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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建造横滨中华街——“我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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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章节将展示，如今的横滨中华街是如何从华人与周边社区之间复杂的商业和社会交流历史中兴起的。“复杂”是因为这个过程包含两个矛盾的趋势。一方面，日本消费者对中华街的热衷程度，表明该地区在经济上融入了城市，并且被认可为当地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商品化又界定和强化了文化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维持了华人身份和日本人身份的分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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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这一时间框架内，华人自我认同的特征与标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横滨，华人的含义随着其与日本社会，以及与中国本土关系的变化而改变。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横滨中华街作为地方和华人作为群体的持续性社会建构。今天，这一地区呈现的是一个充满中式风土人情的雅致空间。此外，它是一个没有污垢的中华街，用潘氏的话说，拥有“几乎是巴黎式的时髦”。[26]通俗文学、大众媒体和依赖日本顾客的中餐馆，共同塑造了这一形象。但这个形象是最近才产生的，其表象之下是横滨中华街盘根错节且经常相互矛盾的历史形象。就像存在于美国人想象中的唐人街一样，横滨中华街也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既具威胁性，又有诱惑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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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同名的日本通俗小说，即分别由斋藤荣（1993年）、小谷恭介（2001年）写的《横滨中华街杀人事件》能帮我们理解这一地方的文化意义。[28]小谷的作品以1989年为背景，描写了一连串与不光彩的房地产交易和一家以中国为主题的夜总会有关的谋杀案。剧情中没有任何中国人物，而俱乐部的神秘女士最终被揭穿是一个装作中国人的日本女子。在书中，横滨中华街作为故事背景的弦外之音是外国人在遵纪守法的日本从事犯罪活动。在读者看来，这一地区是纯洁国度里不纯洁的源头。在这一点上，小说的视角非常贴近一种可以被理解为民族问题（national problematic）的东西。[29]这部作品展现了日本人对界定日本民族与外国人身份的执着，这在当代日本是非常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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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藤早于小谷的创作与后者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表达了一种源自横滨多元文化传统的本土自豪感。小说讲述了侦探二阶堂和他的命理师妻子日美子破获一起发生在一家豪华中餐馆的连环谋杀案的故事。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中对中华街美食的描写丝毫没有小谷作品中的恐怖感。借日美子之口，作者斋藤夸赞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华街”。[30]即使到最后，读者们知道杀人凶手是二阶堂的华人针灸师的时候，凶手留下的遗书仍然证明他的动机是高尚且富有情义的。这部作品展现了异国情调而非民族问题，将中华街视为城市的正面存在、国际化的象征，而没有敲响文化污染的警钟。然而，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对立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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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横滨中华街的文化本质主义叙述，是当代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典型看法，也符合日本人对种族和民族的定义，但它确实指出了横滨多元文化传统中相互冲突的观点。同样的张力也能在中国的港口城市上海找到。正如历史学家马克·斯维斯洛基（Mark Swislocki）对美食的分析那样，从19世纪中叶开始，美食扮演了区隔不同文化、强化地域认同的双重角色。美食既可以展示城市本土化的一面，又可以展示城市国际化的一面，也就是由本地居民、外来移民定义的不同文化。[31]这些关于文化融合的相异看法，是文化碰撞的典型产物。此外，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美食在定义横滨的地方文化中也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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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横滨华人自己也被深深地卷入了这些本质主义的建构和批判。第三位小说家的叙述提供了横滨华人居民心理的罕见画像。小说展示了在一个被一元化的身份理解严格定义的社区里，混血儿面临的两难处境。1988年芥川奖得主冈松和夫的小说《海之堡》，讲述了秋川和有马两个出生在横滨但有不同民族血统的人长达20年的友谊。在小说中，有一半中国血统、一半日本血统的有马一直苦苦挣扎，希望做一个真正的横滨人。但他不停地遭遇各种民族藩篱，包括夺走他兄弟生命的第二次中日战争。有马的大哥回到中华民国上医学院，在蒋介石（1887—1975）麾下当军医，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二哥在东京学医，在北京医院行医，后被日军强征入伍，也死于战争。三哥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在日本军队中担任翻译时丧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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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马改造自我的努力最终失败，在绝望中，他向“正宗的”日本人秋川倾诉自己对于故乡不切实际的想象：“呃，这很难解释，就像一幅既没有日本又没有中国的山水画。但当牵涉到国家以后，国与国之间最终会互相憎恨，人们为当权者牺牲。战争时发生在我哥哥们身上的事，让我觉得受够了。在内心深处，我只想把横滨作为我的乌托邦。”[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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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马的心理困境在于，他既不是纯粹的中国人，也不是纯粹的日本人，这说明了中国人和日本人身份的排他性和狭隘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类似于美籍华人或澳籍华人的华裔日本人身份，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术语描述有马的处境。有马选择将自己同时看成“华侨”和“横滨人”。这种混合的身份使他不用自视为日本人也能成为横滨社会的一员。但这种选择同时也是危险的，因为“华侨”指向一个遥远的祖国，而“横滨人”指向一个日本民族的亚群落。这种模糊身份意味着对民族问题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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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横滨作为一个超越国家范畴的国际化空间，这种理想化概念需要与中日两国间冲突不断的历史联系起来。自19世纪末以来，中日两国三度交战，分别是在1894～1895年、1931～1932年，以及1937～1945年。而在战争时期，国家归属感是至关重要的。《海之堡》中有马三兄弟的故事并不是作者凭空想象的。冈松笔下的人物以中华街一个著名家族为原型，反映了他们在战争时期的真实经历。[34]广东移民鲍棠（1854—1905）在1871年前后定居横滨，并与一个名为沟吕木满寿[35]的日本农民之女结婚。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他们的两个儿子在日本军队服役。其中一个当军医，另一个当翻译，并且都死于中国战场。第三个儿子回到中国，在中国军队中当军医。第四个儿子鲍博公（？—1958）与有马最相似，他没有参加战争，选择留在横滨经营家族餐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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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的华人居民对克服中日血统冲突宿命的渴望，使这座城市的历史充满乌托邦色彩。然而，像鲍棠家族那样极端的例子却告诉我们，当不同国家各自要求公民履行义务的时候，会造成怎样的悲剧性后果。和有马一样，这些人碰触到了柔性身份的硬边界，并且面临想象和居住在一个乌托邦里的诸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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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超越终极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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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单一民族的终极要求，导致了有马（或者鲍博公）和他兄弟们面临的困境。这种困境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自19世纪以来，日本和中国的政治近代化推动者都试图向民众灌输国家和民族意识。政府的政策将国家认同制度化，把它变成个人的“终极”认同，也就是说，“在危急时刻”大集体有权要求男人们和女人们绝对忠诚。正如鲁贝特·艾默生（Rupert Emerson）所解释的那样，国家这一集体可以压倒“其中所有小集体，以及超越国家之外的更大集体”。[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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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拒绝这种终极认同中固有的假设和优先性；而对横滨的集体身份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以显示其历史性和多重性。集体认同——更确切地说，集体身份认同——是构成社会生活的关系范畴，它区分了朋友和敌人、本国和外国。它们有别于自我认同，后者被乔治·德弗罗（George Devereux）定义为一个人的“绝对唯一性”。这种个体性，被德弗罗理解为人性，是由每个人可能接触到的特定身份认同的具体序列建立起来的。然而，集体认同和自我认同在日常语言中很容易被混淆；构成独特人格模式的多重群体归属感并不总是显性的。当遇到必须区分自我和他者时候——比如中日战争期间——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的区别便会彻底暴露。在极端情况下，过分执着于终极认同甚至会导致精神失常。德弗罗认为，执着于将民族——出于相同的理由，也可以说是“国家”——认同置于所有人之上，意味着一个人的人格意识出现了巨大障碍。当一个人把他或她的多重社会关系简化到终极的单向度上时，其结果就是真实身份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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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些学者来说，流散人口的概念提供了一种对抗地域性民族国家单向度认同的方式。在他们的作品中，流散主体可以作为“一个具有双重和多重意识的形象，对一个分裂甚至在分散过程中的主体，在跨越纵横交错的边界中”发挥作用。[38]正如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认为的那样，流散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自我定义是反对国家权力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同化的。所以，流散人口身份认同是一种抵抗方式，用来表达“特定的世界主义”，该世界主义反抗“民族国家或同化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本土的，尤其是原住民的主张”。[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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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齐克·托托兰（Khachig Tötölyan）却指出，将流散视作乌托邦，将其完全视为一种知识的辨识对象从历史上看是短视的；它没有考虑到政权、文化习惯、民族主义赋予很多流散身份认同的稳定性和延续性。[40]与此类似，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认为，最新趋势是将流散作为一种自由的身份认同形式，这有悖于“那些本质化的叙述，以及对于流散的早期定义来说至关重要的原始认同”。[41]因此，以后的历史研究更应关注流散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而不是思考它们如何能够发挥作用，同时以此阐明移民、歧视和调和的过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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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接下来的章节将要展示的那样，横滨华人群体社区就是这两种流散概念的典范。一方面，中国的远距离民族主义确实通过“本质和永恒的文化认同，在流放、分散的状态下仍然顽强存在”。[43]另一方面，多元的横滨社区里的成员既有国家认同，又有地方认同。横滨华人说明了在流散状态下，多元认同如何形成并对单向身份认同和民族问题形成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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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展示人们如何尝试在具有排他性和冲突性的国家或民族认同中，调和出一个具有世界性和包容性的地方认同。横滨是本书故事的发生地，但它并不特殊。在2012年出版的《种族圣像：多样性在哪里以及如何胜利》（Pax Ethnica：Where and How Diversity Succeeds）中，卡尔·E.迈耶（Karl E. Meyer）和沙恩·布莱尔·布里萨克（Shareen Blair Brysac）在法国港口城市马赛观察到类似的移民历史和包容性文化。迈耶和布里萨克认为，马赛市公民认同促进了社区融合，因此在2005年法国全国爆发骚乱的时候，这里的种族冲突比其他地方轻微得多。两位作者引用心理学家阿兰·莫罗（Alain Moreau）的话说：“来自马赛的年轻人，特别是北非裔的年轻人，经常强调，在社会身份认同问题上，他们首先认为自己是‘马赛人’。”[44]这与横滨的华人、日本人都自称“滨之子”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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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日交流中，人们有的更多的是对冲突而不是对合作的记忆。事实上，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民族认同论调，使过去和现在的冲突都不可避免。相反，横滨中华街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批判性视角来看待这种民族认同话语：它让我们在历史的纵深中思考集体认同——也就是说，集体认同的形成与消解过程——以及它们是如何加剧或缓和中日之间的冲突的。通过反思这段历史，希望我们可以想象出超越终极认同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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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本书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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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按照时间顺序，依据横滨中华街与中国、日本关系的主要节点来划分章节。第一章开篇讨论了近代以前到19世纪中叶的情况，这一时期，大量华人移民被日本接纳。1859年，日本横滨等城市被开放为通商口岸后，出现了中国人的永久居留地；这些通商口岸是全球近代化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源自全新的外交准则和国家与人民关系的变化。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促成了这一转变，使国际战争的影响渗透这座国际化港口城市的社会生活。就在各国以民族性作为包容和排斥的原则时，冲突迫使华人移民及其后裔以民族性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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