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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囚徒困境的对策是合作。非洲需要集体行动来遏制军费开支。但合作的难点在于执行：各国政府都希望邻国合作降低军费开支，而自己却不愿这么做。巩固合作的方式很多，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说服一个中立的“警察”来强制执行。这个“警察”的角色可以由援助国来充当，保证援助经费不被挪用；或者是联合国来实施有效的武器禁运。不论是谁来做，总之，非洲得有这么一个“警察”。我之前说过，援助国近年来改变观念，更不容易控制经费用途。那么，直接限制武器出口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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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发展援助无意中为购买军火买单，而且廉价的枪支增大了内战的风险，一个可能的对策是限制武器进入危险地带。幸运的是，这些最容易爆发内战的国家还没有工业化，没有自己的军工，所以限制贸易就能限制枪支。近年来这个政策背后聚集了足够的社会支持，从而时不时得以实践。例如，在科特迪瓦政府和北方反对派的对峙僵局之中，联合国宣布对双方实行武器禁运。这种政策有效吗？我接下来要介绍史蒂夫诺·德拉·魏格拉（Stefano Della Vigna）和爱莉阿娜·拉·费拉拉（Eliana La Ferrara）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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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说到底军火商生产武器所用的资金来自民众的投资。当然，不是每个股东都了解自己购买股份公司的经营情况。但只需少数人投入时间精力去一探究竟公之于众，就足以影响股票价格：如果他们发现一家公司因为武器禁运而受到损失，人们会抛售股票，股价就会下跌。德拉·魏格拉与拉·费拉拉沿着这个思路去搜集信息，他们查看一个国家在被武器禁运之前，是哪些军工企业在向它出口武器。接下来他们看武器禁运的宣布对这些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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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发现乍看让人费解：有的公司股价下跌，有的公司股价上涨。难道这只是股票价格的随机波动吗？事实证明这不是随机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也就是发达国家——军工企业的股价在武器禁运之后显著下跌。然而OECD之外国家的军火商股价反而上涨。他们意识到，最可能的解释是非OECD成员国的军火商违反武器禁运，因为没有OECD国家的竞争者，他们正好从中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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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武器禁运不是没有效果，而是需要更有效的政策来实施。如果一家公司股票价格因为受武器禁运的影响而上涨，那么就值得怀疑。这个简单却意味深远的结论证明统计研究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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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关键结论是，因为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军费开支很可能增加得过度，变成整个地区内部的公共弊病。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军费开支总额为90亿美元，其中40%是用发展援助经费来买单的。另外，在边境控制松散的地区，一国政府大量购买的枪支会逐渐流入邻国的黑市。这些黑市上交易的廉价枪械增加了内战的风险。最终的威胁来自冲突后国家，由于冲突后国家往往军费开支很高，所以他们不仅没能如愿以偿地控制内乱，反而增加了冲突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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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军费开支不仅过度，而且还挪用了发展援助。如果国际社会想补救，有两个措施：限制武器购买的数量，或者通过指定援助的用途，把军费水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武器禁运虽然成效不佳，但在合适的政策下还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枪炮对于政治暴力无异于火上浇油，需要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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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军事工业复合体，出自第三十四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演说，指国家军方与私人军工企业等因为相关的政治经济利益而紧密结合的共生关系。军工企业以政治游说来确保政府的国防预算，而军方则依赖这些企业提供武器和军需，此联合垄断关系为发“战争财”获取暴利，推行遏制和震慑的对外政策，发起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军事行动，在国际关系上可能引发军备竞赛和武器扩散。——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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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 第五章 战争：关于破坏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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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地区战乱频仍？伊拉克使人们对21世纪战争的理解陷入深深的困惑。伊拉克战争没有指向未来，而是重蹈原本已经终结的世界历史的覆辙。伊拉克战争始于外国入侵。两次世界大战、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以及其他战争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这样开始的。在21世纪，外敌入侵的情况会越来越罕见。本世纪充斥在我们电视新闻中的战争将会是内战而不是国际战争。当然，19世纪既有国际战争也有国内战争，但那时即使是内战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图景。19世纪最主要的内战就是美国南北战争。从法律上来讲是内战，在形式上其实是一场国际战争——一些州结盟攻打另一些州的联盟，每个州都有自己的领土、政府和军队。但那已经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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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内战的形式是政府对抗一个法律范围之外的私人军事团体。他们会被称作叛军、恐怖主义者、自由战士，或是匪徒，但是本质上没有区别。这种战争仍然会造成一种倒退，但毕竟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那会是民族国家与政权国家融为一体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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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开头的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为什么在有的国家爆发内战的风险比其他国家更高？如果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或许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某些导致内战风险上升的因素也许是可以立刻得到纠正的。我研究内战原因已有数年，虽然仍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我得出了一些答案。我用统计学的方法，在尽可能长的时间段上考察全世界所有国家，研究是什么决定内战在某时某地而非他时他地发生，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些地区如此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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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法的核心部分是根据某国一些具体情况预测该国是否会爆发内战。这个方法里面有一些问题，但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数据。内战的数据倒不是问题。密歇根大学——这所学校是量化分析政治现象的先锋——的一个研究小组建立了一个1815年以来全球内战数据库。斯堪的纳维亚也有人建立类似的数据库与之竞争。但是绝大部分历史时期的其他数据实在太少，无法与内战的数据对应起来：比如找不到1960年以前的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数据。不过即便有，在1960年之前很长时期内几乎所有低收入国家都曾是各帝国的领地，内部冲突都被掩盖起来，不可能有透明的信息。各帝国之前的时代或许还能做出有意思的东西来，但是可用的数据太少。即使是1960年以后，最可能发生内战的国家也是最不可能有可靠数据的国家。在国际组织的全球数据库中，这些国家因为缺乏数据，在表格中就以点或空白显示。然而幸运的是，我们踩准了研究这个课题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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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末，当安珂和我第一次尝试用统计分析来研究内战的时候，我们只能搜集到23场内战的数据。那简直让人绝望。2004年，我们第二次做这个研究并发表论文时，掌握的资料包括53场内战和550种可能触发内战的局面。这是个进步，但仍然很不理想。在最近一次研究中，多米尼克·罗内尔加入我们，而且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利于我们的研究。第一，内战发生的次数更多，而且也有更多的本来可能开战但最后没有发生的例子。安珂和我每5年更新一次研究数据，第一次的数据截止到1999年底，现在截止到2004年底。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5年，因为这是国际社会大力平息战火的5年，所以我们也能检验这种努力是否减少了内战的爆发。第二，在这段时期内，学者们非常积极地量化各种现象、填补空白，所以我们基本掌握了完整的历史数据。第三个有利因素说起来有点尴尬：我们自己的技术也进步了。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厉害的统计软件，可以为缺失的数据随机指定一系列不同的值。我一向不愿意使用编造的数字，但是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它以不同的概率为缺失数据赋值，每次指定一个不同的数值。这样你就知道，缺失数据以不同的概率取不同值时得出结果的稳健性如何。我们用这个办法去检验只由真实数据得出的主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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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另一个进步是能控制反向因果关系或者共同原因（common causality），这是经济学家们目前做研究的热门方法。就拿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结果来说，低收入国家更可能发生内战。这是否只是低收入与内战的一个关联？也就是说，两种现象常常同时发生，但前者并非后者的原因。从关联到因果可不简单，我接下来会详细解释。初步的判断方法是看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如果低收入先于内战的发生，这就意味着低收入是战争的原因。但这样就足够吗？从发现关联到确定因果关系，有三种情况会导致得出错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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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内战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你知道你所在的国家有暴力冲突的风险，就不大可能在这里投资。所以这个国家因为战争——哪怕是尚未发生的战争——而变得贫困。这种情况下，不是低收入导致战争，而是对战争的预期导致低收入。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个国家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情况导致内战。比如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在安哥拉发动了两场内战。既然内战会对经济造成破坏，在第二场内战开火前，安哥拉就已经很穷。在这种情况下，低收入的发生先于第二场内战，却不是第二场内战的原因。有一些我们没有考虑到的因素——萨文比——持续诱发战争，而第一场内战导致收入降低。第三种情况是可能有些因素同时导致收入的降低和战争风险的上升。比如施行恶政，既民不聊生又官逼民反。总而言之，仅凭低收入发生在战争之前这个现象不足以说明前者是后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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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逐渐学会控制这些问题。他们引入一些步骤来减少结论的不确定性。我们在最新的工作当中运用这些技术。更多的观察数据的确有利于研究，因为这些技术一般都需要大样本。具体来说，我们的分析仅限于首次内战，就可以避免萨文比问题。我们加入恶政的控制变量，并且在分析中包括尽可能多的描述国家特点的变量，这样就减少了恶政之类的问题。对于预期冲突带来的问题，我们用一些影响收入但不影响内战风险的因素来估计收入水平，以此替代实际收入水平。理论上，这个办法同时也可以解决上一个问题。这些方法也不能保证毫无问题，但至少我们是在大量复杂的数据基础上做出结果的——最多有84场内战和1600多种可能触发内战的历史局面。虽然这还不够好，总有能改进的地方，但我们已经能得出值得关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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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虽然是经济学家，但依然对导致内战的原因抱着不可知论的心态，所以我们常在尝试寻找来自各门社会科学的可能原因。除了各种经济因素，还包括历史、地理、社会结构以及政治体制因素。有一点需要明确：我们没有考察直接造成冲突的人物性格和政治事件。所有的战争都有多种原因。萨达姆·侯赛因侵略科威特的理由之一是科威特王室竟敢质疑他的出身是非婚生子。这些轶事有助于我们了解某一场具体的战争，但是会扰乱和影响我们对内战这种现象的理解。为了避免战争，我认为大家应该知道刺激精神病患者不是个好主意，但我的研究是为了找到造成内战风险的结构性因素，并且假以时日这些是可以改变的。所以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84场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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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其一。即使在我们尽力控制可能导致谬误的因素之后，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风险仍然明显更高——穷是危险的。不仅仅是收入水平，还有增长率。在同等收入水平上，相比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国家，人均经济增长更快的国家面临的暴力冲突风险更低。这在某种意义上让人欣慰，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有利于维护和平。有些人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抑制经济增长来建立和平社会。这是幻想重建伊甸园。对此我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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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社会的历史证据得出的结论也支持1960年之后的全球统计数据。正如阿扎尔·盖特（Azar Gat）在他的杰作《人类文明中的战争》（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中所展示的，历史上那些穷困潦倒的国家极其动荡不安。经济发展是解决暴力问题的关键。关于经济发展对和平的促进，真正的难题是在各种途径中找到真正起作用的那一个。我怀疑在整个经济发展之中，并不存在一条可以独立推行的良策。我的猜测是有好几个方面，譬如增加就业、改善教育、树立愿景，让人民拥有一些他们不愿失去的东西，以及提供更好的国家安全服务，所有的这些都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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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水平和增长率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经济因素对暴力有影响。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也会增加风险。为资源而打的战争就是例证——利比里亚的木材、塞拉利昂的钻石，还有刚果的矿石储备都曾是战争的诱因。这一点也得到关于国内暴力冲突的统计分析的支持。例如，安哥拉国内的冲突倾向于集中在钻石矿区。为什么对资源的依赖容易导致暴力冲突？很显然，因为资源对反政府集团来说意味着现成的财源，资源就是各方争抢的蜜糖罐子，资源使得政府无须公民纳税也有钱运转，有了资源就可以逐渐不关心人民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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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也许是我们的结论中最具争议的。有的学者认为这只是石油效应，还有的批评说这是另一种反向因果关系。安珂和我已经学会戒骄戒躁：这些年来我出过不少错，所以不敢自诩无懈可击。我们用新的数据检验是否石油才是真实原因，从结果来看不是这样。然而我们确实发现一个拥有足够自然资源的国家会变得安全。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富得流油的海湾国家就非常和平：他们负担得起牢固的安全体系，也有实力收买潜在的对手。事实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弗朗西斯科·卡塞利（Francesco Caselli）最近复杂的理论工作预测了自然资源的这种两面性——一方面自然资源会增大风险，另一方面足够丰富的资源也能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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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因果关系的问题更棘手一些。我们用初级产品占收入的比例作为资源依赖的指标。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个问题：低收入国家——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低收入——本来就很可能有较高比例的初级产品出口，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其收入——这个比值的分母——很小。一些研究人员尝试通过使用另一个指标来避免这个问题，他们用的是自然资源储备的价值。世界银行发布2000年各国的自然资源储备的估价数据。可惜这个指标又遇上另一个反向因果问题。任何针对自然资源储备的估计都是基于资源开采公司的勘探。勘测的成本很高，所以已探明储量的价值既是地质概念也是经济概念。而公司只愿意在开采权受到保护的国家进行勘探。所以在1960年到2000年间，资源勘探活动很少在陷于内战的国家或战争风险很高的国家进行。用这个办法做研究的学者们因此得出结果，宣称拥有大量资源储备的国家更和平。最近，这个反向因果关系问题被蒂姆·贝斯利和托尔斯滕·佩尔松克服。他们研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否影响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内战的风险。与我们的结论一致，他们发现风险增大。不过，他们还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条件：如果该国的民主体制质量足够高，那么风险就不会增加。如同选举和改革，民主只要不是幌子，就是一种正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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