但也将蛮横地干预个人自由。公众必须归位，做他该做的事，以发挥自己的优势特长，让我们每个人更有可能摆脱迷惑的野兽般的肆虐和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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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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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迷惑的根源在于，企图描绘出一幅目标统一的社会统一体蓝图。我们得到的教导是，将社会想象成一个有机体，它只有一个思想、一个灵魂、一个目标，并不是男人、女人、孩子们的各种思想、灵魂、目标的集合。不切合实际地拒绝承认社会由各种复杂关系组成，我们被迫接受各种版本的神话般社会概念的伟大学说，称之为“社会”（Society）、“国家”（Nation）、“共同体”（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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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主要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社会被人格化。每一个学说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主张将公众训练成为社会统一目标的代理人。事实上，真正的代理人是民族主义的领导者及其副手、社会改革者及其副手，然而他们却隐藏在幕后。公众惯性地认为任何致力于民族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模式都应该得到支持，认为民族主义者的所思所为都是以民族国家发展为目标，这是爱国者的标签，认为改革者的初衷都是以人类更好地发展为目标，而人类发展是一个神秘而渐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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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横行，而且通常做出真诚的样子。必须维护好那个虚幻的假象：他们代表了全人类的精神追求。公务人员已经习惯于对公众说话有所保留，顺便说一句，他们承认自己只按照部分真理行事。“坦率”，在公众生活中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生活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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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认为：“这就是民主在正确的道路上，被驾驭、被欺骗、被劝诱的根本所在。一种对真理和真诚的偏见（也许来自某些美学或个人喜好方面的不同）已经融入政治实践。对此，我们还不肯定。”凯恩斯（Keynes）先生在提及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先生的这一观点时曾说：“他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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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告诉我们，桌上的纸牌并不都是花色朝上放置。无论政治家个人有多么偏爱真实表达，他都只能将真实作为政治的一个要素来对待。这一点毫无疑问。没有哪一个政治家会因为热爱真实表达而甘愿以军队安全作为代价来冒险；他不会为了教化每一个人而使外交谈判陷入危机；他也不会为了追求坦率陈言而在选举中轻易丧失优势；他更不会因为忏悔能净化心灵而承认自己犯了错。在他保留或公开真相的权力范围内，他根据行动、讨价还价、鼓舞民心、提高威望等的需要，巧妙地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也许会错误地判断某些需要，也许会夸大自己的意图，但是，哪里有公共事务的目标存在，哪里就会有明显的需要存在，与不当的信仰表达形成对比。不要把公务人员想象得很完美，毕竟他也是普通人，他的头脑也没什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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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无法像愤怒的民主人士那样，以所有的公务人员都不诚实为由，对其全盘否定。这不是个人道德问题，商人、贸易联盟领袖、大学校长、牧师、编辑、评论家、先知，都与杰斐逊（Jefferson）有同感，他曾写道，“尽管我们很希望走得更快些，但是我们不得不放慢脚步，让热情不足的同行者们能够跟上我们步伐……心怀谨慎，在这显而易见的和谐氛围中，我们与不可分割的大众（undivided mass）共同前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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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割的大众”，这个设想要求让人们不得不将真实置于次要位置。我们不必讨论这个设想中的大众是否真实存在。如果一个政治家告诉我，披露所有事实对他来说并不安全，我会认为他在这一点上是可信的。坦白地拒绝表达，不会产生任何误导，最怕那些假装自己说了全部真话的人，他们危害很大，公众会完全相信他们。这种危害的源头是辩称公众与组成公众的个体拥有同一个想法、同一个灵魂、同一个目标。当我们勇敢地直视这一说法，便发现它是个无意义的诡辩。由于我们不懂医药，我们充分相信医生；由于我们不会驾驶机车，我们充分信任机车驾驶员。那么对于参议员呢？我们不懂如何判断工业法案的优劣，我们怎么可能不信任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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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已经被深深地灌输了建立在同一性基础上的联盟的概念，我们总是非常不情愿地承认，这个世界上还有差异存在，或者多多少少有不同的目标追求存在。一元论者固执地认为，如果我们不团结在一起，我们就会被一个个地绞死。而多元理论，正如它的倡导者拉斯基（Laski）先生(3)曾经指出，看起来好似“无序状态的预兆”(4)。这个说法有些言过其实。多元化之下，至少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无序状态，在职能分工明确的领域里，非常清晰地定义了各自的职能，并可以进行有序的调节。而真正的无序状态存在于界定模糊的领域里，国与国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各部门关系及上下级关系之间、种族之间，这些领域里，没有任何清楚的定义，多样的目标追求被掩盖并混淆，虚假的统一性受到推崇，每一种特定利益都永远宣称自己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并企图将自己的意图当作全人类的目标强加给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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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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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怀着最美好愿望，对阐明这种混乱状态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主要的洞见是发现个体存有偏见；自由主义者发现人无法摆脱肉体的束缚，这可以证明人的有限性。从所谓的启蒙时期到现在，自由主义将批判当作有力的武器，希望唤醒人们，正如培根（Bacon）所言，让他们意识到，别总是用事物的影子来满足内心的期待。一旦证明了人类的自然属性，束缚的力量便被挣脱，来自各个角落的攻击便指向他的那些虚假的绝对权力。他的面前呈现出一幅他的思想与习俗由来的历史画卷，他不得不承认，他们受时间、空间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他还被告知，他所有的观点都存有偏见，即使去除欲念，也是如此，因为持有某一观点的人必定处于特定的时间、空间立场上，他不可能纵览整个世界，只能看到眼前的世界。所以，人们认识到，通过自己的眼睛只能看到很小的世界，更多的信息是来自他人讲述的对世界的看法。他们认识到，人类的眼睛都有认知习惯，这通常是一种刻板习惯，将事实装入他们的预想中；但是，所有的现实要比幼稚的猜想复杂得多。人们眼中的世界图景源于对事物的一知半解；他们随意地评论着道听途说的东西，无意识地跟着感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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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令人吃惊并令人感到不安的发现，但是，自由主义者从来都不确定该如何应对。在莫斯科的一个剧院里，一位名叫叶甫雷伊诺夫（M．Yevreynoff）的先生对这个发现给出了合乎逻辑的诠释，他创造了独角戏(5)。这是一种独特的戏剧形式，将所有的行为、道具以及不同的人物个性通过一个人的表演展现给观众，表演者仿佛看到了那些舞台上本不存在的东西，并依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呈现出它们的品质特征。因此，在那个老剧场里，如果那个主角喝多了，他便会在那个清醒的舞台中央打转。但是，在叶甫雷伊诺夫极为自由的舞台上，如果我没有记错肯尼思·麦高恩（Kenneth Macgowan）先生的记载，那位醉汉不会绕着灯柱打转，而是两个灯柱围着他打转，他穿着得体，因为这就是他的感知方式，如同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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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甫雷伊诺夫给我带来了很多困惑，他似乎用一顶蠢人的帽子击垮了那位自由主义者，将他置于一个不存在的世界里，除了自己从疯狂的镜子里反射出的荒唐丑态，他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我随即意识到叶甫雷伊诺夫的逻辑是有缺陷的，是假想出来的。他一直在冷静旁观他塑造的醉汉主人公，其他观众也是如此，但是，宇宙并没有飞升到一个烟雾缭绕的幻想世界；醉鬼主人公有他的立场观点，但毕竟，在他的人生经历中，还会与其他不同的观点发生碰撞。例如，独角戏中应该有一个警察，而不是主人公一个人，这当然是我们假设的情节，他唤醒那位主人公，并在我们用事物的影子来满足心中期待的时候，唤醒我们，我们听命的不是事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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