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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所有这些都站在自由主义批评一边的时候，却没有回答一个问题：既然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两个灯柱围绕的醉汉，那么，受控于个人利益的人又如何能够捍卫并推动共同目标的实现呢？答案是，驯服个体目标，启迪人们彼此相互融合，就像小提琴和打击乐器能够在管弦乐队中共存一样，这样就可以推动共同目标的实现。这个答案在十九世纪是不能被接受的，那时候的人们，除了尝试破除偶像、打破旧习之外，也还幻想着寻求同一性。所以，自由主义者拒绝书写和声，宁愿将小提琴手与打击乐手分开，他们高贵地追随自己的最高本能，他们越过人们的头顶与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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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高贵的追随，如同他们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含糊不清。他们没有为人们指出脚踏实地行动的方向，而是为他们的独断专行配备了一副很好的面具。因此，自由主义的旗帜开始被奸商、投机者、禁令主义者、沙文主义者、骗子及空谈者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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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焚烧谷仓只为烤猪肉。所有人都存有偏见，这一发现令自由主义者大为震惊，至今还没有回过神来。他对自己的这一显然是真理的发现感到极为不安，想从普遍性中寻求解脱。他呼吁每一个人拥有良心，但却不给任何人行动的指引；选民、政治家、劳工、资本家都有自己特定的行为准则，也许伴随着易膨胀的自由主义情绪，但是，却不会以自由主义思想作为英明指引。经过自由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摒弃，当它真的有一天失去了与自由商业行为和放任主义偶然结成的联盟，它便会悲哀地发现，需要努力证明自己是一种必要的、有用的精神，如同一个可亲的幽灵需要证明自己值得在某地萦绕。当人们不是被哲学精神指引，而只按照自以为合理的原则行事时，这个幽灵就会出现，帮他们纠正更主观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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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只是幽灵，没有实体，自由主义仍然是很重要的。它努力唤醒心灵中的温柔，软化行为中的坚硬。但是，它无法支配行动，因为它在自己的思维体系中已经排除了行动者。它无法像其他主导哲学那样告诉人们：你这样做，或那样做。它只能说：那是不公平的，那是自私的，那是残暴的。因此，自由主义成了弱势者的保卫者和解放者，但是，当弱势者解放后，自由主义并不能成为他的指导思想。弱势者获得强势地位时，他会很轻易地将自由主义丢弃一边，用自由主义者们的反击制成解脱的武器，而不是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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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误解了他们一直呼求的公众本质。事实上，公众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非直接相关者，只能支持某个行动者。但是，自由主义者并不接受这个观点。他假设所有人都在声控范围内，当他们听到声音时都能给出和谐的回应，因为他们拥有同一个灵魂。他呼求的这个存于每个人心中的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性的、公正无私的感知，其实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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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谬见不可能存于指导乐观人生的政治哲学中。这些哲学理所当然地假设，在与邪恶的对抗中，它们可以成为代理人。即使对人类失去耐心，但迄今为止，它们也总是在战役中塑造英雄人物。这正是自由主义，相对于一些世界上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理论的不同之处，它试图彻底去除英雄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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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Plato）肯定会对此感觉很奇怪：他的共和国是统治阶级适当教育下的广袤土地。但丁在13世纪佛罗伦萨骚乱中探寻秩序和稳定，他所专注探寻的不是基督教世界的良心，而是建立帝国政党。现代社会伟大的缔造者汉密尔顿（Hamilton）、加富尔伯爵（Cavour）、俾斯麦、列宁（Lenin），他们心中也都存在某个真实的人物或群体，可以实现他们的伟大设想。当然，在这些理论中的代理人已经有了变化，他们是地主、农夫、某个联盟、军阀阶级或者制造业者；它们服务于某个教派、某些特定国家的统治阶级、某个民族或种族。除了自由主义哲学之外，其他理论总是有其针对的特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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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自由主义哲学拥有某种模糊的超脱气质。人们对它的敬意犹存，尽管它的逻辑理论存在缺陷，它的实践也有诸多不足，但是，它的确触及到了人类的某种需求。人群中流传着这样的疑问：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难道这不是人类寻求和平的途径吗？在我看来，回避追求个体目标而去追求普遍目标，回避追求个人利益而去追求非个人利益，固然，这回避了人类面临的问题，但与此同时，这恰好证明了我们希望看到人类问题得以解决。我们在寻求一种折中的方案，尽可能完美，尽可能没有烦恼，就像我们出生前一样。即使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人类是好斗的动物，他也会希望这个世界能让他完美地战斗，敌人要快速逃离，使他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领地，但是，也别逃得太快，以至于抓不到他们。所有人都渴望解决问题的方案可以完美地如自己所愿，但是，那不过是渴望而已，他们仍然是有局限性的人，生活在自己有限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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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由主义不能接受将现实中永存的个人目标融合成同一目标的解决方案，它只能是一个不具实体的哲学思想。它在这个“一而众”（the One and the Many）的古老问题上遭遇了挫败。然而，如果我们停止将社会人格化，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决。只有当社会被人格化的时候，我们才会迷惑于如何将不同的个体组合成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如果我们不把社会当作人间万事万物的协调者，那么，这一逻辑荆棘便可以被清除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存任何理论疑惑地说，常识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个体在思考，而不是集体；是画家在创作，而不是艺术精神；是士兵在战斗牺牲，而不是民族；是商人在开展贸易，而不是国家。是所有这一切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社会。正因为要梳理这些关系，所以个体民众不是干预到具体的混乱关系中去，而是形成舆论，作为一名公众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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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条约修订》（A Revision of the Treaty），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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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约翰·夏普·威廉姆斯（John Sharp Williams）：《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第7页，致威廉·沃特（William Wirt）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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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拉斯基（1893—1950），英国政治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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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哈罗德·J．拉斯基（Harold J．Laski）：《君主问题研究》（Studies in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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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肯尼思·麦高恩（Kenneth Macgowan）：《明日剧场》（The Theatre of Tomorrow），第249—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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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第十五章 缺位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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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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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一元论的实践已经使社会中政治、经济力量的普遍集中合理化。由于认为社会作为有机体应具有其自身目标，所以理所当然，这些目标应由法律和权力中心清楚地告知每一个人。人们不得不将灌输给他们的目标当作共同目标；如果接受，它将被强制执行；如果它看起来的确像是民族国家的目标，它将被作为制约一切的规则传承下去。正如歌德（Goethe）在诗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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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奇迹终于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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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精神足以表达千种愿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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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的方式，伟大社会的赞歌已经写就。两千年前，所有如古代中国与古罗马帝国那样的成熟文明可以互不往来共存于世。而今，食物供给、原料加工、制造业、通信以及世界和平等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体系，无论去除其中的哪个部分，整个系统的平衡都将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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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视这一体系，其中广泛存在而又错综复杂的各种互动关系蔚为壮观。它也许像某些乐观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本质上意味着人类手足情深，因为所有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显然都彼此相互依存。但是，作为个体，人不会俯视这个体系，或者展望到它的终极发展方向。对他而言，看到的就是周围的真实生活，感受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伴随着他命运中数不清的各种压力。在乡村，我的邻居借钱种植马铃薯，但却不能将马铃薯卖掉换钱，他面对乡村商店要求立即支付现金的账单无能为力，他无法分享那个乐观的世界相互依存的哲学观点。如果远在纽约的经销商拒绝了他的马铃薯，这对他来说，将是一场如同旱灾或蝗灾一样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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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收获、5月播种，这自古以来的耕种规律而今已然改变。春种、秋收不仅受制于天，还受制于看不见的人，如同放风筝，他们用一根细线便可以在远方操控一切。乡邻的生活也许会比先辈更多彩，也许更富有、更健康，据他所知，也许更快乐。但是，他的生活却受制于看不见的人以及他们令人迷惑的行为。看不见的市场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的眼界和能力已经无法起决定性作用了。他只是延伸到他视野地平线链条上的一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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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销和投机，是衡量人们劳作与收获性价比的一把尺子。将兰开夏（Lancashire）的出产推向市场，迪布利（Dibblee）说：“不考虑兰开夏其他城市的市场化组织，仅曼彻斯特（Manchester）和利物浦（Liverpool）两地的商人和仓库老板动用的资金就比整个棉花加工贸易业所需的资金多得多。”(2)依据安德森（Anderson）的计算，1915年，芝加哥（Chicago）期货市场上的谷物价格是实际收购价格的62倍，成交价还不知翻了多少倍(3)。当人们为一个看不见的、不确定的市场提供产品的时候，“投机者的最初计划”(4)永远得不到满足。市场调节通常是粗略的，代价是高昂的，需要靠推销和投机来体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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