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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逐渐地学到荷兰的经验。没有效仿荷兰模式的国家都被效仿荷兰的国家吞并。国家之间的战争有两个产物。其一是民族主义的兴起。19世纪浪漫的城市知识分子为了赋予民族主义一个合理的解释，编造出共同的民族根源形成国家这种概念。于是国家之间的冲突就成了民族之间的冲突——共同的民族身份这个谬论是在战场上创造出来的。同仇敌忾的情绪加上同根同源的神话，使得一个国家的居民团结成为一个民族。这个结果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的好处在于把人民凝聚起来抗议示威，迫使政府为全民提供公共品。也许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人们为了全民的利益而团结一心、集体行动。民族主义的坏处在于它催生对别国的诋毁，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媒体给德国人冠上“匈奴”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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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另一个产物就是财政问责（fiscal accountability）的普及。政府必须对富人负责，否则就征不到足够的税，也借不到钱。但是那个阶段的国家距离现代自由国家（modern liberal state）还非常遥远。那时的国家既不是民主国家，税收也还没有用于社会支出。富人是19世纪中叶的统治阶层，他们只关注国家安全问题。那个年代直到今天，是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用坚持不懈的政治抗议推动着国家的进步。为了避免更不利的局面，富裕阶层被迫逐渐地扩大选举权的范围。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公信力，能够推进再分配改革，避免过于激烈以至于动摇经济的变局。改革一旦实行即不可逆转。国家就是这样缓慢地走向民主，在此过程中，政府的政策重心也缓慢地转向普通老百姓的诉求——除了国防之外，还提供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为普通大众的利益服务的体制——现代自由民主制（modern liberal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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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样的分析，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是由暴力推动的。统治小国家的掠夺成性的暴君，一步一步地进化成为争取选票而千方百计讨好选民、承诺服务的现代政治家。沿着这样曲折崎岖的小路，现代国家最终演变成向全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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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规模经济能够使得国家不断融合成为超级大国。世界上曾经多次上演一国军力控制辽阔领土的历史，例如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大英帝国、法国、葡萄牙、俄罗斯和奥匈帝国。超级大国的形成过程往往是十分迅速的，因为技术让国家得以极速扩张。大草原上的蒙古人发明马蹬，从而打下迄今为止幅员最广阔的内陆帝国。类似的军事扩张在19世纪也有发生。而领土扩张的速度，一旦超过建立统一的国民身份认同的速度，超级大国在试图建立国民认同感的时候就会面临异常棘手的问题。它们最终成为帝国，而不是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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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塑造取决于政治领导人的选择。他们的选择影响着帝国转变成民族国家的速度。罗马统治者赋予其治下的自由民公民权利，使得罗马帝国终于在几个世纪之后开始走向民族国家。与此相反，昏庸无能的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醉心当皇帝，在10年之内把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联邦强行变成埃塞俄比亚帝国和厄立特里亚殖民地。但此举注定埋下祸根，因为帝国的时代早已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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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时代骤然终止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崛起的美国对帝国的坚决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民族自决，这个理念以当时的国际关系原则来看是革命性的。民族自决意味着，不再是民族身份不断变化以适应政治疆土边界，而是国土边界改变以适应现有的民族身份——就像某种游戏那样，音乐一停止，人们就奔向属于自己的座位。“民族自决”被写入《凡尔赛合约》而得以付诸实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些日后导致巴尔干战火重燃的国家独立。然而直到美国与英法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之际展开政治较量之后，民族自决才真正蔚然成风。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大英帝国迅速放弃对殖民地的统治，为法国和葡萄牙做出先例，使后者不得不效仿。最终民族自决甚至瓦解了苏联帝国。总之，在20世纪后半叶，独立国家的数目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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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国家形成的过程，与此前描述过的原始阶段的国家形成完全不同。除了极个别例外，新国家的成立并不是为了解决安全防御问题。常有人说新国家的边界是随意划定的。这种说法对殖民当局来说不太公平。要把众多族裔群体划分成为可管控的国家，他们面临的问题并不轻松。问题的核心在于，导致现代国家形成的两个流程一个也没有发生：既没有因为安全需要而出现的国家，在以军事控制划分的领土之内也没有基于想象的同根同源而创造出一个民族国家来。仅在非洲，就有2000多个不同语言的族群。如果每一个都独立建国的话，它们的领土和人口就太微不足道，不足以产生安全的规模经济——它们注定会内忧外患，不得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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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尽管殖民主义帝国解体之后产生的新国家都历史悠久，众多族裔对本族都忠心不二，但他们往往缺乏对国家的忠诚——人们首先效忠于自己的族群。我已经论述过，这种情况严重地阻碍了公共服务的提供。任何公共品，都是人们争相抢夺的对象。众多族裔谁在政治斗争中占上风，谁就能控制公有资源。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效仿民族国家建立的模式：逐渐化解族裔之别，用国民身份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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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非洲人来说，族裔问题是个尴尬的话题。原因之一，就是族裔问题被视为历史的倒退、现代的对立面。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族裔之别一定会逐渐消弭。这是个令人欣慰的命题，但是太多的事实告诉我们，让人宽心并不代表命题成立。我们必须拿出证据。从非洲晴雨表最近在9个非洲国家做的民意问卷调查来看，现实不容乐观。这些问卷的结果表明，越是受过教育的人，越重视自己的族裔身份；当雇员的比传统务农的人有更强烈的族裔认同；经历过政治动员的人也是如此。所以教育、就业和选举竞争方面的社会发展非但没有淡化族裔多元性的分量，反而使其更加突出，也许这是因为族裔之间的政治竞争就是在现代经济（而非传统经济）中展开的。族裔政治的后果对于农民来说影响不大，但如果公共部门的职位优先给那些当权派的同族，那么教育和就业的发展确实使族裔身份越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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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当年众多族群能够被划分成少数的几个大国，大到足够安全，那么他们就会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为广大民众塑造一个身份归属感，以维持国家有效运转。事实上，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2000多个族群被划分成54个国家。这到底是国家数目太少而导致族裔过于多元、难以治理，还是国家数目太多以至于无法产生安全的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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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在非殖民化之后产生一批小国家，情况和罗马帝国衰落后并无二致，但之后的历史就不一样了。在很大程度上，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边界就此固定，因为来自邻国的威胁并不大，至少没有到担心被对方吞并的地步。在过去的50年间，我只想出两个国家合并的例子，都发生在1989年：东德驻北也门大使很不幸地成为独一无二的双料下岗员工。历史的主流与此相反，在本来就很小的国家之内通过民族自决再分裂出更小的国家，这样的事情广受承认。所以，尽管“力利浦特”们热衷于军备竞赛，但这些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政府并没有卷入像19世纪欧洲各国之间发生的那种程度的国际战争。因此，国家对税收的需求也没有那么高。税收不高，自有援助资金来补贴——典型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政府开销的三分之一依赖于发展援助。有限的军费开支加上高额援助资金，这样税收的压力比较轻，通常占GDP的12%。在如此低的税收之下，老百姓没有动力要求政府实行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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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更深入地思考一个腐败的统治者会怎么看待税收。假如你是总统蒙博托，你会征收多重的税呢？我突然意识到，低税可能正是统治者刻意而为之。蒙博托显然很贪财，并且常常手头紧。蒙博托并没有聚敛起庞大的私产，他从国家搜刮的财富都用于奖赏众多的亲信。他敛财的最重要的手段，是让矿产资源开采企业出血。这些公司被榨干之后，他也没有动用增加税收的法子，而是大量印发钞票。这和总统穆加贝的政策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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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胀是一种回报很高的收税方式，而且其妙处在于人民意识不到这是一种税。实际上，通货膨胀是对持有货币征税。如果物价每个月翻一番——正如曾经的扎伊尔和目前的津巴布韦正在上演的那样——那么国家实际上在对人们手头持有的现金征收每个月50%的税。算一算国家得到什么吧。假如一个普通人每个月有收入进账，并且每个月均匀地花光工资。那么他平均下来持有的现金相当于两个星期的收入。所以，50%的通货膨胀就掠去了他一周的收入。这是每个月的情况，一年算下来相当于是25%的所得税。作为一种人们意识不到的税收来说，这还真不赖。那为什么高通胀并不常见呢？这是因为这种收入不能持久。人们总能找到与开销相比尽可能少持有货币的办法，比如一拿到钱就去抢购囤货。这就是为什么高通胀总是引发混乱并以悲剧结束。蒙博托和穆加贝总统都把其当作最后的手段。作为补充说明，我在书稿的最终修改中更新了津巴布韦通胀的数据——物价不再是每月翻番，而是每周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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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引起人民的反抗，腐败的统治者可能慎用直接的税收。他们不想征税过重，以至于激发人民要求政府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如果最终要为全体人民的福利而花钱，那么收再多的税也是白费力气。如果你的拥趸们得到的好处不比其他任何人多，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再对你忠心不二。所以高额税收是以更大的政府责任为条件的。经济学家们喜欢把选择定义为以最大化为目标的决策问题：一家企业的目标也许是利润最大化，一个个体的目标也许是幸福最大化。的确，经济学就是凭着这简单粗暴的假设发展壮大的：如果人们真的是以最大化为目标，那么我们就能对他们的选择做出预测。关键是我们还能知道，在他们面临的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他们的选择会怎样变化。一般说来这类预测和现实差不太多，所以经济学家们还没有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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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到一个腐败政客的选择可以视为这样一个简单的决策问题：收多高的税可以让自己最大限度地贪污挪用公共资金？税率太低，没钱可贪；税率太高，财政倒是充裕了，但重税导致严格的监督，不方便贪污。在一个腐败领导人看来，最理想的税率可能是比较低的。我们用这个理论框架还可以推断，一个腐败领导人在位时，公共福利支出不会是零。虽然腐败领导人一分钱都不想花在公共福利上，对于他来说，与其把财政收入浪费在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上，不如拿去犒赏自己的党羽。但是领导人必须面对这个现实：能让自己最大化地挪用公款犒赏拥趸的那个税率，会引起纳税人在某种程度上监督政府。如果，假设在这种程度的监督之下，他可以挪用三分之一的税收，那么还有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可以用于正当的支出。税收总额比实际所需的数量要少，因为领导人刻意压低税率以免受到监督掣肘。这样一来，人民受到双重损失：他们只从三分之二的财政支出中获得福利，而且财政支出低于他们需要的水平。尽管他们仍然获得了一些公共服务，但这并不能证明统治者有为民谋福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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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文中对于问责制和民族认同感的嬗变做了简单阐述。运用这个理论可以基本解释为何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在政治上会陷入停滞的困境。国家不能有效运转，一方面是因为国家运转良好并不符合领导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因为国民认同感的缺位会影响公共服务的供应。如果参考欧洲国家的发展经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需要更强劲的国家军事对抗。当国与国之间存在安全威胁时，它们就需要增加税收，从而迫使政府实行问责制。同时，这种情况也会催生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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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认为这种办法不可取。不过在排除这个办法之前，让我先讲讲支持它的证据。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领导人中，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Museveni）治国有方。1986年他上台时，国家可以说是一片废墟：在独立之后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乌干达就从和平繁荣陷入大规模暴力冲突和贫困之中。当时的乌干达确实很像不列颠在罗马军团撤离后的状况。坎帕拉（Kampala）和5世纪的伦敦一样，落得田园荒芜，荆棘丛生。穆塞韦尼总统力挽狂澜，使得这个资源匮乏的内陆国家变成非洲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在这片大陆的其他地方，领导者们大多热衷于为自己的亲信牟利和搞民粹主义，而穆塞韦尼总统一向更重视经济复苏。他是受到什么力量的驱使呢？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的雄心壮志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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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认识穆塞韦尼总统，并且在了解他之后深感佩服敬重。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更是一位致力于改变东非和中非政治格局的军事领导人。为此他渴望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他最看不起的人是前总统阿敏（Idi Amin）。阿敏不仅搞垮了乌干达的经济，还在坦桑尼亚军队入侵时一败涂地，耻辱地下台。我相信穆塞韦尼总统从中得出的一则教训是没有繁荣的经济就没有强大的军队。我认为这个信念是支持乌干达经济改革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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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重建经济，还让乌干达成为唯一真正成功控制艾滋病的非洲国家。他发动的“零放牧”（zero grazing）的宣传运动有效地说服了乌干达平民改变性行为习惯。海伦·艾普斯汀（Helen Epstein）在她的《看不见的治愈》一书中对此做出了精彩的描述。然而，她的书里没有提到是什么让穆塞韦尼下定决心对抗艾滋病。穆塞韦尼一心要建立强大的军队，他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商量，把他的军官们送到古巴去接受训练。到了古巴，军官们做了体检。古巴方面传回这么一条消息：你知道你的军官们大多数HIV检测呈阳性，会死于艾滋病吗？我猜测乌干达对抗艾滋病的运动，正如他们的经济改革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穆塞韦尼总统的强军梦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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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当然没有完全转型为一个问责制的政体，但这是一个国家运转的有效性得到改善的真实例子。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1994年以后的卢旺达。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政府，如同穆塞韦尼总统一样都出身反政府武装，目前都是非洲国家建设卓有成效的典型。穆塞韦尼和卡加梅联合侵占扎伊尔。蒙博托重用宠佞的腐败统治掏空国家，导致扎伊尔武装不堪一击。此后，穆塞韦尼和卡加梅产生嫌隙。他们都热衷于发展军队，于是就针对彼此大搞军备竞赛。我记得时任英国国际发展事务大臣的克莱尔·肖特（Clare Short）收到穆塞韦尼总统的来信，信中解释乌干达为了防范卡加梅的阴谋入侵而又一次上调军事预算。那封信让克莱尔恼怒不已。所以这就是两个心怀军事雄心而又彼此对抗的国家由此变得更加强大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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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不认为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必须走欧洲的老路。就算这条路走得通，它的代价也太大了。欧洲曾经饱受战乱之苦，我不希望看到同样的悲剧发生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现在的战争相比欧洲曾经经历的还要血腥。战争太过残酷。一定有一条更好的通向有效而负责的国家建设的道路。但是，因为一件事情比其他选择更有吸引力就相信它，我不希望犯这样的错误。自欺欺人的思考方式困扰了发展问题几十年。我们必须着眼于现实的世界，而非我们期望中的世界。所以，尽管历史道路的沉重代价是希望存在更好的办法的理由，却不构成认为存在更好的办法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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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稍后会给出我相信存在更好的办法的理由，但是暂且让我继续谈谈上文提到的代价巨大的模式，并且解释为何我认为历史老路是走不通的。如果我在“历史道路走不通”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存在更好的办法”这一点上是错的，那就意味着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只能困在现状之中，没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向负责又有效的国家体制。某些思虑周全的人就是这么说的。迈克尔·克莱门斯（Michael Clemens）在权威杂志《外交》上撰文称，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在我们有生之年都不可能有什么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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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历史的道路现在被封锁了呢？部分原因是国际战争和军事对抗的高昂代价导致这条道路在政治上是不现实的。无论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都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即使不考虑政治可行性，历史道路还是行不通。就算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经历漫长的混战，它们也不会最终转型成为有效而负责的国家。关键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大多坐拥自然资源带来的巨额收入。这些国家在财政上类似于当年的哈布斯堡帝国。自然资源带来的收入可以长年维持高涨的军费开支，它们不需要依赖税收。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之中军费开支最高的是安哥拉，其军费曾一度占GDP的20%。然而它的政府对内并不征税，同时也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中最不关心民生疾苦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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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道路才行得通呢？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推行的道路无疑是最好的——政府领导着力于树立国民认同感。令人惊讶的是，尼雷尔的成功并不是通过营造对邻国的敌对情绪实现的。相反，他同时强调泛非洲的归属感和坦桑尼亚国民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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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少数的国家里，族裔分化的政治过程可能走过了头，只能分裂成独立的几个国家。但是，这个解决办法会造成小国家的大量产生。以最近独立的科索沃为例，深处内陆，资源匮乏，国土狭小，时刻处在战争的威胁之下。附近的三个小地区也在模仿科索沃的先例，要求独立：20万人口的阿布哈兹（Abkhazia），7万人口并且地处内陆的南奥塞梯（South Ossetia）， 以及55万人口同样地处内陆的德涅斯特河沿岸（Transdniestra）。全世界范围内，目前要求独立的地区多达70个。与其中大多数相比，约克郡显得幅员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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