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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吉尔·爱博松（Jill Abramson）在一次会议上曾说服《卫报》就部分国安局报道予以配合，他通过《卫报》的简宁·吉布森发来一条消息：“请转告格伦·格林沃尔德本人，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我们不应发表有关中国‘获取了’斯诺登笔记本电脑中情报的说法，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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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森估计希望我会对他感恩戴德，可我根本不买她的账：一份报纸的执行主编居然事后才称如此明显的诽谤性文章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不应见诸报端，那么为何不索性将其撤下，或至少刊登一篇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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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缺乏证据之外，声称斯诺登的笔记本电脑“内容外泄”本身根本不合逻辑。人们不用笔记本电脑传送大量数据已有多年。即使是在笔记本电脑普及之前，大量文件也都是储存在磁盘中，现在则多用U盘。的确，斯诺登随身带了4个笔记本电脑前往香港，每个都具有不同的安全性用途，可这与他所携带的文件毫无关系。所有资料都在U盘中储存妥当，而且都用极其复杂的手段予以加密。由于曾经作为国安局的黑客，斯诺登深知这些根本无法被国安局所攻破，更别提中国或俄罗斯的情报机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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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斯诺登的几部电脑大做文章，分明是在利用人们的无知和恐惧心理来进行大肆误导——“他搞到了大量文件，需要4台笔记本电脑才能完全装下！”另外，即便是中方想方设法获取了相关内容，他们也无法从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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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说法称斯诺登想通过放弃这些监听机密信息来给自己谋条生路。他已经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冒着牢狱之灾的风险，向世界公布了这一秘密监控系统，只因他认为必须将其制止。若是说他为使自己不至身陷囹圄，才宁愿倒戈帮助中国或俄罗斯并提高它们的监控能力，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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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法也许荒唐之极，但是可以想见，它们所造成的危害却是相当巨大。在任何讨论国安局情报泄露事件的电视节目中，无一例外都会有人断言，中国现已通过斯诺登掌握了美国大部分敏感的机密文件，而对此也无人站出来予以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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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赫赫然登出的大标题就是“中国何以对斯诺登放行”，文中这样写道：“他几乎不再具有任何价值。《纽约时报》援引情报专家的观点称，他们相信中国政府‘已经设法拿到了斯诺登称自己随身带往香港的4台笔记本电脑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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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挑战政治权力的任何人的人格品行进行妖魔化处理，这是美国政府、包括媒体长期以来惯用的伎俩。在此方面首个最突出的实例非丹尼尔·艾尔斯伯格莫属，作为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者，在尼克松政府时期，他所遭受的境遇让人闻之变色，甚至有特工闯入他的心理医生诊所，盗取艾尔斯伯格的个人档案，暗中调查他的性史。尽管这种手段荒唐至极，那么缘何要将他令人尴尬的私人信息公之于世，来作为对他揭露欺上瞒下的政府的回击呢？艾尔斯伯格清楚地明白这一点：谁都不想和身败名裂或是名誉扫地之徒产生任何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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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伎俩也曾用在了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身上，他因在瑞典性侵两位女子遭到指控而声名狼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攻击阿桑奇的报纸恰巧还曾与他合作过，并从阿桑奇和维基解密事件中泄密的美军士兵切尔西·曼宁那里受益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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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纽约时报》发表了它所谓的“伊拉克战争记录”时，其中涉及了详细记录战争期间美军及其盟军滥杀无辜暴行的成千上万份保密文件，这篇报道位于头版重要位置，爆料内容本身也分量不俗，系出自主战派记者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之手，目的不外乎是将阿桑奇打成异类、怪胎、妄想偏执狂，而根本没有尊重事实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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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笔下的阿桑奇经常“用假名登记入住酒店，染发变装，为了安全通常睡沙发或地板，而不敢躺在床上休息，使用现金而不用信用卡，以免遭人追踪，因此隔三岔五还得向朋友借钱”。文中称他“举止古怪、独断专行”且沉溺于“夸大妄想”，还说有人诋毁他“与美国政府有深仇大恨”。除此之外，在对他的心理分析方面又添一笔，文章援引一位维基解密心怀不满的志愿者的观点，认为“他的精神不大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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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阿桑奇贴上疯狂和妄想的标签，又是美国政治话语的惯用把戏，也是《纽约时报》寻常伎俩。在一篇文章中，当时的《纽约时报》主编比尔·凯勒引用了该报记者的文字，这样描写阿桑奇，称他“头发凌乱，仿佛一个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妇人走在路上，身穿一件脏兮兮的浅色运动上装，配一条工装裤，里面的白衬衫也同样污秽不堪，足蹬一双破破烂烂的旅游鞋，肮脏的白袜堆在脚踝，身上的味道好似已经多日未曾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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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对待美军泄密士兵切尔西·曼宁（当时还叫布拉德利·曼宁）也是如出一辙，执意称促使曼宁做出如此大规模的泄密，其背后的动机并非是坚持信仰或良知，而是人格障碍以及心神不定。有诸多文章毫无根据地妄加揣度，从军队中的性别斗争到反同性恋歧视，再到曼宁与父亲的不和，这些都成了导致本次重大文件泄密事件的主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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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持异议者归为人格障碍并非是美国的发明，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曾被送入疯人院进行例行“治疗”。在目前这种关键时刻，发起人身攻击的原因显而易见。若想让批评意见不那么行之有效，那么上述手法的确很好用，因为很少有人愿意与疯子或怪人为伍。这种手法还可起到杀鸡儆猴的效应：当异见者被逐出社会，被贬为情绪不稳，则会令社会中的其他人也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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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挑战现状的行为要有逻辑必然性。对现状的捍卫者而言，现行秩序和主流机构都是公正合理的。因此若是有谁提出不同见解，特别是当有人认为自己动机足够强大而采取极端行动时，显然势必是因为情绪不稳及精神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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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从广义来讲，人们有两种选择：或者对制度权威俯首称臣，或是采取极端措施与之抗衡。既然前者是理智和正当的选择，那么后者势必就是疯狂和非法的举措。在社会现状的捍卫者看来，仅仅把反对主流正统思想的极端举动和精神病画上等号分量还不够，极端异见本身就是证据，乃至足以证明该人存在严重的人格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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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算式的核心内容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认为与制度权威意见相左就涉及伦理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选择，而一味顺从则不会带来这许多麻烦。在这样的错误前提下，社会将会对异见者的行为动机投入极大关注，却无人对我们的制度机构有丝毫质疑，结果导致后者可以掩人耳目，继续我行我素。对权威俯首帖耳被默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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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两种做法都关乎道德选择，两种行事方法能够揭示出相关个人的重要特点。普罗大众大多会认为极端的反对意见体现出一种人格障碍，但其实恰恰相反：在面对严重不公的情况时，拒绝提出异议才是性格缺陷或道德缺失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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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教授彼得·路德兰姆（Peter Ludlam）在《纽约时报》刊文，谈及他所谓的“令美国军方、民间和政府情报界头痛不已的泄密、揭发、黑客入侵事件”，与这些行为有染的人群，他将之称为“W一代”，其中以斯诺登和曼宁为典型代表，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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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希望将W一代的成员进行精神治疗，这种想法倒也并不意外。他们想要了解这些人何以如此特立独行，迥然异于大型媒体机构中的其他成员。那么以此类推，如果泄密揭发和黑客行为需要心理动机，那么在系统中向当权机构靠拢的心理动机也需要揭示，而在这样的系统中，大型媒体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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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知，系统本身可能就是病态，即便在机构中的从业者是按照组织规则行事，并遵循内部的诚信机制也仍旧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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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探讨是制度权威最不愿见到的。对泄密者进行妖魔化是美国主流媒体保护当权者利益的一种手段。这种对权贵的谄媚态度是如此根深蒂固，乃至媒体界的游戏规则几乎变成了争当政府的喉舌和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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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泄露机密信息被视作某种恶意或犯罪行为为例。持这种观点的华盛顿记者若不是因为这些泄露的文件信息令政府不快或有损其形象，他们根本不会对斯诺登或我的所作所为加以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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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华盛顿的情报泄露事情屡见不鲜，以颇有名望的著名华盛顿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为例，他就会经常性地从高层知情人那里获取机密信息，并将之公之于世，还能保住自己的职位不受影响。奥巴马手下的官员会经常前往《纽约时报》爆料机密情报，诸如无人机杀人、行刺本· 拉登等等。前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及中情局官员都曾向影片《刺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导演透露机密情报，希望影片能为奥巴马的最大政治成就歌功颂德。（与此同时，司法部的律师告知联邦法院，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不得透露有关抓捕本·拉登的相关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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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体制内记者会对泄露情报的相关官员或是获悉情报并将之公之于众的媒体撰稿人提出起诉。若有人提议将多年来披露最高机密的鲍勃·伍德沃德及其高层政府信息来源作为犯罪分子来对待，定会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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