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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暗示了一幅二分的社会图景：“有负疚感的”人和“被欺骗的”人。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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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尽管他们通常不一定比工人阶级挣得多，却总是心怀歉疚，满脑子都是社会关怀。另一边则是各种劳动阶级，他们已经被电视和报刊杂志中关于美好生活的种种想象彻底洗了脑，于是因为大蛋糕上自己的那一块太小而觉得受了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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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只存在两个等级，这也被“二战”期间英国驻北非第八步兵团的一名士兵意识到了，他曾雄辩地描绘了这种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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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官，这就是一个倒霉蛋打发自己倒霉的一辈子的好办法，不是吗？您听说过等级差别这回事吗，长官？让我来告诉您这是什么意思。它是说，维克斯-阿姆斯特朗③挣了钱却装成输了的样子，丘吉尔又点燃了一支雪茄，《泰晤士报》在解释“自由”和“民主”，而我，屁股坐在利比亚的战壕里，用钢盔朝一个昏迷的家伙劈头盖脸地浇凉水。只要你能待在一个好等级里——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等级制就错不了，长官，因为一个等级得到蜜糖，而另一个等级只有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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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名士兵的结论可以有另外一种表达，那就是，每一个地方的所有工作都能分为两类：安全的和危险的。每年有十万名工人因为与工作相关的事故或疾病死亡，四十万人因工伤致残，六百万人在工作时健康受到损害。在《劳动阶层的大多数》（The Working-Class Majority，1974年）一书中，安德鲁·李维逊（Andrew Levison）写道，“所有那些认为过去的等级差别已经消失的陈词滥调和让人乐观的说法，都会因为下面这个不争的事实而变得毫无意义——美国的工人必须将重伤甚至死亡视为他们每天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则不需要。”他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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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如果每年总有那么几个公司总部像矿井一样坍塌下来，砸死六十到七十名管理人员，全球会爆发多少抗议的呼声？或者假设所有的银行都长期弥漫一种会令经理、职员、出纳员们生癌的看不见的毒尘，情况会怎样？最后，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名大学教授在他们工作时失聪、断指、失去手或者眼睛，请想象一下那种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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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和受伤，也许是美国最可怕的等级分界线。正是这条分界线，把听任自己的孩子在越南被杀害或遭受残暴而无能为力的父母们，与那些逃脱了这场噩梦的富有的父母们（这主要得力于臭名昭著的S－2大学生延期服役计划④）区别了开来。这一次等级分界，已经深深切进了美国社会的心脏地带，它带来的创痛将持续毒害好几代人。谁若仍对这个国家的等级意识将信将疑，就应该去听听一位失去儿子的劳动阶层父亲的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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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很苦，真的。敢用你那该死的美元打赌，我心里很苦。正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为这个国家捐出了自己的孩子。那些商人，他们经营这个国家，并从里头大把地挣钞票。那些上过大学的人，那些大学教授，他们去华盛顿告诉政府该怎么怎么做？但他们的儿子，他们并没有在沼泽里死掉，我说的是越南。先生，他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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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母亲补充说：“我们始终没办法弄明白，当我的孩子不得不动身上路时，所有那些富人家的孩子，那些住在郊区的高级住宅里的孩子，是怎么逃开这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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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分法的确能简易而又有效地强调不公和表达痛苦。但一种三分法也同样被很多人采用，这很可能是因为，“三”这个数字代表着胜利、希望、智慧。它总能奇特地预示征兆，令人联想到民间传说，甚至还颇有神秘的魔力。至少从19世纪起，当马修·阿诺德⑤将他的邻人和朋友划分为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或者像他那令人难以忘怀的三个命名一样：野蛮人（注意，指上等）、非利士人（中等）和平民（下等），英国人早已普遍接受了三个等级的划分。中等阶层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从这个三层观念出发来思考等级制度，这不仅因为这个观念为他们提供了道德和社会安全感，同时，这种划分恰到好处地使中层能够等距离地远离那个高于他们的阶层（也远离那些属于上层特有的种种罪恶，诸如骄傲、势利，挥霍、漠不关心），和那些低于他们的等级及其各种特征（诸如肮脏、拘束、羞惭、屈辱）。尽管称呼“下层阶级”的英式委婉语“劳动阶层”大有取前者而代之的势头，上层、中层、下层仍是称呼这三类人的习惯性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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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等级划分上，普遍为人接受的数字是三层，社会学家们则更倾向于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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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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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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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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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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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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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等级的数目一一数清，有些人可能会自动放弃，因为他们会像写作《美国的炫耀》（Showing Off in America，1981年）一书的约翰·布鲁克斯⑥发现的一样：“在新的美国社会结构当中，各种各样的等级仿佛无穷无尽。”或者，他们会像一位被问及波士顿等级状况的当地人一样回答：“要我去数清楚或者叫出名来的等级太多了……见鬼，大概有15到30个吧。”（像一个美国好公民那样，他还会马上补充一句：“不过，这事儿跟我可他妈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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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结果使我确信，这个国家的等级最好分为如下九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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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最开始就要弄明白：区分这些等级的绝非只有财富一项标准。“不可能只根据金钱，”一位工人说得尤为正确，“因为谁也不会确切知道你这方面的情况。”与金钱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风范、品味和认知水平。乔治·奥威尔⑦说过：“从经济上说，毫无疑问只有两种等级，富人和穷人。但从社会角度看，有一整个由各种阶层组成的等级制度。每一个等级的成员从各自的童年时代习得的风范和传统不但大相径庭——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他们终其一生都很难改变这些东西。要从自己出身的等级逃离，从文化意义上讲，非常困难。”当约翰·肯尼迪在电视上看到理查德·尼克松露面时，一脸吃惊地回头冲他的朋友说：“这家伙一点没档次。”当然他指的并非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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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巨额财产和高薪就能赋予一个人高等身份的人们，或许能从一本名叫《与一位百万富翁共同生活的一年》（Live a Year with a Millionaire）的小书中获得些许安慰。该书的作者是科尼里斯·文德比尔特·惠特尼⑧，他于1981年圣诞节将此书（免费）送给他的朋友们。不用多说，这位作者的平庸、愚蠢、自满和毫无智慧，只能让读者联想到《拉德纳响铃》（Ring Lardner）中的角色，或者像辛克莱·刘易斯⑨的《了解柯立芝的人》（The Man Who Knew Coolidge）一类讽刺喜剧里的人物。“他们很有大城市人的气派”，惠特尼在描述一次聚会上遇到的人们时说，“来自全国各个地方。”他说得越多，读者就越容易觉察，除了他的钱以外，惠特尼骨子里压根儿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伙，他不自觉地说着他那个社会阶层的种种陈词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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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再往下的阶层，这条原则同样适用：金钱并非那么说明问题。约翰·布鲁克斯以两家在郊区毗邻而居的居民为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一位先生是汽车修理厂的机修工，典型的“蓝领”；另一位是一家出版社的雇员，“白领”。他们的收入不相上下，可生活差别却大极了。蓝先生购置了一座干净漂亮的“牧场小屋”，白先生买下了一座破烂的旧屋，并自己动手重新装修了一番。蓝夫人在当地的商店尤其是住家附近的购物中心采购，并觉得它们棒极了，“多么方便啊。”而白夫人去城里的店铺买她的衣物。蓝先生饮酒，但宁愿偷偷摸摸，并通常是在星期六晚上，窗帘紧闭。白先生一家也饮酒，很开放，常常在自家的后院里喝。蓝先生夫妇常冲着对方大喊大叫，声音穿过他们的每一个房间，或传遍他们那块地皮的每一个角落，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白先生一家总是控制着自己的音量，有时声音小到互相听不清楚。至于家居摆设，书籍当然是一个重要标准。蓝先生家中见不到哪怕一本书，而白先生家的起居室里有无数堆放得满满的书架。布鲁克斯总结道：“总的来说，这两个家庭可以说毫无相似之处，但他们的收入却大体相当。”同样，罗素·林内斯也正是因为数年前就注意到品味、知识和感知力比金钱更能决定人的社会等级，才提出一个三重结构的说法，即把人分为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有一般文化教养（中产阶级趣味）的人和缺乏文化教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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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上层贫民充满嫌恶地看着一个赤贫阶层，并非由于其贫穷，而是由于他们糟糕的生活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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