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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的政治家们赢得大选所倚赖的那些手段，必须以乱政为前提。这一点是受有关民主制度阻碍改革的证据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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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广选举制的过程中，富有的自由派民主国家犯了基本的错误。我们想让最底层10亿人所在的国家变得和我们一样，却忘记了自己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并非一蹴而就，从专制时代一步跨入自由的民主制度，又怎能罔顾现实，期待这些国家能够跨越历史上数个阶段的历程，一步到位完成过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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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鼓励这些国家搞民主选举，结果却弄得他们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既丢掉专制政体高效果断的执行力，又没有学到真正的民主国家的政府责任。稍后我会论证事情也没有看上去那么绝望，但目前还得继续展示这些令人不悦的东西。你将看到，这个问题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最后，我以时任美国驻肯尼亚大使的迈克尔·兰恩伯格（Michael Ranneberger）的一句话来结束本章。兰恩伯格在肯尼亚大选揭晓之后，先是遗憾地评论“今天对于肯尼亚来说是一个可悲的日子”，紧接着又犀利地指出“我目前最担忧的是暴力问题，实话说，暴力冲突将会在部落之间产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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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旧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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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PLA，全称“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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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NITA，全称“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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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卡特在1980年大选时，争取连任却败给里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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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史学名著《历史》。——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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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佩里安德（前665—前585），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科林斯的第二任僭主，古希腊七贤之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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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科林斯，古希腊城邦。——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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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米利都，古希腊城邦。——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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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领域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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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wangi Kimenyi and Njuguna Ndung’u, “Sporadic Ethnic Violence: Why Has Kenya Not Experienced a Full-Blown Civil War?” in Understanding Civil War （Volume 1: Africa）, ed.Paul Collier and Nicolas Sambina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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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肯尼亚大选中部落之间矛盾爆发”，《纽约时报》，200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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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 第二章 族群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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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亚选举中，反对党候选人拉伊拉·奥廷加（Raila Odinga）出身于卢奥族（Luo）——肯尼亚48个部族之一。他获得卢奥族人98%的投票。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按族群身份投票。不过，这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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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的国籍之下，每个人都拥有某种别的身份，而且往往还同时拥有好几种。比方说，我本人除了是英国人之外，还是英格兰人，确切地说是北英格兰人。如果还要追根究底的话，我还是约克郡人。我教儿子丹尼尔唱我们的郡歌“On Ilkley Moor bar t’at”[1]。2001年英国大选，最后是一个约克郡人和一个苏格兰人角逐首相之位。然而我和大部分约克郡出身的选民都投给那个苏格兰候选人。如果公民们同时拥有几种身份，国家可以运转良好；可是一旦人们对这些身份的忠诚超越他们对整个国家的忠诚，国家就要出问题。卢奥族人的投票告诉我们，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族群身份往往胜过国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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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最底层10亿人的大多数国家族群更加多元。而这种多元却几乎成了一个禁忌话题，因为这些地区的族群问题实在是太令人沮丧。我认为这些问题虽然的确棘手，但并非无解，只有正视问题，才可能找到化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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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多元性加剧了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在推行正规合法的选举竞争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然而更严峻的是，族群多元性阻断国家体系的基本运转，即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这一功能。人们很容易据此断言，族群多元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需要的是政治强人。此言差矣：族群多元的国家搞民主虽然有缺陷，但落入独裁者手中更糟糕。不过政治领导人的确肩负着至关重要的使命：领导人必须首先塑造民族国家，而后才有政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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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自己的族群如此忠心耿耿，这种情感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在没有政权国家的情况下，种族显然是集体行动的基础。对于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上挣扎的农业社会，有一种集体行为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保险。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日子是很有风险的，如果正遇上犁地、播种或是收获的时候，你恰好病倒，那你的血汗钱就泡汤了。如果储粮遭了虫害，那你就等着闹饥荒吧。所以你需要灾害保险。而保险的问题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谓的“道德风险”，这个含糊其辞的概念说白了就是：假如我有了保险，管他呢！如果你能给自己上一个防止收入损失的保险，何苦还要早起劳作？所以但凡道德风险的问题没有解决，保险就不可能存在。而化解道德风险的方法，不是愤怒地抗议保险公司怀疑你的人品，而是让他们能够观察到你的所作所为。只有保险公司看到你在尽全力好好工作，才可能为你提供收入损失的保险。对于一个私营保险公司来说，实施这种监督的成本高得惊人，然而对于一个社区群体来说却很容易做到。管闲事、嚼舌根、亲朋间互通消息，这些信息散布的形式在一个社群里再寻常不过，这些信息也正是保险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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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被保险人的行为可观测只是必要非充分条件。如果个人遭殃时有权利得到社群里其他成员的援助，那么这种权利必须建立在社群成员有互帮互助的义务的基础之上。问题是，谁会在社群里履行义务？如果任何人都能随时加入或退出这个保险群体，那么保险永远都是个亏，人们只会在陷入困境时宣称自己是群体的一员，而在顺境时就撇清干系。在经济学中这个问题叫作“逆向选择”，除非保险公司细心筛查，否则他们的客户群不会是整个人群的一个随机样本，而是一群自知面临高风险的人。因为这一点，保险公司设计一些方法来保证客户群体的组成是随机的，比如给企业全体职员提供集体保险，其条件要比给上门投保的个人客户的条件优厚得多。同理，这就是族群身份的作用，你无法选择自己的种族出身。如果你不属于某个族群，那么在困难时期你也无法加入这个族群；如果你是某个族群的人，那么一帆风顺时你也无法摆脱自己的族群身份。这就从经济学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自己族群如此忠诚：在高风险、低收入的条件下，族群的存在让收入保险这种人们亟须的保障成为可能。时间一长，对族群的忠诚被道德力量加固强化，因为对族群履行你的义务在道义上是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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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忠诚支撑的保险造福于群体中每一个人，并且不以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然而，即使是在传统的经济体之中，对一个群体的忠诚有时也会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敌对群体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情况。但是，在现代经济体中，对族群忠诚的影响远不止牺牲其他族群利益这么简单。国家的公共资金变成某一个族群集体占有的资源库，而这种占有是以牺牲他族利益为代价进行的，在这个层面上，对族群的道德义务就和对整个国家的道德义务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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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约翰·吉桑格（John Githongo）是肯尼亚政府的反贪专员。他由于揭发政府核心部门的腐败行为而蜚声国际，也因此被迫流亡。我看得出，约翰这么做是需要勇气的，但跟他谈过之后，我才吃惊地发现，原来他付出的不只是勇气。约翰是基库尤人，而基库尤出身的官员把持着政府部门。所以不难想象，当他捅出政府的腐败丑闻时，他的基库尤朋友们纷纷谴责他背叛族人。让我吃惊的是，他自己也为忠于族人还是忠于国家而饱受内心的煎熬。和许多最优秀的非洲改革者一样，约翰是虔诚的基督徒。宗教信仰提供一个基本的道义框架，有助于人们正确地看待他们对族群的义务。另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改革者欧比·阿泽克韦丝丽（Oby Ezekwesili）勇敢地封锁了尼日利亚公共采购部门的贪污渠道。她这样描述当下盛行的道德选择：“这些人牺牲国家大局，只为自己的几千族人谋取利益，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理所应当。”就是这种流行的价值取向使得向族群效忠的思想过分膨胀，纵容为一族之私利而置社会福祉于不顾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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