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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管理缺位，就会缺少对观点的检验。由于结果通常被太遥远或太久地搁置，导致错误无法被及时发现。相关因素太遥远，它们无法真切地指导人们的判断。现实遥不可及，主观臆断广泛存在。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主观愿望比习俗和客观规律更容易成为人们的行动准则。他们以为了自己的需求和寻求普遍“安全”为名，以牺牲其他所有人的安全为代价；为了寻求普遍“道德”，他们以牺牲他人的爱好和舒适为代价；为了所谓的“国家命运”，他们自己需要什么就索取什么。行动与经验、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距离孕育出对表达自我需求的狂热，乃至每一个人都想自己所想，唯自己所需。因此，这样的人无法对社会事务产生深刻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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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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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历一番反抗斗争，伟大社会的集权是不会被接受的，而且反抗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7)。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认为，没有基层公共机构，一个国家也许会处于自治状态，但并不拥有自由精神。集权对于各种权力的掌控是有利的。“你们要做什么？”阿瑟·杨（Arthur Young）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对一些地方省发问。“我们不知道，”他们回答，“我们得看巴黎要做什么。”地方事务掌控在遥远的集权者手中，由事务繁忙、很容易疏忽细节的人来处理。与此同时，培养和选拔基层政治人才也被忽略了。不堪重负的中央权力机构膨胀成巨大的官僚阶层，其行政官员要处理海量文件，但却几乎接触不到那些具体的人或事。集权在法国教育部长著名的夸耀中登峰造极，他说：现在是三点钟，法国所有三年级的学生都在写拉丁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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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赘述，集权统治越甚，人民参与讨论并给出思考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样的集权统治范围越广，它能够考虑到的事实真相和具体环境的信息就越少；它与基层体验的冲突越多，距离源头越远，自我意识越强，它的强制力就越弱。通用规则常与具体需求相抵触，远方强加于人的规则常会缺少认同。由于越来越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越来越体现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们更加依赖武力而不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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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集权社会受控于一个虚构的故事，即统治者是公众意志的代言人。这个故事不仅消磨了公民个体的主动性，也使得公众舆论变得无意义。当公众作为一个整体采取行动时，它如此庞大，乃至对具体事件的粗略决断都不具有可行性。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验证过，通过公众评判一个规则的可行性或者一个新提议的合理性是否可行，结果发现，当公众人数达到数以百万计的时候，问题会无望地纠缠在一起，无法找到解决的方案。在这种状况下，谈论民主或者谈论公众舆论的改良是无意义的。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公众只能表达自己支持或反对某个权力政体，余下的便只有忍受它，温顺地服从或者逃避它，总之，选择一种看起来最方便的方法。因为在实践中，有机社会理论意味着集权，是一种意志在事务中的具体实践。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必须接受他们个体意志的失落，或者设法揭穿集权者宣称代表所有人意志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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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浮士德》（Faust）第二章，第五幕，第三场。原文：“And then a mighty completed stands，One mind suffices for a thousand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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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迪布利（Dibblee）：《供求法则》（The Laws of Supply and Demand），引自小B．M．安德森（B．M．Anderson，Jr．），《货币价值》（The Value of Money），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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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B．M．安德森：《货币价值》，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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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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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沃纳·隆巴特（Werner Lombart）：《资本主义典范》（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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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本书作者的另一本著作：《公众舆论》第十六、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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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J．查尔斯·布龙（J．Charles Brun）：《区域制度》（Le Regionalisme），第13页。参见沃尔特·汤普森（Walter Thompson）：《联邦中央集权》（Federal Centralization），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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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公众 第十六章 混乱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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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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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的实践和社会人格化哲学对于控制民众很奏效，但是，其危害性也已经众所周知。这种实践和理论如果仍然坚持固执己见，则不仅仅是因为民众已经被错误的教条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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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察中央集权倡导者提出的问题，如禁酒问题、童工问题、联邦控制教育问题、铁路国有化问题等，我想，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主导思想做前提：即必须将集权控制力延伸到该问题的方方面面，否则就不能确保该问题的全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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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埃德·乔治先生在任期临近尾声回应批评时，提及了这个思想。虽然他的话有巧辩的成分，但其背后蕴含的思想可谓伟大社会中独裁和集权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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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勋爵（Lord Grey）企图在巴尔干（Balkans）地区寻求和平。他制定的和平经不起火车的颠簸，从伦敦（London）到巴尔干，还没到索非亚（Sofia），他的和平梦想就已经破碎了。这并不是他的错，计划是好的，目的是完美的，但是，存在着他无法掌控的因素。他企图阻止土耳其人（Turks）介入战争成为我们的敌对方，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德国的外交手段对他来说太强大了。他还企图阻止保加利亚（Bulgaria）介入战争成为我们的敌对方，然而，德国的外交手段再一次胜过我们。我从来无意奚落格雷勋爵，但是现在，我要奚落他，当你介入外交领域的时候，我不想说你不能谋划思考，因为你已经这样做了，但是，那里的确有你无法掌控的诸多因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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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先生或许也对国内事务有过类似的谏言，但是，那里同样存在着你无法掌控的因素。帝国扩张，需保卫边境，随着进一步扩张，需要保卫的边境地域也不断扩大，中央集权政府也一样，若要保持控制力，需要它处理解决的问题将接踵而至，令其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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