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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前讲到，国家越富有，社会就越稳定。研究表明，高收入的所有正面效应都要建立在民主的前提之上。的确如此，更惊人的结果是：如果制度不民主，国家经济越是增长，就越容易产生政治暴力。民主国家越富越安稳，专制国家越富越动荡。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一点，你可以想象两条线，一条斜率为正，表示随着收入增加，民主国家的安全指数上升；另一条斜率为负，表示随着收入增加，专制国家的安全指数下降。两条线的交点对应的收入，就是使民主制度对暴力的净效应为零的临界值：2700美元。当今时代经济成就极为辉煌的国家，有的人均年收入高于3000美元，已经超过收入临界值。这样的专制国家，除非进行民主化改革，否则随着年复一年的高速增长，社会将会越来越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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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初期，我们忙着处理极为繁琐而棘手的统计问题，可谓艰苦卓绝。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分析统计的结果，看结论是否成立。举个例子，国民收入可能会同时受到暴力冲突和政治体制的影响。真实的因果关系有可能正好和我们的阐释相反。为此我们做了检验，很满意地排除上述可能的解释：我们的结果至少在这一点上没有问题。在针对政治暴力的统计学研究的小圈子里，我们最强劲的竞争团队是斯坦福大学的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和大卫·莱廷（David Laitin）。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建立了一个模型，分析可能引发暴力的因子，但细节上和我们不同。我们认为，要验证民主是否增加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暴力风险，一个好办法就是用他们的模型，引入民主作为因子，看我们的结论是否成立。很遗憾，检验结果证明对于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确增大暴力风险。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结果是当我们对各种形式的政治暴力逐一进行分析时发现的。我们研究暗杀、骚乱、政治罢工、游击队事件以及血腥的内战。让我吃惊的是，每一种形式的暴力都发现同样的规律：在低收入国家里，民主制度加剧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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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这些结果揭示的关系是一成不变的：后面我会论证民主制度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是可行的。不过让我们暂时假设以上规律不可改变，那么这个发现有什么意义？其意义在于，本着维持和平的目的来判断，国家的发展之路有一个优先顺序，即先发展经济再改革政治。推行民主化的理想时机应该是国家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水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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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多米尼克和我仔细揣摩这些结果的时候，我们围绕一个简单的疑问困惑不已：为什么？这个疑问实际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问题。首先，为什么民主降低政治暴力风险的良性效应会以收入水平为前提：国民收入到底在哪一点上决定民主在发达国家有利于和平稳定？其次，正好相反，为什么专制国家收入水平越高会越危险？最后，同时也是最不可思议的是，一旦把民主和独裁两种制度与收入相关的效应考虑在内，就会发现民主体制还进一步存在一个纯效应，使得社会的暴力风险更高。它就像某种不可观测的暗物质一样，作为一个常数潜伏在数据模型里，窥伺着所有的国家。它到底是什么？这些都不是容易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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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洞察问题的关键所在，我采取一个简单的心理学方法，想象自己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某国僭主，迫于援助国的压力进行民主改革。在民主化之前，我是如何维持稳定的？民主化又怎样改变我所面临的问题？我显然不是第一个思考独裁者如何才能保住权力的人。希罗多德（Herodotus）[5]曾记载，年轻的佩里安德（Periander）[6]当上科林斯（Corinth）[7]的僭主时，派使臣去向一位身经百战的长者——米利都（Miletus）[8]的独裁者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请教。色拉西布洛斯掌权有道，他对一个刚步入僭主生涯的后辈有什么指点？色拉西布洛斯领着佩里安德的使臣走进一片玉米地，一边讲话，一边不断地把所有最高的玉米秆顶端的雄穗一一掐下。使臣疑惑不解地回去复命，佩里安德却心领神会。虽然在希罗多德之后的2500多年间社会科学不断发展，但我认为这个故事对保住权力手段的解释堪称经典。如果让我们来概括一下色拉西布洛斯的用意，那就是稳握大权的关键在于先发制人：对自己构成潜在威胁的人，要抢在他们动手之前先将其肃清。那么，民主会影响我发动整肃运动的能力吗？抢先整肃异己的尴尬之处在于它违背法律原则：哪怕对方没做任何事情，也要施加惩罚。这样的行为，哪怕是低水平的民主制度也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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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实行民主制度，领导人发动整肃运动的能力就会被削弱。这也许是对前面提到的“暗物质”的一个可能解释。如果领导人失去抢先清洗异己的能力，那么他们可能也不那么容易压制政治暴力。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民主制度除了以收入为前提的效应之外，还另外有一种导致政治暴力增加的纯效应。希罗多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现在该是检验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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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到一个纪录肃清事件的大型政治学数据库。不管你信不信，这些事件是按照国别和年份来衡量的。在控制其他可能的影响之后，我们想看看民主是否增加肃清行动的难度。果然，即使是较低水平的民主也能从根本上降低发生肃清事件的概率。在用镇压来维持和平这种事情上，民主从技术上迫使其大幅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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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化如何增大维持稳定难度的问题，如果你需要一个实际的、最近真实发生的例子，且看伊拉克。无论现有体制有什么局限性，它比起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执政的时候肯定是大大的民主。但是侯赛因治下的伊拉克是一个相对和平的国家。虽然不是人们向往的那种和平，但也算是某种和平，而且它肯定是靠先发制人的镇压手段来维持，而没有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认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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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镇压行动从技术层面上受到削弱的事实，可以为我们发现的“暗物质”——民主带来的政治暴力高风险——提供一种解释。那么，为什么民主的净效应会随着收入的增加愈发趋于良性呢？我认为答案就在我先前讲过的两种影响之中：政府责任和执政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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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伴随民主制度而来的政府责任和执政合法性这两个效应未能降低政治暴力的风险。其缘由既简单又直接，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民主既没有实现政府责任，也没有树立起执政合法性。这到底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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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遇到过很多天资聪颖的学生，然而毫无疑问其中最出色的当属蒂姆·贝斯利（Tim Besley）。他如今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曾担任《美国经济评论》[9]的编辑。蒂姆所著的《有原则的代理人？》（Principled Agents?）一书，是当今针对“选举是否能约束政治家的执政行为”这个课题最严肃的理论研究。这本书颇有难度，不过我可以为你概述它的要领。蒂姆的问题在我们国家的情况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现任的政治家连尝试从民所愿的努力都没有付出过，选民是会注意到的。政治领导人的言行受到媒体的监督，如果一个政客一贯损害公民利益以中饱私囊，那么他就不可能再次当选。政治家都想保住官位。一方面，我们姑且期望，是因为他们怀有为民谋福的使命感，但另一方面，显然也是因为从政是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们的职业，而且谁都不想失业。所以，夹在媒体的监督和自身对权力的渴求之间，政治领导人不得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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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情况往往完全不同。假设选民们对他们可能的选择还是有那么一点珍贵的、有限的了解。即使是现任领导人在届内的表现——选民们才刚亲身经历过——也往往会有不同的评价。也许政府表现不佳情有可原；也许某些事情不应归咎于政府。最底层的10亿人所在的那些动荡的经济体中，事实往往就是这样：本国政府无法掌控的冲击频发，国家经济发展屡屡受挫。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国出口产品价格大跌，经济因此崩溃。我能想到三个非洲的民主国家就在大选拉开序幕前遭遇这样的冲击，而这三个国家当时的政府在任内表现都还不错。一个是1996年大选前的贝宁，出口价格下跌的冲击导致推行改革的总统下台。类似的事件在1998年乌干达大选前也发生过，那次是国际咖啡价格下降。第三个例子是2006年大选前的马达加斯加，当时的冲击是出口价格下跌和进口石油价格的飞涨。是无法避免的外部冲击，还是政府治国无方？选民们怎么能分辨清楚经济危机的真实原因呢？当然，政府会解释，但政府历来惯于找各种借口推卸责任。选民们又怎么知道该相信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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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充分而可靠的信息，选民们就很难作出理智的判断和决定。况且部分选民在支持还是反对现任领导人的选择上，不看其政绩如何，只根据自身的族裔身份来站队。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族裔身份左右着大部分的投票。这些国家的国情往往是族群分立对峙，因此迄今为止身份构成了最直接的保障政治忠诚的基础。这种忠诚的问题在于，既然效忠不以具体的事实是非为前提，那么它同样也不以领导人政绩优劣为基础。选票直接被冻结在相互对峙的族群阵营里。而如果大面积的选票固定在支持或反对的阵营里，结果就是现任领导人拉到的选票对他的执政作为并不敏感：视他表现优劣而投票的人寥寥无几。综上所述，人民不仅缺乏可作为评价政府成绩的依据的信息，而且相对来说很少人会基于对政府的评价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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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可能的情况是，由于自身的诸多局限，政府能有所作为的空间实在很小。特别是在多年疲软之后，政府可能对自身领导决定性的经济改革的能力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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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假设政府决心为国图强，它必须要放弃那些牟取暴利的做法。政府干涉经济可能会损害普通公民的利益，但这种制度为个别人迅速聚敛财富创造机会，也为政客奖励其忠实党羽大开方便之门。只有当所有的这些空子都堵上，领导人才没有维护对其忠诚的非常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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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是如何叠加起来的呢？对选民公开的信息质量恶化，越来越多的选票被族群政治冻结固定，政府对自身推行改革的决策能力失去自信，放弃糟糕的治理方式的成本上升。当这一连串问题积重难返，其后果就是选举制度根本无法督促现任领导人好好治理国家。而如果政客无须政绩出色就可以当选，那么——这就是蒂姆的关键论点——有志从政者的类型就会改变。如果正直和能力不能成为你的竞选优势，那么贤良之士就会被排挤出局，狡诈之辈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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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上述一系列情况真实存在的一个令人沮丧的标志，就是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容易吸引有犯罪记录的人跻身竞选。你也许会顺理成章地以为有前科的人根本没有参选资格。我想在美国或英国这没错，在其他高收入国家也是一样。但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情况就不同了。选民们没有充分的信息来分辨指控和实情：媒体要么是被封锁，要么就是太自由——不经核实就造谣抹黑的事情发生得太多，所以选民们无论听说什么都要打个折扣。还有一种情况是，选民们忠于自己族裔出身的政治家，哪怕是罪犯也要力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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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正直人士，当选执政对于罪犯的吸引力更大。很显然，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只有罪犯才会利用执政的机会贪污腐败。但有时也因为当总统还有一个好处——行政豁免权可保他们免受司法起诉。你问问自己，豁免权对哪一类人尤其重要？对于正人君子，这条特权只不过保护他们免受恶意的攻击，而他们光明磊落，无须豁免也可以最终化解这些麻烦。然而对罪犯来说，有没有行政豁免权，可能就是逍遥法外和牢底坐穿的区别。有时罪犯参选甚至演变成一场闹剧。2007年尼日利亚政府选举时，就上演一场警方和当选副州长的角力，警方得抢在他宣誓就职之前逮捕他。是锒铛入狱还是入驻副州长府邸，千钧只悬于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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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正直的人意识到自己竞选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而放弃参选的话，选民们就连一个合格领导人的选择都没有，那么再去了解候选人的情况实际上也没什么意义。这更是加剧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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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的研究引领着关于民主制度的严肃性前沿探索。然而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惯有的选举情况相比，即使是蒂姆研究的那个世界也过于太平。基本上，在蒂姆设定的世界里，政客仍然是按规则竞争的，只不过他们面对的是不了解情况的选民罢了。我再次将自己设想为一个老辣的独裁者，试图在民主制的新形势下保住大权。我面前有哪些选择？尽管承认真相不好受，但我得对自己说实话，我知道人民并不爱戴我。面对我的丰功伟绩，他们不仅不感激涕零，还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我长年统治之下国家已是一潭死水，而一开始与我国类似的其他国家却蒸蒸日上。甚至有人散布言论蛊惑人心，将国家现状归结为我的过错。我摇摇头，难以相信局势已经走到这一步。我提起金笔，开始罗列我的出路。我决定权衡利弊，有条不紊地斟酌筹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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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翻开崭新的一页，做一个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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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这可能正是大多数人的夙愿。它也将是一个转折，这么一来我会觉得自己更加高尚伟大，甚至可能给我的子孙留下一份值得骄傲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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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处：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多年历练出来的执政手腕跟这玩意儿大相径庭，说到底就是大力网罗党羽、培植亲信。老天，我可能必须得读一读那些援助国提供的该死的报告。还有，即使我研究出来该改革些什么，现有的行政系统也没有能力去落实。毕竟，这些年来那些才华出众的或者正直的人都被我排斥出政府部门，因为正直的人不好控制。是的，我读希罗多德读得太多。更糟糕的是，改革可能会招来危机。我的朋友们，也就是我身边围着的那群寄生虫一样的马屁精，也许不会容忍我这么做：他们没准一横心就发动宫廷政变推翻我，说不定事成之后还要向外界粉饰成改革呢！不过假设我改革成功，假设我真的推行正确的治国之道，我还能再次当选总统吗？我开始联想所有那些和我会过面的高收入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经常唠叨我要改革治国方式。他们后来都怎么样了？他们竞选成功的纪录如何？我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他们大概有45%的当选概率。也就是说，假如改革成功，我参加竞选将有45%的获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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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无论外国大使们喋喋不休地跟我作了多少关于治国之道的说教，选择一对我而言没什么吸引力。把我这个国家治理好的难度明显很大，所以相比那些走运的富裕国家的领导人而言，搞竞选吃力不讨好，让人望而却步。你考虑要不要为了众生之不平等而忧虑不安，这种心怀天下的感觉让人欣慰，但是你要为此牺牲纵情享乐的生活。你得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现有资源。于是你想到，与那些富裕国家的同行相比，你拥有一个潜在的优势，那就是虽然需要通过竞选才能当政，但是你的行为并不受制于有效的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办法能让你哪怕继续领导一个糟糕的政府也照样当选连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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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二：欺骗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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