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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政治暴力的愿景是我们的幻想、希望与战略交汇得最为紧密之处。然而事实证明，这也正是我们基于幻想而犯错的代价最沉重之所在。我所分析的每一个变局都蕴含着极大的希望，但事实证明每一个都是一把双刃剑。它们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事件而导致暴力激增。但这并非“事与愿违”那么简单。运用现代的研究方法，我想我能阐释，是什么决定民主将导致变革还是破坏。更令人警醒的是，我将说明，时至今日，在最底层的10亿人的社会里实行民主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引发更多政治暴力。不过，我传递这个信息并不是为了诋毁勇敢的人们争取民主权利的努力：我不是为独裁辩护。可是只有走出幻想，我们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发挥民主制度作为正义力量的毋庸置疑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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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卢梭《社会契约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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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齐贝吉当选引发肯尼亚骚乱”，《金融时报》，2007年12月31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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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俄罗斯设计的一系列自动步枪，如AK-47突击步枪。——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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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力利浦特，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小说《格列佛游记》中虚构的小人国，居民身高仅6英寸左右。——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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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 第一部分 否认现实：疯狂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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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选票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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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时代，恰逢一场伟大的政治巨变：民主体制传播到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但这是真民主吗？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确有了选举。在美国和欧洲的施压之下，选举制度得以大力推行，并且它作为民主制最显著的特色而被视作其界定性特征。然而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不仅有差额选举，还有选举的实施规则：舞弊必受惩治。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也有针对当选政府的权力制衡机制：胜选者不得镇压落选者。这场伟大的政治巨变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民主的传播，但实质上只是选举的普及而已。假如赢家的权力不受限制，那么选举就成了事关生死的博弈。假如这场殊死竞争本身缺乏实施规则的制约，那么候选人就会被迫采取极端行动。这样的结果不是民主：我把它称为“疯狂民主”（democra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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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疯狂民主之前是个人独裁。这种政治体制大多数根本不屑于依靠某种意识形态来粉饰自己。扎伊尔[1]总统蒙博托（Mobutu）当政期间，其治下奇异的政府体系在米凯拉·朗（Michela Wrong） 的《跟随库尔茨先生的足迹》（In the Footsteps of Mr.Kurtz）一书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个人统治意味着种族优待以及国家机构的式微。蒙博托把大权建立在贪婪和恐惧的基础之上：他宠信忠仆，大肆封赏逢迎媚上之徒；打压异己，纵凶折磨有反对嫌疑之士。而类似的国家奉行的是国家意识形态，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德格政权（Derg regime）以及安哥拉的“安人运”[2]。这些严酷残暴的政权不出意外地在西方的左翼阵营中吸引到大量的支持。然而多数情况下这种意识形态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幌子、政客圈子里往来应酬的漂亮话，就像基督教的观点想必在19世纪的沙龙里占据主流一样。这种自欺欺人的主义盛行于津巴布韦，他们有一个政治局，人们互称“同志”。这些非民主的政权似乎容易导致动乱。蒙博托和德格集团都是被反政府军推翻的，而“安人运”曾经历过与“安盟”[3]的大规模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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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上世纪90年代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独裁政权就像被保龄球击中的木瓶一样接连倒下。有些国家的民众受到东欧形势的鼓舞而走上街头，其中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Suharto）下台的事件最为震撼。有时援助国以民主为条件提供进一步的资金支持，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肯尼亚，因为民主国家认定可以向该国总统莫伊（Moi）施压。有时独裁者会审时度势，跟随风向变化。他们身边往往簇拥着溜须拍马之辈，这种情况反而可能有助于民主化进程。试想一位独裁者在掂量民主改革的时候会怎么问他的扈从。实际上问题只有一个：如果开放选举，我能胜选不？扈从能怎么回答呢？他多半心里没谱：因为做民调从来就不是他的职责。但是，就算扈从官员觉得民众痛恨总统，他也犯愁。多年来不正是自己歌功颂德，蒙骗总统说人民无比爱戴他吗？那些向总统进忠言的顾问往往早已被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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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至少有三个独裁总统因为自信满满地开放民主而遭到了失败。他们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赞比亚的卡翁达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因为他们自信能赢，所以让公民投票。结果苏哈托丢了东帝汶：东帝汶人民公投以压倒性多数支持独立。卡翁达比苏哈托好一点：他拉拢了20%的选票支持，这么看确实有部分民众拥护他，那些是他家乡的人民，因为他以大幅公共支出来厚待自己的老家。而当大选结果揭晓时，他得知国民如此不识好歹，自然恼羞成怒。不过，我们永远无从得知那一刻究竟发生过什么。幸运的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正好在赞比亚领导一个观察团监督选举。当大选结果逐渐明朗时，卡特意识到自己需要做些什么。他迅速赶到总统府，守着卡翁达，安抚他的痛苦，直到选举已经无法废除。毕竟卡特本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4]。有卡特在旁监督，卡翁达别无他法，只得接受失败的结局。假如当时卡特不在，我们无从得知卡翁达会不会拱手让权：据说他后来周游非洲列国首都，提醒总统们不要重蹈他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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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穆加贝总统是什么情况？到90年代中期穆加贝总统也紧跟潮流，在宪法里规定实行多党派选举制并限制总统任期。很多独裁者都接受总统任期的限制，因为他们有信心在自己任期届满之前用这样或那样的手段来修改宪法。这样一来，总统任期就成了定时炸弹。当然，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是最精彩的打宪法擦边球成功的例子：他都懒得改任期限制，只需改任总理，再把实权从总统转移到自己的这个新位置。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Obasanjo）曾尝试延长任期但遭到失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赞比亚总统奇卢巴（Chiluba）身上。乍得总统代比（Deby）和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Museveni）则成功延长任期。穆加贝总统决定修宪，取消总统任期，并大幅度增加总统的权力。修宪需要全民公投，正是在这件事上他没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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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遗憾的是修宪公投不是总统大选，所以穆加贝得以连任，同时也明白若真搞民主选举自己必输。他面临的问题我稍后再讲。现在我们回到民主的传播这件事上。一国又一国实行差额选举，现任政府时赢时输。但无论如何，反对党现在能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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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民主的传播对政治暴力起到什么影响？显而易见，暴力应当减少。也许这个道理过于直白，但它有助于厘清我们自以为明白的事实的前提。在我看来，民主能降低政治暴力发生概率的原因有两点。我归纳为政府问责制（accountability）和执政合法性（legitimacy），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先说政府问责制的影响。在一个民主体制中，政府只能努力地去满足普通公民的诉求。如果政绩不错，现任政府就能连任；如果选民认为它不如其他候选人团队，那么现任政府就下台。不管怎样，政府都得努力工作，因为它要对选民负责。一个独裁者也可以选择作出毫不逊色的成绩，但这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个选择而已。而民主政府别无选择。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独裁者们作出的是与为国为民背道而驰的选择，比如蒙博托。所以，民主制督促领导人履行职责，从而提高政府工作成绩。那么，为何这样一来政治暴力就会减少呢？很简单，因为导致民众不满的基础少了。如果政府竭力增进社会大众的福祉，人民就不太可能拿起武器去反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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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说了政府问责制的影响，接下来谈谈执政合法性。赢得选举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基础，这是当今世界的广泛共识。相应地，至少从民主理论上来说，一个合法的政府应当被赋予某些权利。一个合法的政府有权利去做它竞选时承诺要开展的工作，所以就算反对党有非议，政府也具备至少在一定的限制之内推行其施政计划的资格。民主国家的公民认同上述规则，所以对于政府通过选举而实施的计划，反对党也不可能合法地诉诸暴力来对抗。这又是减少政治暴力的另一个原因。即使那些最激进的反对党拒绝承认政府施政的资格，要进行暴力抵制，他们也不可能赢得太多支持，因为他们无法合理地声称自己的斗争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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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民主制度应该为政治暴力加上双重限制：其一，民众不满的客观基础减少；其二，即使有不满，也很难发动群众对政府进行暴力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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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们就是这么信心满满，以为民主就是政治暴力的解决方案，甚至都不屑于去搜集事实证据来检验它正确与否。民主有利于维护和平，这已成为政策领域的一项基本信念，而且可能是政治范畴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乔治·索罗斯和乔治·布什相互认同的理念不多，但我估计在这一点上他们俩——包括千百万其他人——是站在同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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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开始走上民主道路时，我和任何其他人一样，都备感欣喜。然而，之后数年的事态发展比我预期的艰难得多。有的外界评论家转而啧啧说起风凉话，我没空和他们理论。改变本来就是难事，况且还有强大的阻挠势力。这并不是说我的期望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落空了。我仔细回想，便开始怀疑自己过去没有注意到一些已经很明显的事实。的确，一直以来都有人提出质疑，只不过他们的声音被欢庆民主的狂喜的嘈杂声浪淹没了。最重要的是，我开始怀疑那些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被引申得过分了。也许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缺失一些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从而导致政府问责制和执政合法性这两个因素无法顺利发挥作用。必须承认，我非常不情愿提出这样的疑问，然而是正视事实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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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以为民主和政治暴力之间的关联在学术界已有定论。但颇令人吃惊的是，我发现并不是这样。事实上，这个问题和现代社会科学一样，已接近未知领域：我找不到一篇已发表的相关论文。于是我和年轻的瑞士学者多米尼克·罗内尔（Dominic Rohner）合作，着手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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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基本上拿到1960年以来所有国家的数据。控制其他可能起作用的变量，民主对政治暴力的产生有什么样的影响？起初我们发现二者不相关。对我来说，这种“无关”的结果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像政治体制这么重要的因素肯定会有影响。于是我们想到，也许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整个经济发展阶段有变化。毕竟，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比其他民主国家贫穷得多，两者差异很大。很可能民主对暴力的效应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在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考虑到这个可能性之后，我们就发现政治体制始终是有显著影响的。事实上，在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实行民主，其作用恰好相反。正是由于在这两类国家中相反的作用互相抵消，导致整体看上去好像没有任何影响。那么，这两种相反的作用具体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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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在中等收入水平以上的国家里，民主制度能系统性地降低政治暴力的风险。因此，“民主让社会变得更安宁”这个从政府问责制和执政合法性的角度提出的预测得到验证。但是在低收入国家里，民主使社会变得更危险。就好像光是穷还不够惨似的，民主还要产生负面效应来雪上加霜。国家不穷，社会比较安定，实行民主是锦上添花；国家穷，社会较为动荡，实行民主无异于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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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主制度使贫困国家变得更危险，而使非贫困国家变得更安全，那么一定存在一个临界值。当国民收入达到这个临界值的时候，民主制度对社会稳定的净效应为零。这个临界值在人均年收入2700美元左右，也就是大约人均每天7美元。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收入水平都低于这个值：其中大部分还差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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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普遍认为，民主制度通过保证政府问责制和执政合法性，可以改进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在我看来，我们研究结果的关键意义在于指出以往的理论一定存在漏洞，而且是个巨大的漏洞。本书很大部分旨在寻找那个漏洞。不过，我们的研究还没有完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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