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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现代经济过渡的进程中，人们受到的族群束缚本应该逐渐弱化，然而事实上却有强大的力量使其更沉重。有时单一的事件能够触及社会的实质问题，揭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本身的直接意义。有一个肯尼亚葬礼的例子。主角奥迪耶诺（Otieno）先生和反对党候选人瑞拉·奥丁卡一样，是卢奥族人。不过他年少时背井离乡，到内罗毕定居。他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与一名基库尤族女士组建家庭。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个标准的文化“大熔炉”的故事。奥迪耶诺先生于1986年去世，他的遗孀根据遗嘱准备在内罗毕办葬礼。这时候奥迪耶诺先生的卢奥族亲属提出反对，要求将遗体运送回乡安葬。他们非常坚决，以至于告上法庭。是尊重死者遗愿和遗孀的要求，还是满足同族亲属的诉求？法庭没有犹豫，直接判决遗体运回卢奥族村庄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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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回过头来想想在进入或退出群体义务的问题上，族群身份所起的监督作用吧。监督进入很容易：“非常抱歉我们不能援助你，因为你不是我们族人。”但是监督退出就有点难度。想要摆脱族群义务的人都是成功人士，你要如何阻止他们？这时下葬地点就起作用了。在许多古老的国家，祖先的灵魂在人们的信仰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他们相信先人的灵魂是有安居之所的。奥迪耶诺生前或许成功地摆脱了族群的桎梏，但想必他如今在另一个世界也得承受应得的惩罚。人人都像某种强制机制的提线木偶一般，有意无意地严格遵从对族群效忠的行为准则。奥迪耶诺先生们终将魂归故里，而这种确保忠心的机制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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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一国中有许多不同的族群共存，每一族都凝聚着全族人的高度忠诚时， 会是什么情况？这样的族群多元性对政治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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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竞争是一项有着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的活动——如果我能拿下51%的选票，我就赢了。事实上，只要我的权力没有约束，我什么都能心想事成。为了享受到规模经济效应的好处，追逐权力的人们组成政党，提出政治主张，并努力争取选民的支持。在没有族群对立问题的国家，如果采用“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选举竞争就会发展到一个极端，每个人面临的选择都是非此即彼的两个政党之一。虽然两个政党的领导人是由各个党内的支持者选出来的，然而一旦被推选出来竞选总统，两党的领导人都得力争中间选民的支持。这种体制的结果就是不偏不倚的温和政治，这也是广大现代民主政体的运作方式。其标志之一，即每个政党内部的激进分子大多都对他们的领导人走中间线路不满。美国政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民主国家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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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最初尝试研究族群多元性对选举竞争过程的影响时，我深受鼓舞。很显然，如果选民都有着明确的族群背景，那么政客们就会以族群为阵营组建政党，因为这是争取选民支持最省事的方法。而这种选举本身就会和没有族群分立问题的国家的选举大相径庭——政党领导人只会动员他们自己的族裔来支持自己，而不会费力讨好中间选民。但是选举结束后，这些以族群为背景的党派可能需要组成执政联盟。而任何过于挑剔苛刻的族群都无法争取进入执政联盟。族群政治可能导致政府走马灯似的换人，但每个族群都会掌握到和本族势力相符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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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把这些观点写成论文发表之后，我开始产生怀疑。首先，族群政治很可能影响竞选活动的具体内容。执政纲领靠边站，族群身份是重点。让我们回到前面说过的竞选策略，记得有一条提到打族裔牌吗？利用种族问题上的恐惧和仇恨实在是卑鄙无耻的政治手段，但很遗憾这招相当管用。现代经济学领域研究的法宝是随机试验。这个方法在医学领域已经运用很多年，但是用于经济学问题上难度较大。当研究的对象是竞选活动时，你也许会猜想，进行真正的随机试验的可行性肯定是很小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杰出的贝宁经济学家莱纳德·万奇肯（Leonard Wantchekon）就做了这样一个实证研究。他成功地说服贝宁的政客随机地在不同地区使用不同的竞选宣传口号。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能说明贝宁的选举活动的问题，但万奇肯得到的结果更令人忧心——不仅因为政客们对待竞选承诺如此随意，在这里保证秉持公义管理国家，在那里又向某个种族许诺优待政策，更是因为那次大选的数据经过统计分析后，结果表明优待某个种族的口号更能有效吸引投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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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在大选的影响因素之中，不仅族群身份胜过政策优劣，而且哪怕是在选民考量政策因素的情况下，候选人非但不争取“强大的立场温和的中间选民女士先生们”的支持，反而比拼谁更能走极端。我探讨这种政策走极端的倾向，是受到科林·詹宁斯对表达身份认同的投票行为研究的启发。他分析竞选活动如何在族群分立的国家里开展。投票给那些最极端的党派就是最强烈的一种身份表达，同时这样也选出最热衷于门户之见的领导人，为的是日后在联合政府各方协商折中的时候，使谈判的出发点尽可能接近自己族群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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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爱尔兰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北爱尔兰的选举本来是为了促使各派相互妥协包容，建立执政联盟走温和克制的执政路线。然而事实恰好相反。北爱尔兰有四个主要党派，两个新教徒的政党和两个天主教徒的政党。每个教派的两党之中，各有一党激进、一党温和。在建立联合执政之前，对立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族群中最大的党都是较温和的那一个；实际上正是靠近中间立场的这两个党在协调联合执政事宜。但是当联合执政模式确立之后，选民们就两极分化了；现在对立的两个族群中的主力都是激进的政党，所以联合政府最终落入这两党的偏执顽固的政客们手中，他们对如此好运不敢置信，笑得合不拢嘴。这就是广义的族群身份政治可能造成的结果。的确如此，在2007年12月的肯尼亚选举中上演类似的一幕，48个族群合并分化成两大派别——基库尤联盟和反基库尤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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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我也认识到民主制的诸多特征，选举竞争并不是其唯一重要的。选举竞争需要权力制衡机制的配合，而制衡机制又是公共品，也就是说，制衡机制需要人们协作互助方能建立起来。族群政治则阻碍人们协作建立权力制衡。这一点在2007年尼日利亚大选后续事件中得到验证。众议院发言人帕特丽夏·伊特（Patricia Etteh）在上任后不久就被控挪用公款。曝光的丑闻细节包括她豪掷重金购入12辆奔驰轿车的事。我不想为这诡异的一打奔驰车而大惊小怪——我早有心理准备，哪位体面的发言人不要几辆奔驰车来装点排场呢？但很多尼日利亚人似乎并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这简直是骇人听闻，媒体也对她大加抨击。事情讲到这儿也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是一桩寻常的违法行为东窗事发而已。真正耐人寻味的是此事引发的反响。当发言人一受到媒体的抨击，同为约鲁巴（Yoruba）族的其他官员就纷纷跳出来维护她。他们公开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别动她，她是我们族在权力核心的唯一代表。”如果打出族裔牌就能挡过一项腐败指控，那么社会风气肯定是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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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族裔选举政治并非我曾经以为的那样温和无害。在有些地区，例如北美的城市，政治决策是激烈的选举竞争的结果，在这些地区调查得出的关于族群多元性对公共品影响的证据，显然与族裔选举政治的影响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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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研究表明，公民的族群多元性导致公共服务的质量系统性下降。并不是族群多元的社会恰好摊上糟糕的公共服务，而是它们二者之间属于因果关系。控制其他因素，多元性越强，公共服务质量就越差。不仅如此，就连用于种族优待渠道的开销，比如公共部门雇员的薪资都要高些。为什么多元性增大了公共品供应的难度？为此，我们需要微观层面上的证据，看看人们是如何做出集体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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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明确指出，信任在不同族群之间要比同族之内薄弱。我团队中一个研究人员阿比盖·巴尔（Abigail Barr）就很巧妙地证实了这个结论。她研究津巴布韦农村社区的人们之间信任程度的差异。信任是个很难量化的概念，但她借鉴最新的研究方法，设计了一个实验性的游戏，征募志愿者来玩，根据他们选择的策略，可以赢得少量的钱。津巴布韦这地方特别适合进行这项研究，因为在同族人们聚居的村子边上，就有在不同时期建立的各族人混居的社区，其中混居的程度各有不同。她的研究表明，控制住其他变量，村子里的族裔越是多元，人们在游戏中采取的策略显示出的互信越低。另一个结论是，人们更愿意为增进同族人的福利而缴税，如果让他们知道纳税的钱很大部分会花在异族的人群身上，那他们就不那么情愿。当这些结论在欧洲公布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一阵焦虑，人们担心移民及其造成的多族裔社会的变化可能破坏这片大陆标志性的高福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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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证据表明，对政府的监督机制——公共品的一种——也失灵了。我已经讲过尼日利亚众议院发言人购买奔驰车的故事，此外还有更系统的证据。爱德华·米盖尔（Edward Miguel）和玛丽·凯·古戈尔蒂（Mary Kay Gugerty）做了一项关于肯尼亚农村地区学校的校委会运作的调查，得出非常有说服力的结论。校委会由家长组成，负责募集资金、管理学校，因此在决定学校质量方面举足轻重。爱德华和玛丽通过巧妙的研究发现，当校委会是由不同族裔的成员组成时，那么学校管理就较差。准确地说，就是同族成员相互包庇，即使渎职也不会受到同族成员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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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族群多元性还是有一点好处的。虽然它在公共服务领域施加负面影响，但却能促进私有经济活动。为什么多元性能提高私有领域的生产效率？与阿比盖在津巴布韦做的研究类似，对于这个问题也有相当翔实可靠的实验证据来说明事实。基本上，族群多元性有助于提高技能、增进知识、拓宽视角，由此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促进了生产效率的增长。虽然多元的团队协作不佳，但他们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还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个现象叠加放大，已经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形势。对于这个方向的工作，我不敢夸口——相关数据极其难找，所以结果也许不是那么可靠。不过有意义的是，我挨个估计每个国家的公有和私有资本，接着检验这两种资本的生产效率是否受到所在社会的族裔多元程度的影响。研究过程的每一步都不算准确可靠，但得出的结果就是，族群多元性降低公有资本的生产效率，却又提高私有资本的生产效率。虽然这个结果不一定站得住脚，但至少它跟微观层面以及其他宏观层面的结论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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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申出的一个政策意义是，多元社会应当利用自身的优势，尽其所能大力发展私有部门。这也能说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差异：到目前为止，欧洲的国家与美国相比族裔构成较为稳定单一，所以欧洲的公有部门比美国更大。而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族裔构成非常多元，尤其不适合搞社会主义。但这些国家直到最近广泛奉行的意识形态却偏偏是社会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第一代政治领袖中绝大多数人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接受教育。不仅当时社会主义思潮正是鼎盛时期，而且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欧洲的社会主义人士成为第一批支持反殖民斗争的政治家。除了受当时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之外，效仿苏联模式也有好处，因为可借鉴现成的建立军事力量的路子来应对自身的国防安全问题。80年代所谓的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的一个方面，就是非洲政府在西方的鼓励或强迫下对公有部门进行私有化。虽然有批评指出当时的改革是在意识形态驱动下强行上马，但是改革的方向是适合族群多元的非洲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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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多元性有利有弊，听上去好像只要安排得当就可以正负相抵，使得净效应可忽略不计。然而，你已经知道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同一件事情的影响可以大不相同。比如我们之前讲过，民主制使政治暴力在高收入国家降低，却在低收入国家上升。族群多元性会不会有类似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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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来说，情况确实如此。多元性的正面效应只显现在较高收入水平上，也就是说多元性对于美国来说是件好事，对于欧洲来说，虽然日益多元的族群构成可能对福利制度造成冲击，但是生机勃发的私有经济可以弥补这个缺憾。然而对于肯尼亚和其他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来说，多元性是个弊端。在低收入水平上，多元性意味着巨大的净经济劣势，导致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高度多元化的低收入国家和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相比，经济增长平均落后2%。为何多元性对高收入国家有利，对低收入国家不利？原因可能是，多元性的关键优势来自知识与技能。在一个拥有高水平的知识技能的经济体，多元化的知识技能储备越多就越有利。但是对于知识技能尚处于基础水平的经济体来说，多元化发挥的空间较窄，用途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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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说来，目前的结论表明，族群多元性增大社会协作的难度，并且在低收入水平上这个效应相当显著，足以在很大程度上阻滞经济增长。我们很容易由此断言，多元化社会不可能依靠团结协作来获得任何经济体的发展所必需的集体力量。那么，为了获得这种集体力量，就得靠强权。强权总得有人来领导，这就引出了“仁慈的独裁者”一说。最近的证据显示出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就是在足够敏锐和相对温和的领导下的威权国家可以发挥出集体力量，从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那么，这是否就是族群多元化的低收入国家的出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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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到基本的安全问题上，支持专制制度的理由似乎更充分。你已经看到，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民主制度使得政治暴力在其所有的主要形式上都愈演愈烈。民主制让此类国家变得更危险，镇压却似乎行之有效。于是我们又回到这个丑陋的事实：萨达姆·侯赛因在维持伊拉克的和平稳定这件事上比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做得更好。更好的公共品——独裁者会让火车准点运行——以及更和平稳定，这些支持独裁体制的理由令人不安，却又如此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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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贬损一个敏锐而温和的独裁者的好处，但是我认为对于族群多元的国家来说，这个出路是非常危险的。族群多元性能导致糟糕的民主制度，也能造就糟糕的独裁制度。在族群多元的国家里，独裁者们打的往往是族裔牌，凭借本族的势力攀上权力的顶峰。因此，他们善待的受众范围就不可避免地狭隘，仅限于本族而已。权力的基础越窄，量全国之物力为本族谋私以维持权力的动机就越强烈。而发展国民经济让每一个普通民众受惠这种事情，对于独裁者来说就没什么吸引力。所以按照这种分析来看，族群多元化的国家是非常不适合搞独裁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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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最好拿证据说话，不过这个问题很不简单。我一开始暂且做了个粗略的尝试。我发现，就经济发展状况来说，族群多元的国家比单一民族的国家更需要民主制度。如果这个结果是正确的，那么族群多元的国家不是需要独裁，而是特别地不适合独裁。这个结果很新颖，已经在一份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尽管如此，这显然只是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迈出的第一步，而且还很可能走错。最近爱丽亚娜·拉·费拉拉（Eliana La Ferrara）和她尊敬的合作者——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阿尔伯托·阿勒思纳（Alberto Alesina）再次探讨这个课题，并发表了一篇更为详尽的分析。我读着他们的文章，心情复杂：一方面为有如此重量级的团队研究这个课题而倍感欣喜，同时看到他们考虑到被我忽略的可能性而由衷钦佩；当然，另一方面也害怕我自己的研究结果被他们否定。在学术界，你离自取其辱的窘境从来就只差一篇失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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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忽略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多元性在高收入水平上的害处要小一些。但这个结论很可能为我关于民主体制的论断敲响丧钟。因为民主国家普遍收入水平较高，我又没有控制收入因素，所以很可能我的结果只是由于这条相关性而已。他们逐步展开自己的论证，首先验证我的结论，再推出他们的观点，最后合并这两种可能性。谢天谢地！他们发现两种效应都是存在的——族群多元性在较高收入水平上负面影响较小，并且的确很适合实行民主制。我一方面为族群多元化的民主国家受肯定而高兴，一方面也为自己没有犯错而吃了定心丸。他们承认，在几种情况下这些结论可能不可靠。然而，这些结论提醒我们，要警惕族群民主政治一遇到问题就武断地走独裁道路这种跳跃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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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尝试再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我从前的工作，与阿勒思纳以及拉·费拉拉的研究一样，都是用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绩效的指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个不错的指标。如果多元性的确有两种相互抵消的效应，那么关键就在于衡量其净效应是正还是负。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综合衡量绩效的指标，并不比其他可用的指标差。然而，如果——这是很有可能的——对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来说净效应确实为负，那么我们还需要究根问底。多元性在公共品方面的不利效应必定是通过政治或社会选择来实现的。因此我决定把关注点从经济增长转移到一个更直接衡量这些选择的指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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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课题显然属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领域，我也有幸与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合作。他和阿勒思纳一样也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并且是研究非洲的政治学家老前辈。多年来我们在一个大型团队里共事，在一个专注于非洲的研究网络的资助下开展工作。我们的团队致力于研究为何在1960年之后的40年间大多数非洲经济体都陷入停滞。决策失误肯定不是唯一的解释。例如，众多非洲国家处于内陆的地理位置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不过，决策显然是有影响的，而我们团队决定专门研究那些扰乱国家功能运作的决策。有一年夏天，我们在斯坦福大学会面，把各国经济史的文献都整理一遍，对于几点症状达成共识。例如，其中一点就是在繁荣期间管理不善，用举债支撑经济增长，然而又把所得的成果挥霍一空。我们发现，那些没有这类症状的国家即使没有高速发展，也都总能避免经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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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茨和我决定用这些关键症状作为我们的业绩衡量指标，考察族群多元性是否会导致一个国家更容易做出错误决策。我们发现极多元的族群构成与政治压迫相结合的后果是毁灭性的。这也正是导致非洲诸国产生错误决策的根源。的确，族群多元性和独裁政体只有通过这样的致命互动——不单是独裁政体，也不单是族群多元性，而是二者的结合——才使得一个国家更容易患上这些症状。这个结果完全建立在非洲不同国家的情况之上，却和基于世界各国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十分契合：族群多元的低收入国家搞独裁，后果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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