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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谬见不可能存于指导乐观人生的政治哲学中。这些哲学理所当然地假设，在与邪恶的对抗中，它们可以成为代理人。即使对人类失去耐心，但迄今为止，它们也总是在战役中塑造英雄人物。这正是自由主义，相对于一些世界上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理论的不同之处，它试图彻底去除英雄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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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Plato）肯定会对此感觉很奇怪：他的共和国是统治阶级适当教育下的广袤土地。但丁在13世纪佛罗伦萨骚乱中探寻秩序和稳定，他所专注探寻的不是基督教世界的良心，而是建立帝国政党。现代社会伟大的缔造者汉密尔顿（Hamilton）、加富尔伯爵（Cavour）、俾斯麦、列宁（Lenin），他们心中也都存在某个真实的人物或群体，可以实现他们的伟大设想。当然，在这些理论中的代理人已经有了变化，他们是地主、农夫、某个联盟、军阀阶级或者制造业者；它们服务于某个教派、某些特定国家的统治阶级、某个民族或种族。除了自由主义哲学之外，其他理论总是有其针对的特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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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自由主义哲学拥有某种模糊的超脱气质。人们对它的敬意犹存，尽管它的逻辑理论存在缺陷，它的实践也有诸多不足，但是，它的确触及到了人类的某种需求。人群中流传着这样的疑问：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难道这不是人类寻求和平的途径吗？在我看来，回避追求个体目标而去追求普遍目标，回避追求个人利益而去追求非个人利益，固然，这回避了人类面临的问题，但与此同时，这恰好证明了我们希望看到人类问题得以解决。我们在寻求一种折中的方案，尽可能完美，尽可能没有烦恼，就像我们出生前一样。即使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人类是好斗的动物，他也会希望这个世界能让他完美地战斗，敌人要快速逃离，使他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领地，但是，也别逃得太快，以至于抓不到他们。所有人都渴望解决问题的方案可以完美地如自己所愿，但是，那不过是渴望而已，他们仍然是有局限性的人，生活在自己有限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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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由主义不能接受将现实中永存的个人目标融合成同一目标的解决方案，它只能是一个不具实体的哲学思想。它在这个“一而众”（the One and the Many）的古老问题上遭遇了挫败。然而，如果我们停止将社会人格化，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决。只有当社会被人格化的时候，我们才会迷惑于如何将不同的个体组合成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如果我们不把社会当作人间万事万物的协调者，那么，这一逻辑荆棘便可以被清除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存任何理论疑惑地说，常识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个体在思考，而不是集体；是画家在创作，而不是艺术精神；是士兵在战斗牺牲，而不是民族；是商人在开展贸易，而不是国家。是所有这一切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社会。正因为要梳理这些关系，所以个体民众不是干预到具体的混乱关系中去，而是形成舆论，作为一名公众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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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条约修订》（A Revision of the Treaty），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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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约翰·夏普·威廉姆斯（John Sharp Williams）：《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第7页，致威廉·沃特（William Wirt）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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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拉斯基（1893—1950），英国政治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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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哈罗德·J．拉斯基（Harold J．Laski）：《君主问题研究》（Studies in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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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肯尼思·麦高恩（Kenneth Macgowan）：《明日剧场》（The Theatre of Tomorrow），第249—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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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第十五章 缺位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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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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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一元论的实践已经使社会中政治、经济力量的普遍集中合理化。由于认为社会作为有机体应具有其自身目标，所以理所当然，这些目标应由法律和权力中心清楚地告知每一个人。人们不得不将灌输给他们的目标当作共同目标；如果接受，它将被强制执行；如果它看起来的确像是民族国家的目标，它将被作为制约一切的规则传承下去。正如歌德（Goethe）在诗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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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奇迹终于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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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精神足以表达千种愿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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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的方式，伟大社会的赞歌已经写就。两千年前，所有如古代中国与古罗马帝国那样的成熟文明可以互不往来共存于世。而今，食物供给、原料加工、制造业、通信以及世界和平等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体系，无论去除其中的哪个部分，整个系统的平衡都将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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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视这一体系，其中广泛存在而又错综复杂的各种互动关系蔚为壮观。它也许像某些乐观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本质上意味着人类手足情深，因为所有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显然都彼此相互依存。但是，作为个体，人不会俯视这个体系，或者展望到它的终极发展方向。对他而言，看到的就是周围的真实生活，感受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伴随着他命运中数不清的各种压力。在乡村，我的邻居借钱种植马铃薯，但却不能将马铃薯卖掉换钱，他面对乡村商店要求立即支付现金的账单无能为力，他无法分享那个乐观的世界相互依存的哲学观点。如果远在纽约的经销商拒绝了他的马铃薯，这对他来说，将是一场如同旱灾或蝗灾一样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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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收获、5月播种，这自古以来的耕种规律而今已然改变。春种、秋收不仅受制于天，还受制于看不见的人，如同放风筝，他们用一根细线便可以在远方操控一切。乡邻的生活也许会比先辈更多彩，也许更富有、更健康，据他所知，也许更快乐。但是，他的生活却受制于看不见的人以及他们令人迷惑的行为。看不见的市场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的眼界和能力已经无法起决定性作用了。他只是延伸到他视野地平线链条上的一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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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销和投机，是衡量人们劳作与收获性价比的一把尺子。将兰开夏（Lancashire）的出产推向市场，迪布利（Dibblee）说：“不考虑兰开夏其他城市的市场化组织，仅曼彻斯特（Manchester）和利物浦（Liverpool）两地的商人和仓库老板动用的资金就比整个棉花加工贸易业所需的资金多得多。”(2)依据安德森（Anderson）的计算，1915年，芝加哥（Chicago）期货市场上的谷物价格是实际收购价格的62倍，成交价还不知翻了多少倍(3)。当人们为一个看不见的、不确定的市场提供产品的时候，“投机者的最初计划”(4)永远得不到满足。市场调节通常是粗略的，代价是高昂的，需要靠推销和投机来体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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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既不需要手工匠人般对整个工作流程规范性的把控，也不需要节俭美德，经济和劳作是事业成功的全部依托。笛福（Defoe）在《地道的英国商人》（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5)一书中写道，“贸易不是一场假面舞会，人们不必戴着面具扮演角色……贸易应该在平原上，是看得见的真实的生活……，以用心和节俭为基础”……因此，“用心经营和节俭美德将会创造出无穷财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也许会回应说，“一个人可以通过诚实劳动获得一切，将他获得的财富积累起来（除了必要的开支）必将变得富有。如果真是这样，统治世界的是什么呢？一切赐福都可以靠诚实劳动获得，人们无需远见卓识和智慧判断。”直到最近，长辈仍在用笛福和富兰克林的原话来劝导年轻人，尽管富兰克林对全能上帝的寄托有所保留。但是，实践证明，成功很少是靠节俭得来，更多是靠开阔的视野和商业信息。在一切堂皇的伪善言辞下，这一新原则带着兴奋朦胧地指向那个真理，若想获得商业成功，人们必须将精力和思考投向无形的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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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组织体系在宏观上产生出专横力量。为了自我保护，对抗看不见的经济力量，对抗强大的垄断者或恶性竞争，农民们建立起一个又一个集中销售代理机构，商人们建立起一个又一个贸易协会，每个人都在积极行动，直到协会的数量和拿工资的秘书不计其数。这种现象很普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已经有了“全国微笑周”（National Smile Week）。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了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例子，如果你希望在内布拉斯加州禁酒，那么，你必须在所有地方都禁酒，因为内布拉斯加州无法独存于世，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力量是那么微不足道。我们已经有了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存在于社会主义星球上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已经有了深信资本主义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星球上的休斯大臣（Secretary Hughes）；我们已经有了只能逆潮流而存在的所有帝国主义者；我们已经有了相信在国家范围内组织并兜售憎恨便会滋生更多憎恨的三K党人（Ku Klux Klansmen）；我们已经有了1914年前被告知必须在“世界强国与没落国家”（World power or downfall）之间做出选择的德国人；我们已经有了1919年后许多年间，除非其他国家都感到不安全，否则法国人就无法在欧洲拥有安全感；我们已经有数不胜数的以自己的意愿为标准寻求稳定的冲动，而这一切构成了人们行动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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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越来越多的人纳入同一法律体系和习俗框架内，已经有太多努力被不懈地付出，当然，目的是希望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拥有立法权和法律执行权。这些努力是由中央政府、政府各分支机构、地方委员会以及权力委员会集权决定的。无论这种集权力量是好是坏，是永久的还是临时的，它至少是客观存在的。处于权力中心做决策的人总是离他们所统治的人民以及他们要处理的事务很遥远。即使他们努力尽职尽责，把自己当作人民利益的代表，说他们遵照人民的意愿，也纯粹是一种虚构。他们也许会英明统治，但不会同人民积极协商。他们最多在回应选民时制定宏观政策，而选民只依据具体结果判断和行事。统治者关注全局，而在变化无穷的具体情况上是模糊不清的，他们的缺点是抽象化和普遍性，在政治中体现为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相反，被统治者看到的是世界生动而真实的不同侧面，他们很少凭空想象，他们最大的缺点是把个人偏见当成普遍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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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大的决策中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侵蚀了所有先前公众舆论理论的原则(6)。一个世纪前，小国论被推崇。在小国中，选民可以通过与邻居们交谈，充分交换并修正彼此的观点。他们当然还可以考虑看到的、想到的，甚至是外国人的、不同世界的古怪看法。但是，小国本身无法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看似无所作为。年长者对已被认可和接受的法律，不会贡献任何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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