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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利益攸关的邻国们参与冲突后国家的治理，有合理的原因，也可能有一些不合理的动机。在全世界范围内，相邻的国家之间往往都有些摩擦，毕竟邻国是外部威胁的主要源头。在本书写作期间，巴基斯坦自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5]去世后陷于瘫痪状态，但是巴基斯坦不会和印度共享主权。同理，厄立特里亚也不可能和埃塞俄比亚共享主权。总之，邻国之间共享主权行不通。非洲联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才会提出除了索马里的邻国以外，由任何愿意出兵的国家派出军队赴索马里执行维和任务。然而索马里的例子也证实了这种办法的局限性，因为唯一一个愿意大量派兵的国家恰好就是邻国埃塞俄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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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冲突后国家的邻国们并不属于一个政治组织，因此它们没有在一个组织内部合作的经验。而且很显然它们的协作是短暂的，可能撑不过10年。更麻烦的是邻国数目众多的情况。以当今的后冲突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为例，看看地图，都有哪些国家与其接壤：刚果（布）、中非共和国、苏丹、乌干达、卢旺达、坦桑尼亚、赞比亚和安哥拉。模拟试验证明，参与者数量越多，协作越困难。8个参与者就算很多了。另外，参与者们要逐渐学会协作。所以如果从零开始建立合作组织，那么合作初期必然有一个试错的阶段，而这正是冲突后国家最脆弱的时候。最后，模拟试验的最重要结论之一，就是参与者们使用一种待遇对等的策略来确保相互合作：它们避免做出不理性的决策，因为这样终将遭到对方的报复。总而言之，短期合作比永久合作更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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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以上问题，我不得不放弃主权共享这个提议。那么还有什么选择呢？我认为解决的方案就是把邻国对冲突后国家合理的利益诉求，委托给一个永久的、与冲突后国家没有利益关系的组织。虽然非洲联盟这样的区域性组织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显然最好是联合国，具体说来是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之下成立于2005年的建设和平委员会（Peace-Building Commission）。这样一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个案例中，联合国代表其邻国掌握一部分主权，致力于尽量减少冲突后国家对邻国造成的损失。需要声明的是，联合国掌握部分主权，并不是因为它自身有这个权利。这一点和一些学者建议联合国恢复旧有的托管治理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冲突后国家的政府应当和联合国分享主权，而不是被联合国剥夺主权；并且应当首先规定，区域或国际组织与其共享主权的目的只是保护邻国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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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指导着受托人的决定呢？在一定程度上，每一个决定所面临的状况都是独一无二的，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过有一套明确的指导方针有助于做决策。当有不同的参与者需要协调的时候，指导方针尤其有用。我认为这里面有三方面参与者。有的政府应当派出维和部队或为其提供资金；有的政府应当提供援助；冲突后国家的政府应当推行经济改革，削减军费，并且如果要举行选举的话，那么就应当保证选举的自由与公正。一直以来，那些国际社会监督不到的国家的军火商铤而走险，无视对冲突后国家实行的武器进口禁令。不过现在我们有办法查出这类违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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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每一方都有赖于其他方面的参与。有效实施武器禁运，才能减少维和部队官兵的伤亡。维和部队需要等到该国经济发展良好之时才能撤出，而经济发展需要援助经费和政策改革的助力。选举一直都在进行，但是离自由、公正还差得远，这非但没有降低暴力的风险，反而引发更多的暴力。这些决策不仅相互依赖，而且需要持续10年左右，但是到目前为止，三方面只有短期协作。指导方针旨在规定10年之内各方对彼此的责任，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却可以让各方对彼此行动有一个共同的预期。而且指导方针也是符合现代国际合作精神的——从《蒙特雷共识》（Monterrey Consensus）到《联合国全球契约》（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都是约定成员国之间相互的责任。正如武器禁运要求各国遵守禁令一样，国际协作中承担责任的范围很广，并不仅限于高收入国家和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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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指导方针的时候，一个后冲突契约应当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不能逾越的红线。红线规定得越明确，就越不容易被逾越，因此国际社会在后冲突国家的介入也就不至于演变成一场噩梦。要是我们一开始能明确这些红线，我想到目前为止的后冲突乱局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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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出三条国际行动的提议。第一条建议，解决的是打着民主的幌子攫取权力的问题。第二条建议，解决的是获得权力以后滥用权力的问题。最后，是解决困扰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结构性动荡不安问题。这些建议可能被采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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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国际行动的讨论涵盖两个极端。就拿在津巴布韦问题上的不同立场来说。一方面，布拉瓦约[6]的大主教以及众多国际时事评论员都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军事行动推翻总统穆加贝；托尼·布莱尔反对穆加贝参加英联邦首脑会议，戈登·布朗因为穆加贝参加欧非峰会而拒绝出席。另一方面，非洲国家的总统们又同气连枝为穆加贝鸣不平，推选他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本书中提出的三条建议，没有一条是军事干预更换政权。我认为通过外部势力更换一个国家的政权，无异于揭开殖民主义留下的尚未愈合的伤疤，因此这种做法是不现实的。然而，本书的建议也不是毫不干涉。当今世界，各国紧密相连，毫无约束的国家主权必生祸端。这些极端的立场相持不下，所以我建议一种折中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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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这些建议被采纳，它们会起到预期的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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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本书付梓之时，肯尼亚正发生骚乱。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尽力展示通过规范选举有可能改变肯尼亚的历史进程。然而在过去的10年间，真正笼罩非洲的灾难阴影来自津巴布韦。确切的是，总统穆加贝系统性地破坏民主政体和国家经济。那么有什么办法能扭转这个灾难呢？唯一能够改变津巴布韦历史进程的力量，来自津巴布韦本国的军队。非洲联盟目前的规则，拒绝承认政变的合法性。虽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任总统们当然乐意达成这样一条协议，但这条规定是不合理的。津巴布韦需要一场政变，但不是像科特迪瓦和埃塞俄比亚发生的那种造成更大灾难的政变。对于政变我们要控制，而不是杜绝：这就是本书的核心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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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绵羊和山羊的典故出自《圣经》，是耶稣提到的一个比喻，耶稣把信徒分为两队，一队是能得救的绵羊，一队是不能得救的山羊（《马太福音》：25
:31—46）。——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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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哥斯达黎加前总统阿里亚斯的倡导和努力下，中美洲5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在1987年签署《中美洲建立稳定和持久和平的程序》，为实现中美洲地区的和平奠定了基础。他因此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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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它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希望通过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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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大战。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的矛盾以及宗教纠纷激化的产物。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为肇始，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这场战争推动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欧洲近代史的开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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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1953年6月21日—2007年12月27日），巴基斯坦前总理，人民党领导人。2007年12月27日在伊斯兰堡邻近的拉瓦尔品第市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遭遇自杀式袭击受伤，不治身亡。——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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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布拉瓦约是津巴布韦第二大城市，北马塔贝莱兰省省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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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 第十章 改变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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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我们已经讲完本书的主要内容。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处于结构性的动荡不安和结构性的问责制缺失之中。虽然最近几年是有史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但是以上两种痼疾导致的严重后果人人皆知。结构性的动荡不安在索马里和苏丹先后导致的危机，占据2007年国际新闻的头条。结构性的问责制缺失导致选举丑闻，分别在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肯尼亚爆发，也上了2007年的头条新闻。2008年初，乍得发生叛乱，而东帝汶的叛军政变未遂，总统还在澳大利亚接受治疗。今后恐怕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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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所面临的这个结构性的痼疾到底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它们太大，很难建立有社会凝聚力的民族国家；与此同时它们又太小，很难建立和平稳定的政权国家。说它们太大，是因为这些国家族裔太多元，缺乏集体行动所需要的团结一致；说它们太小，是因为这些国家人口少，达不到高效提供公共品所需的规模。有些公共品不一定是国家良好运转所必需的，因为可以通过私有部门来提供。欧洲的部分医疗和教育服务是公共品，而这些在美国就是靠私立机构来运营。但是另外的一些公共品是不能让私有部门代劳的。国家安全和问责制就是这样的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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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国家的安全防御可以成功地依赖于私有部门，尽管历史上间或有这样的尝试。受雇的私人武装最终会掠夺它们本该保护的人民。布里吞人[1]在罗马人撤离后，曾经尝试过雇佣一群朱特人[2]匪徒来帮助他们抗击皮克特人[3]。没想到朱特人在15年后看准时机，血洗不列颠的统治阶层并取而代之。说到由私人来提供问责制，绝大多数这样的例子——比如在美国，面临着医疗诉讼的威胁，医疗体系变得规范——都有赖于法律的支持。在法制缺位的国家，为了在一个小圈子里维持良好的声誉，也可以建立起一定程度的问责制。经济学家们常常提到的一个例子，即13世纪的犹太商人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凭着良好的信誉进行跨国贸易。然而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4]最近展示，如果这样的小圈子规模扩大，那么整个体系就会崩溃。所以，安全防御和问责制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缺乏这两者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后果，就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在过去40年间经历的故事。在这段时期里他们沦为全球最贫困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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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治领袖有足够的远见，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可以塑造出共同的国民身份认同，从政权国家转变成民族国家，并且和区域内其他国家开展合作。以上方法结合起来就能够改善公共品的供应，确保人民所需的安全防御和权力制衡机制。有时候，会有拥有这样领导力的人物出来掌握政治权力，但这样的好事并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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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叶斯·尼雷尔、苏加诺、纳尔逊·曼德拉这些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都是开国总统，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一旦政权可以被一心谋私的政客所获取，那么这种利欲熏心的政客就一定会搏上一把，而正直的人士则会退出政坛。劣币驱逐良币。我尽量不使用花哨的经济学术语，不过既然您已经读完本书，相信您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个术语：按照经济学的说法，政治领袖的质量是内生变量。所以在这些国家里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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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安全防御和问责制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需求，应当由国际社会来供应。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很多人看到军事干预造成的意外后果，可能会认为任何形式的干预行动风险都太高。然而，国际军事干预行动也曾有过很多成功的例子。我们得到的教训并不是军事干预本身风险很高，而是应当限制和明确规定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进行军事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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