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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加强专制工具和改善经济，还有什么能让总统大人远离政变之忧呢？在前人的研究中，一个广受追捧的办法是把军队分割成多个分队以便互相牵制。1982年肯尼亚政府能够挫败军事政变，是因为空军和其他军队不是一条心。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把他的军队分成多个支队，互相之间不允许来往，所以发动政变的难度极大。然而他也为这个政策付出代价，因为这样一来他的安全部队完全失灵——虽然规模庞大，但是扎伊尔连小小邻国卢旺达的入侵都抵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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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有关军队内部结构的数据非常少，尽管“分而治之”的假说听上去颇有可取之处，但是无法从统计上检验其真伪。我们想到一个可能，既然内陆国家没有海军，在同等条件下，他们军队的分化程度比临海国家更大一些，所以在内陆国家发动政变更容易成功。我们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虽然我们的确发现政变在内陆国家成功几率更高，但是这个效应并不具备统计显著性，所以得出的结果也可能只是偶然罢了。但是因为按照统计检验的标准，这个分析所用的样本量很少，所以结果不显著也不能说明什么。我的猜测是“分而治之”的策略是有效的。读到这里，总统大人应该按捺不住了，他已经把军队分成7个分队，每支分队交给一个表兄弟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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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让我再帮总统大人一把。我发现了一个更有效的办法，这个办法简单易行，是每个总统都能力所及的——那就是设定任期限制。上世纪90年代伊始，任期限制被广泛采用。如果一位在任的总统同意限定任期，例如规定任职不得超过两个4年，但是只愿意从新规定生效开始计算自己的任期，那么他还有8年的掌权时间，那也够长了。接受任期限制能显著地并且大幅地降低政变的风险。实际上政变风险因此降低一半以上。有了任期限制之后，90年代的现任总统们的处境比以前安全多了。而当任期结束的那一年即将到来，眼看就快无法继续把持大权的总统们开始琢磨：我们真的应该卸任吗？这么做是不是不负责任？国家明明离不开我们呀？总统大人们怀着沉重的心情，被他们身边的阿谀之辈说服了。这些马屁精害怕总统下台，失去庇护。他们自己也是焦虑不已、六神无主。于是他们着手修改宪法，废除任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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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废除任期限制的困难程度作为一个指标，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对宪法的保护机制有多牢固。乍得、津巴布韦和乌干达的总统都成功废除任期限制。俄罗斯总统别出心裁地绕过宪法，变身总理。赞比亚、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总统的尝试却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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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限制能有效地降低政变风险的证据是目前最鼓舞人心的结果。它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政变的确是限制权力的最后手段。但是任期限制降低政变风险的效果能否持续，取决于它是否可信。因为那么多总统都一直等到最后才废除任期限制，那些迫不及待要取而代之的人现在就得质疑，所谓任期限制是否只是骗人的把戏。如果军队以为总统设立任期限制，不过是为了在这个期限到来时将其废除罢了，那么采用任期限制实际上反而延长了军队对总统在位时间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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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想，总统穆加贝看了这本书会得出什么结论？他可能会意识到津巴布韦的经济衰退让他面临着政变的威胁。他还知道自己独掌大权28年，政变风险更加严峻。虽然相比卡斯特罗和卡扎菲，这不过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也足够长，至于任期限制就算了吧，唯一有戏的就是加强专制政策。但是军队已经蠢蠢欲动。总统大人寝食难安，还有什么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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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掌握着军费预算。如果担心军事政变，他可以修改预算。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他应该减少还是增大预算呢？总统大人左右为难。如果军队是个威胁，那么最安全的办法是裁军。如果每位军官都可能是下一个拿破仑，那么军官越少，总统越安全。但是换个角度说，如果军队要求更多经费，那么最安全的办法是多给他们钱。总统犹豫不决：军费是涨是裁？这种时候，他知道可以求助于互联网，很快他搜索到一些研究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找寻答案好比破译德尔菲的神谕（Delphic oracle）[1]一般费劲，但他终于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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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时候政变的风险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军队总司令来向总统抱怨说军心不稳，那么一个明智的总统就会告诉军队他是这么想的：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太低，没有哪个有脑子的军官愿意冒险。冒险的结果多半是失败，因此忘了事成之后的好处，好好掂量失败的惩罚吧。打着政变要挟的幌子来敲诈勒索真是痴人说梦。总统大人又提到哥斯达黎加的例子。这个国家成功地取消了军队，裁掉了预算。我们在数据里也发现相应的结果。在政变风险的正常区间，军费开支的水平对政变风险没有影响，并且政府应对小幅度的风险上升的政策是裁减军费。如果军队是个麻烦，你就该给它瘦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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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变风险还有另一个区间。如果风险很高，那么看似敲诈勒索的威胁就很可能变成现实。总统知道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而成功的回报值得士兵们冒险。他只能增加军费，否则就会危如累卵。如果他满足军队，那发动政变的回报就会下降——总统就可以宽心。我们也从数据中找出了证据，在政变风险较高的区间，高水平的军费开支显著地降低了政变的风险，并且与之相符的是，政府应对高风险的办法是增加军费。我把这看成一种高端的勒索：军队敲诈政府的钱财，与一帮流氓收取保护费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前者在更高的层面上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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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破译经济学研究的德尔菲神谕，总统大人需要做的只是弄明白自己面临的政变风险是高还是低。如果风险低，总统大可以凭着自己的好恶行事，大幅削减军费预算，告诉那些佩着金穗带的军官自己是怎么看待他们这群没用的东西的。不过，假如政变风险很高，那么总统最好增加军费开支。他不得不横下心来顶住援助国的非难，从卫生预算里挤出钱来提高军队待遇。对于总统穆加贝来说，情况很明确。经济一团糟，独裁统治得太久，又没有限定任期——政变的风险随着这些因素水涨船高。他麻烦大了，只能靠铁腕专制和厚待军队来勉力维持。为此，他首先把警察队伍增加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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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时候回到我先前的那个奇怪的问题了：政变通常会让国家变得更好，还是更糟？我们知道政变是有代价的，但是如果这是推翻暴政的唯一选择，那么也许还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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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从两方面考量政变的后果：政变的政治影响和政策影响。我们用标准衡量方法：政治体制方面用政体指数（Polity IV），经济政策方面我们使用的是世界银行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Country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分数。这两个指标都有其局限性，但是用来考察政变的影响是合适的。尽管政变的直接影响很可能是有害的，但是你得看长远效果。我们决定看政变之后的5年间每一年的情况。我们只研究成功的政变——只有成功才能改换政府。在我讲研究结果之前，先想一想一场温和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是什么状况。即使是温和的政变，其结果在最初的几年内也可能会出现恶化。但是情况应该会迅速好转。我们也许有理由希望，政府更换5年之后，政治体制和经济政策都应该得到显著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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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愿望恐怕要落空。一场政变成功后最初的几年里，政治体制的确显著恶化。但是5年之后仍然没有好转，甚至还不如政变之前。经济政策的情况与此类似。政变之后的3年之内经济政策急剧恶化，在第5年时仍然比政变之前更糟。我们前面说过，政变成功后军费开支会大幅上涨，这不仅是为了防范更多的政变，也是为了犒劳部下。这样一来，世行的经济政策评估分数当然就会下降。政变的另一个后遗症是它显著提高了内战爆发的风险，所以政变对于国家政治方面的影响看来不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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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承认我没有研究一个方面的可能性。那就是尽管付诸实施的政变会造成恶劣后果，但对于潜在政变的恐惧可以让政客们如履薄冰，从而迫使他们采取有利的政策。对于这一点我没有研究，因为这个假设实在不容易验证。量化分析取决于差异：得用政变风险的差异来体现出政府政策的差异才行。我不太敢尝试，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可以造成因果逆转的问题，政府政策的好坏也会影响政变风险的大小。我不确定能够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办法，而且得出的结果很可能会误导读者。虽然我没能就此做出分析，但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因为政府对军队的利益负责并不等于对平民百姓的利益负责。政府完全可能以牺牲国民利益为代价，改善针对军队方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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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如果一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那么政变也不失为一剂良药。在有的情况下，政变可能是兵不血刃地罢黜一个恶行累累的非法政权的唯一方式。而在这种情况下，军方的确有采取行动匡扶国家的责任。除此之外，还有抗议示威和反政府武装行动两种反抗方式。对独裁政府普遍的抗议活动只有在收入较高的国家才有。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收入太低，很少有抗议示威，而且一有示威即被镇压。武装反抗代价太高，而且不太可能带来政治变化，不值得尝试。这样看来，为了保证政府称职地行使其职能，政变可以发挥作用。而今政变越来越少，这并不见得是好事。历史上的政变并不容乐观。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的确是有的，但是更普遍的情况是，政变的头目并不是熟练使用手术刀的外科大夫，而是乱砍一通伤及国体的门外汉。到目前为止，政变就像不受控制的导弹一样，往往炸错目标。与其杜绝它们的发射，不如为其装上制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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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尔菲，古希腊城邦的圣地，供奉阿波罗。著名的德尔菲神谕就在这里颁布。——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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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 第七章 科特迪瓦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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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舞弊、政变、再次政变、战火连天——接二连三地遭受重创之后，科特迪瓦一蹶不振。然而这个国家曾经被誉为“非洲奇迹”，前首都阿比让（Abidjan）曾有“非洲的巴黎”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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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科特迪瓦的衰落，我们得从它曾经的辉煌讲起：科特迪瓦的奇迹是怎么回事？这个国家曾经的繁盛并非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上，而要归功于独裁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治国有方。你将看到，他的政策冒着不小的风险，但差点就成功了。在这期间，总统把首都迁往他的家乡小村亚穆苏克罗（Yamoussoukro），并在那里模仿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样式兴建和平圣母大教堂，竣工之后还邀请教皇前来祝圣。大教堂的兴建甚至动用援助资金，为此援助国骇然不已，大加嘲讽。但是有史以来各个国家都会借助纪念性建筑物来树立一个共享的国家特征。人类学家科林·伦弗瑞（Colin Renfrew）认为英国的巨石阵就是这么一种建筑。在我看来，创造一种国民共享的认同感正是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当务之急。不过，一座建在总统家乡的大教堂能否成为这个宗教与族裔分立国家的理想标志，这一点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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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总统的冒险政策距离成功曾经只有一步之遥，但最终还是失败。科特迪瓦如今被视作该地区发展问题最棘手的国家之一，其衰落过程就是一部关于经济冲击、选举、枪炮、战争和军事政变的历史。厄运从经济遭受冲击开始，政府应对无方以致经济衰退、民怨沸腾；迫于形势举行选举，当选的新政府又被政变推翻；此后冲突升级酿成战祸，内战双方竞相扩充军备，国际社会不得不实施武器禁运，但并未能如愿遏止双方的武装冲突。在短短10年之间，科特迪瓦经历了这本书里描绘的所有事件。接下来，本章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来自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詹妮弗·维德娜（Jennifer Widner）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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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独立以来，直到1980年之前，科特迪瓦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乌弗埃-博瓦尼致力于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模式来打造一个经济强国——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推动私有领域的增长。这个战略与当时盛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的确，邻国加纳总统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与他打赌说，加纳走社会主义道路，在10年之内要把科特迪瓦远远地甩在后面。恩克鲁玛输了。20世纪70年代的加纳已经陷入经济和政治崩溃，他本人也被军事政变罢黜，而那时的科特迪瓦稳定和平、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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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发展战略的核心在于吸引移民来开垦荒地种植可可。在该政策鼓励下，来自资源匮乏的内陆国家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的移民如潮水般涌入科特迪瓦。到1980年，40%的劳动力都是移民。这个发展模式在政治上是行得通的，乌弗埃-博瓦尼给移民一些政治权利，赢得他们的拥戴。另一方面，通过对可可征收重税，科特迪瓦人也享受到好处。高税收保障公务员们的就业机会，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当地人。按理说，这种体系维持得越久就越稳定：移民群体人口众多，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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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乌弗埃-博瓦尼实行一党专政，那么他似乎应该能够长期维持这种有利局面，但是经济冲击打乱了他的战略规划。1980年，可可和咖啡的国际价格下跌，石油进口价格飙升，科特迪瓦面临经济危机，不得不求助于外债来缓解。截至1993年外债累积高达150亿美元。然而即使如此大肆举债，国民平均收入还是下降了三分之一，贫困率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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