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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财经专栏记者安德鲁·罗斯·索尔金（Andrew Ross Sorkin）在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他本人的节目中这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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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首先，事态居然发展到这般田地，甚至让（斯诺登）逃往俄罗斯。其次，显然中国对我们竟然会让他离境都分外不满……我们本该将之逮捕，现在几乎应该将格伦·格林沃尔德绳之以法，似乎正是这位记者在帮助他逃往厄瓜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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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的记者曾为将五角大楼文件公之于世而一路打拼到美国最高法院，然而现在连他们都支持拘捕我，这无疑是许多体制内记者甘愿对美国政府俯首帖耳的有力证明。然而将调查记者当作罪犯，终究会对该报自身及其员工产生严重影响。索尔金后来对我做出道歉，但是他的言论表明了这种观点轻而易举被人接受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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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这一观点在美国媒体界并非众口一词。实际上，认为要将我诉诸法律的说法激起了诸多记者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支持我所做的工作。在很多其他的主流电视节目中，主持人对所披露的事实真相更感兴趣，而不是对相关人士进行妖魔化报道。在格里高利的采访中对我提出质疑后的那一周里，舆论对他的谴责声此起彼伏。《赫芬顿邮报》（Huffinton Post）刊文称：“我们至今仍不敢相信大卫·格里高利会对格伦·格林沃尔德如此发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华盛顿记者站主任托比· 汉登（Toby Harnden）在推特上表示：“我曾在穆加贝（Mugabe）领导下的津巴布韦因为‘从事记者工作’而锒铛入狱，大卫·格里高利的意思是，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也会如此行事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诸多媒体的记者、专栏作家都纷纷公开或私下对我表示支持。然而无论他们如何支持，将进行报道的记者推到法网之中的，不正是这些作茧自缚的媒体自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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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律师和顾问都认为，如果我回到美国，势必会存在被捕的风险。我希望能找到一位值得信赖的人，可以向我保证说，这种风险其实根本不存在，司法部不会拿我怎样。可是事与愿违：大家的普遍观点是，司法部为避免留下抓捕记者的口实，不会公开对我的报道采取行动。大家是担心政府会捏造事实，称我的犯罪行为是在记者工作范畴之外。与《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巴顿·格尔曼不同，在发表这些内容之前，我曾亲赴香港与斯诺登见面；当他抵达俄罗斯后，我们经常性地保持通话；并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在世界各地媒体发表国安局的相关报道。司法部会认定我曾“协助并唆使”斯诺登的泄密行为，或是帮助一个“逃亡者”摆脱司法的制裁，或我为国外媒体效力构成某种间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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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对国安局和美国政府的评论都刻意表现出了攻击性和傲慢无礼的态度。为这件所谓美国史上最严重的泄密事件，政府无疑很迫切需要找到一个人痛下杀手，若不能让国家机器平愤，至少也可以杀鸡儆猴。因为始作俑者现在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政治庇护，劳拉和我就成了理想的第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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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以来，和司法部高层有接触的几位律师试图获得非正式的保证，即让我不会得到指控。在事发5个月后的10月，国会议员艾伦·格雷森就此事向大法官霍德尔致信，信中提到不少政坛上的显赫人物都要求将我逮捕。出于可能会遭到指控，我不得不拒绝就国安局的事宜在国会作证的邀请。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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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此事非常令人遗憾：（1）行使记者职责并非犯罪；（2）与之相反，此举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明文保护；（3）实际上，格林沃尔德先生的报道涉及的问题使我、其他国会议员以及公众意识到，这是政府特工对法律和宪法权利的肆意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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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询问司法部是否会对我进行指控，是否我应该设法进入美国，而“司法部、国土安全部，或是其他联邦政府部门是否会扣押、审问、逮捕或指控”我。但是据格雷森家乡的报纸《奥兰多前哨报》（the Orlando Sentinel）在12月的报道称，他本人从未就此信收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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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底到2014年年初，随着政府官员不断在明显为我的工作进行定罪，我受到指控的威胁与日俱增。去年10月，国安局局长基斯·亚历山大针对我在世界各地自由撰稿进行报道做出这样的抱怨：“那些报社记者手里掌握着所有这些文件，无论是5万份还是多少，还在四处兜售。”另外他令人心寒地提出要求称，对于“我们这些人”，政府“应该拿出办法予以制止。”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负责人迈克·罗杰斯在1月的一次听证会上，对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数次评价道，部分新闻记者在“兜售窃取而来的财产”，使其成为“买卖赃物者”或是“盗贼”，接着他又特别说明，他所言的内容就是在针对我。当我通过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开始就加拿大的监控行为就行报道时，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的右翼政府议会发言人抨击我是“色情间谍”，并指责加拿大广播公司从我手中购买窃取文件。在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开始使用犯罪用语“共犯”来特指涉嫌国安局监听项目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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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如果仅仅出于对美国形象和世界范围的争议考虑，我回到美国之后被捕的概率应该少于50%。在我看来，作为美国史上对记者因从事本职工作而进行指控的首位总统，这会为奥巴马的传世功绩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因此政府会尽力避免。但是如果说最近所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什么的话，那就是美国政府将会无所不用其极，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若真是如此，我也就会难免身陷囹圄，受到反间谍法的指控，接受联邦法官的审判，而事实证明法官将在此问题上毫无廉耻地顺从华盛顿的意志，以致我能有幸猜错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我决定只有在我对风险有着更清晰的认识之后，才会回到美国。与此同时，我的家人、朋友，以及就所我从事的工作在美国进行探讨的各种重要机会也都难以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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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和国会议员都认为，我因我的报道而置身险境这件事本身，是对新闻自由的极大侵蚀与破坏。现在居然连记者都加入到要将我的报道视作重罪的队伍中来，可见政府宣传力度之大，成果可见一斑，居然可以让训练有素的专业记者为其效力，将记者进行调查的工作视作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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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诺登的攻击当然更为恶毒，而且还非常诡异地都是如出一辙。那些著名评论家除了知道斯诺登是在偶然间得到一些文件那老一套之外，对他其实一无所知，结果就开始大放厥词。才知道斯诺登姓甚名谁不到几个小时，他们就一个个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前去大肆诋毁中伤他的品行和动机。他们在毫无任何确凿证据的条件下，振振有词地称斯诺登是“沽名钓誉的自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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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CBS News）主持人鲍勃·希弗（Bob Schieffer）诋毁斯诺登是位“自恋的年轻人，自以为他比我们都高明几分”。《纽约客》的杰弗里·图宾（Jeffrey Toobin）称他为“理应被投进大牢的自恋狂。”《华盛顿邮报》的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谈到有报道称，斯诺登用毯子把自己蒙起来，以防止头顶上方的摄像头拍下他的密码时，则宣称斯诺登“根本不是偏执狂，而是彻头彻尾的自恋狂”。科恩又诡异地补充了一句，说斯诺登“就像是异装癖的‘小红帽’，他追名逐利的欲望终会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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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评头品足纯属无稽之谈。斯诺登已经决心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正如他所言，将不接受任何采访。他深知媒体喜欢给所有的故事都贴上个人的标签，他希望大家关注的重点是国安局的监控而不是他本人。斯诺登也确实言出必行，拒绝任何媒体邀请。数月以来，每天我都会受到来自几乎全美所有电视台节目、电视新闻名人、著名记者的来电或电子邮件，恳求能有机会与斯诺登交谈。《今日秀》栏目主持人马特·劳尔（Matt Lauer）曾多次来电游说；《60分钟》（60 Minutes）时事杂志不断来电要求采访，以至于我不再接听他们的电话；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名主持布莱恩·威廉姆斯（Brian Williams）派遣不同的代表前来邀请。斯诺登若是有意出名的话，可以整日整夜在这些最具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上亮相，得到全世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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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却根本不为所动。我把对方的要求尽数转达，他却全盘拒绝，不愿让人们的关注点从信息披露方面有丝毫转移。若他真是沽名钓誉的自恋狂，那么这种行为的确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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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诺登人品的更多诋毁接踵而至。《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嘲讽斯诺登“连社区大学都念不下来”，认为他是个“绝对无法沟通的人物”，代表着“日益高涨的不信任思潮、愤世嫉俗的有害传播、社会架构的磨损，以及表面上极具个人主义的人群兴起，而他们却完全不理解该如何与他人和睦相处，不懂得维护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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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Politico）的罗杰·西蒙（Roger Simon）则认为，斯诺登是位“失败者”，因为他“高中都没毕业”。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民主党国会议员黛比·沃瑟曼–舒尔茨（Debbie Wasserman-Schultz）谴责斯诺登是个懦夫，此次国安局泄密也毁掉了他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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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是否爱国这一点遭到质疑这也在所难免，因为他前往中国香港，有人就说他可能是为中国政府效力的间谍。共和党竞选资深顾问马克·马克维克（Mark Mackowiak）宣称：“不难想见，斯诺登其实身为中方的双重间谍，而且会很快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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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当斯诺登离开香港，打算途经俄罗斯去拉丁美洲时，对他的指控也无声无息地从中方间谍变为俄方间谍。众议院议员迈克·罗杰斯提出如此指控毫无证据可言，尽管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斯诺登只能前往俄罗斯是因为美国已撤销了他的护照，并且美国还威吓古巴等国，取消为他提供安全通道的承诺。此外，究竟何种俄罗斯间谍会前往香港，或是和媒体记者配合公开表明身份，而不是直接前往自己莫斯科的上司那里藏匿起来？这些说法都是凭空捏造，毫无任何根据可言，可这并不能阻碍其四处扩散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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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诺登最为捕风捉影、不顾后果的肆意影射攻击来自《纽约时报》，称他已得到中国政府而不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许可离开香港，接着又补充了一行极富破坏性的揣测：“曾为大国政府间谍机构效力的两名西方情报专家称，他们相信中国政府已经设法将斯诺登称他带到香港的4台笔记本电脑中的内容提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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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完全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可以获得斯诺登手中掌握的国安局数据。报纸仅仅是让读者通过“两名匿名专家认为”的观点，推断出这样的事情业已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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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报道刊登之际，斯诺登正困在莫斯科机场无法上网。当他再次出现之际，通过我在《卫报》上发表的文章，他对此事断然否认，称自己未曾给中国或俄罗斯透露任何数据。他表示：“我从未给任何政府提供任何情报信息，他们也从未能从我的笔记本电脑中拿到任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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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诺登对此予以否定的消息发布之后的当天，《纽约时报》公众版编辑玛格丽特·苏利文对本报的那篇文章提出批评。她就此事采访了本报的国际编辑约瑟夫·卡恩（Joseph Kahn），对方表示“很重要的一点是，应在报道中见到这样的字样：‘根据并未掌握直接信息的专家推测，可能会有如下情况发生’”。苏利文认为：“《纽约时报》就如此敏感话题发表的文章中缺少这两句话，虽然并非中心内容，但是也会误导舆论，或对报纸的声誉带来损害。”在文章的结尾，她表示同意一位对此怨声载道的读者的观点：“我打开《纽约时报》是为了掌握事实真相；若是为了解各种揣测，那么这些东西我几乎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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